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１０月２０日電

    新華社記者

    來自江蘇農村的陳松菊剛到上海打工時，在飯館洗過盤子。作為工會十六大代表在記者面前接受採訪時，她的身份是達功（上海）電腦有限公司的一名中層管理員，全家現在已落戶上海，成了名符其實的上海人。

    全國在城市裏打工的農民工已有２．６億人，像她這樣成為城市市民的仍是鳳毛麟角。工會十六大代表熱議農民工融入城市話題時指出，農民工已是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要真正被城市接納，並不容易。

    “我怎樣被城市接納”

    “中專畢業，沒有文憑，沒有技術，我先在飯館洗盤子，後又到超市打工。住在超市的閣樓裏，一個月幾百元錢。我參加招聘會，希望找到更好的工作，超市老闆知道後炒了我。失業一個月，吃飯都困難時，我投出去的簡歷有了回音，一家台資企業打來電話，通知我去面試。”

    坐在記者面前的陳松菊面帶微笑：“面試時，老闆問我會不會用電腦打字，我打不出來。老闆説讓我用一週的時間練打字，然後再來面試。”陳松菊找到一家電腦室，不分晝夜地練習。一週後，老闆面對她一分鐘能打１００多個字的記錄，驚訝地説：“你這個小姑娘有志氣！”她就這樣跨進了這家台資企業的大門。有過坎坷流浪經歷的她對這份工作十分珍惜，她自學管理，勤懇工作，逐步走上了中層管理的崗位。２００８年，作為上海市表彰的優秀農民工代表，她被接納為上海市民。

    農民工落戶城市難，落戶像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更是難上加難。江南造船（集團）有限公司技術調試室副主任郭志剛也做到了這件“難上加難”的事。老家在江蘇徐州農村的郭志剛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從技校畢業後，隻身來到江南造船廠打工。他對記者説：“我融入上海市，邁過了三道關鍵的檻。”

    第一道檻是邁過剛進城時的自卑和徬徨，重新給自己找到定位。月收入４００元，吃個盒飯３．５元，一個月的工資只夠吃飯。一位老師傅鼓勵他：“學手藝就有出路。”從此，他發誓要讓企業離不了自己。

    第二道檻是刻苦學習，掌握技術，做有用的人才。他積極參加廠裏免費組織的技術培訓。２００３年年底，在集團工會組織的技術比武中，他獲得第一名，從上萬名打工者中脫穎而出，被調到工藝組，幹上了技術員。

    第三道檻是決心衝擊高端人才，實現在上海安家的夢。他自學英文，看懂了英文圖紙；他上電大，考取了大學文憑；他苦鑽技術，２００５年考取技師職稱；２０１０年，２８歲的他通過了國家考試，獲得高級技師的職稱。憑藉高端特殊技術人才的身份，全家三口去年在上海市落了戶。

    兩位成功者的共同心願是，向更多的年輕人傳播他們的勵志故事。陳松菊説：“我希望來到城市打工的兄弟姐妹能接受我的價值觀，只要努力拼搏，就能實現願望。”

    不要徘徊在城市之外

    青島港碼頭工人、全國勞動模範許振超曾經擔任過農民工的隊長，他直言不諱地指出：“小農意識、紀律鬆散和不願學習，是農民工徘徊在城市大門外的自我障礙。城市需要的是高技能的産業工人。”

    廣東省總工會主席黃業斌分析説，目前農民工的主體是新生代農民，他們不像父輩那樣僅僅滿足打工掙錢、養家糊口，而是有更多的訴求，不僅要收入高、有福利，還要有前景、能發展。

    “由於不能落戶城市，社會保障、醫療、住房、子女教育等得不到公平對待，又令已在城市拼搏多年、為城市建設出力流汗的農民工心生不滿。”宿遷市總工會黨組書記王勇代表説。

    廣東東莞曾實施過讓農民工敞開落戶，沒想到的是，不僅在這裡打工的農民工來了，在老家的家族成員都來落戶。城市承受不了，只有停止。

    廣東省總工會常務副主席陳宗文介紹，他們做過測算，落戶一名農民工，城市需要支付１００萬元的成本。公共交通、醫院、學校等公共服務設施都要增加。

    廣東省３０００多萬農民工中，目前一年有３０萬落戶城市。這些變了身份的農民工都達到了廣東省出臺的落戶積分政策條件。落戶積分由工作年限、貢獻、技術能力等組成。

    我收穫了認同和尊嚴

    ２００３年，呂義聰離開安徽滁州老家到浙江台州打工。１０年打拼，呂義聰成為吉利集團下屬企業的一名技術質量專員，作為廠裏最高級別的七星級員工，年收入超過１０萬元。

    初來台州那幾年，呂義聰白天向師傅學技術，晚上看書自學。師傅聽不懂普通話，他就學習台州話和師傅交流。“現在不僅看戶口我是台州人，從語言和生活習慣上我也成了一個台州人，我融入了這個城市。”呂義聰説，“通過改變自身，縮小在文化、技能上與城市的差距，就能收穫認同和尊嚴。”

    今年８月，呂義聰所在的總裝分廠人員流失率達到１０％，“通過努力成為技術工人的進城通道仍太窄，令很多人覺得前途渺茫。”呂義聰説。

    “城市有必要在現有的融入政策上再適當放寬點條件，以激勵更多的農民工提升自我素質，做新時代優秀的産業工人。”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許光建教授指出。

    新型城鎮化為農民工融入城市打開了更廣闊的前景。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指出，國家正逐步完善中小城鎮戶籍制度及相關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制度，為農民工落戶城鎮掃除障礙。

    ２０００年，在福建漳州打工近５年後，李文生帶著食用菌養殖技術回到安徽阜陽農村老家。在阜陽市潁泉區農民工創業園區，李文生成立的阜陽現代農業合作社年銷售收入目前已達到３０００萬元，在家門口的城市裏做起了企業的管理者。“只要努力，在哪都有舞臺。”身為企業董事長的工會十六大代表李文生對記者自信地説。（記者安蓓、齊中熙、林紅梅、樊曦、高敬）

背景鏈結：我國四成農民工加入工會

    新華社北京１０月２０日電（記者齊中熙、樊曦）５年前，王海霞作為首批農民工代表，參加了工會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５年後的今天，她再次代表農民工參加工會十六大，身後的農民工會員已有１．１億，佔２．６億農民工四成以上。

    １９９５年末，王海霞來到瀋陽打工，陌生的環境，讓她感到茫然無助。２００６年的一天，打工１１年的王海霞從報紙上看到農民工可以加入工會的消息，她就來到了瀋陽市農民工維權中心要求入會。

    隨著越來越多農民進入城市成為産業工人，把他們吸納到工會，組織起來、切實維權逐漸成為各級工會的工作重心。在各級工會實踐基礎上，全總２０１０年制定了《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推動企業普遍建立工會組織工作規劃》，其中著重提出要最廣泛地把包括農民工、勞務派遣工在內的廣大職工吸收到工會組織中來。

    越來越多的農民工加入工會，農民工的聲音也越來越響亮，農民工的權益保障也不斷加強。工會十五大時，像王海霞這樣的農民工代表有４７名。到工會十六大，農民工代表達到７５名。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佈的《２０１２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農民工的權益訴求已經發生了明顯變化，不再是僅僅滿足於經濟上的獲得，同時對穩定的居住場所、享有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等也有較高的需求。

    ２０１１年９月，已經成為瀋陽魯園農民工業餘學校校長的王海霞，拿到了瀋陽市為農民工提供的公租房的鑰匙，讓她在城市中有了一個自己的家。像瀋陽一樣，各地、各部門對農民工群體的幫扶力度也在不斷加大。

    根據全總的統計，近５年來，全國總工會共爭取中央財政補助全國困難勞模、幫扶困難職工及農民工專項資金５３．５億元；各級工會籌集幫扶資金１３７．７億元，日常幫扶困難職工和農民工３８１０．３萬人次；籌集助學款４６億元，共幫助３３６．６萬名困難職工和農民工子女走進了校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