新華社北京８月２９日電（記者韓墨 劉麗娜）“不是説政府有錯位的問題嗎？那就把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換成市場的手，”在３月兩會期間的記者會上，李克強總理言辭堅決，並鄭重承諾：新一屆政府決心把國務院現有１７００多項行政審批事項削減三分之一以上。

    如今不到半年，國務院已分四批取消和下放２００多項行政審批權，並作出嚴格控制新設行政許可的決定。中國政府“壯士斷腕”的自我改革如此高效，引發世界關注。

    不少海外專家説，新一屆政府著力推進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主動完成“有形”之手和“無形”之手的再平衡，適應了中國經濟發展新階段的迫切需要，將進一步激發企業活力，提升增長動能，進而創造更多的改革紅利。

    減干預 增活力

    “這次是動真格的了，”英國渣打銀行中國經濟專家斯蒂芬·格林談起自己對中國“簡政放權”改革的第一印象，“人們討論這事有很長時間了，現在我們看到決策層拿出了明確的改革日程表。”

    ３月以來，國務院展開新一輪機構調整，正部級機構減少４個，推行鐵路政企分開，組建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重組國家海洋局等機構，隨後陸續取消和下放了一大批行政審批事項，主要涉及投資、生産經營活動領域和企業、個人及社會組織的資質資格認定。

    “過去３０年，中國成功從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如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平衡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成為中國經濟長期增長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阿根廷拉普拉塔國立大學經濟學家西蒙諾夫教授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説。

    他説，中國過去的宏觀調控和治理措施成功避免了經濟轉型中的大起大落，但也出現了政府在部分領域權力過大、干預過多的問題。“新一屆政府實施簡政放權，回應了市場對更多自主權的呼籲，將激發企業更大的活力，為中國經濟注入新的動力。”

    美國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陸瑞安説，中國政府最近出臺嚴格控制新設行政許可的決定，可以減少政府對資源配置的直接影響，降低私營部門交易成本，促使資源向那些能提供最優回報的企業和行業流動，最終提高生産力和經濟産出。政府則將注意力放在建立和完善市場監管規則上。

    《紐約時報》載文説，一個更注重市場導向的中國經濟將對世界産生廣泛影響，外國投資者、在華經營的跨國公司和中國本土企業都將為之振奮。“這項改革可以使中國加強創新活力和培育中産階層，從而使之成為世界舞臺上更具實力的競爭者”。

    推轉型 增後勁

    李克強總理多次強調，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激發市場和社會的創造活力，既有利當前，也惠及長遠，是“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重要一招”。不少外國專家認為，以簡政放權推動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是中國政府經濟治理思路的一次創新。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尼古拉斯·拉迪説，政府對於利率、匯率和資源價格的過多管制會引發資源錯配和結構失衡。中國政府的行政改革可以使價格更加市場化，從而提高經濟效能，促進結構平衡。

    “這類改革將有助於提高家庭收入、降低儲蓄率，從而雙管齊下促進私人消費，抵消近來中國投資趨緩對經濟的影響，”他説。

    不少海外專家注意到，最近宣佈成立的上海自貿區是中國政府簡政放權、轉變職能、改善治理的全新嘗試。依據國務院提議，上海自貿區將暫停實施外資、中外合資、中外合作企業設立及變更審批等法律規定，並探索建立以準入後監督為主，準入前負面清單管理為輔的體制改革。

    “中國政府希望它（上海自貿區）能夠成為戰略和金融投資者的樂土，畢竟，許多外國投資者進入中國市場前最大的擔心便是官僚體制和過多的行政管制，”常年為亞洲公司作投資諮詢的公司經理肯特·凱德説。

    一些受訪專家認為，金融、養老、商務服務、文娛教育、醫療保健等服務業是促進中國經濟再平衡的關鍵，而這些行業此前普遍受到較多管制。中國政府此次決心給市場“鬆綁”，將激發服務業釋放巨大活力，從而拉動消費，實現經濟結構調整。

    須審慎 求平衡

    “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人們曾經這樣描述行政體制改革時常遭遇的困局。新一屆政府對此高度警惕，提出“該放的堅決放開到位，該管的必須管住管好”。其他國家的正反面經驗也表明，處理好“干預”與“放權”的關係並非易事，協調“有形”之手和“無形”之手必須在實踐中不斷尋找平衡。

    “上世紀８０年代末，阿根廷經濟陷入滯脹，採取了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方案。雖然經濟活力被激發，但由於缺乏有效監管，致使金融泡沫積累並在２００１年破裂，”西蒙諾夫説，“此後政府決定重新介入，在２００８年後又出現過度管制的跡象，其負面效果最近幾年已有顯現。”

    西蒙諾夫説，這種在經濟管理模式上的大幅搖擺，最終傷害了阿根廷經濟的可持續性。中國政府需要審慎評估政府介入市場的方式與程度，尋找一種能夠更加平衡的宏觀經濟管理體系。

    韓國現代經濟研究院中國問題研究室主任韓載振博士告訴記者，１９９７年金融危機後，韓國推動缺乏競爭力的金融機構進行破産重組，並利用外資推行金融體系改革，總體上較為成功，但當時政府行為過於強力，又疏于與社會溝通，造成政府與企業間的不信任，催生韓國的罷工文化，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仍難理順。

    陸瑞安説，協調“有形”和“無形”之手並沒有完美的範式，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也在不斷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美國在金融危機後出臺旨在加強金融監管的《多德－弗蘭克法案》，有人認為這將有助於金融體系和經濟穩定，但也有人提出監管過度將限制金融創新。

    陸瑞安説，在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中，可能更需注重法治和利益制衡，通過充分的公眾辯論，盡可能在政府、企業和消費者之間實現利益平衡。（參與記者：葉書宏、趙燕燕、蔣旭峰、饒博、權香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