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一位區委書記日前談到，他正在反復思考“去GDP”的事。
GDP“去”與“不去”，是一個比較複雜和尖銳的問題，深化改革中難以回避。
他還談到，現在“蹚深水區”與當年“摸石頭過河”相比，儘管許多方向性問題已經得到解決，但難度明顯加大。
這種看法耐人尋味。這些年，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入，相對易行的改革基本上都完成了，剩下的多是難啃的“硬骨頭”。我們必須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緊緊圍繞政府和市場關係這個核心問題，以政府改革為突破口，一鼓作氣向前衝，打好改革攻堅戰。
一
近期，一股“銀行熱”撲面而來。繼京東方、新華聯等企業競相出資參股銀行後，萬科又注資30多億元成為徽商銀行大股東，電器、服裝、食品、煤電、採掘、文化、環保等行業的企業紛紛涉足金融，甚至不少科技企業也“一窩蜂”投資辦銀行，勢頭絲毫不亞於前些年的“房地産熱”。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大量資金涌向銀行業，無疑源自逐利驅動。我國銀行業很賺錢，其盈利之豐厚一度相當驚人。上周，滬深兩市2467家企業三季報已全部披露，其中16家上市銀行實現凈利潤9183.78億元，佔全部A股上市公司凈利潤的58%，如果再加上作為投資銀行的券商，以及保險、信託，佔比更為可觀。而相較之下，化工、採掘和建材各佔4%，房地産、交通運輸設備和公用事業各佔3%，農業、商業、機械、鋼鐵、石油和通訊等加起來則只佔餘下的20%左右。再從增長幅度分析，今年以來，銀行業即便受到了利率市場化加速、金融脫媒加劇等不利因素的影響，凈利潤增幅也達到12.07%。反觀實體經濟，不僅利潤微薄，而且步履艱難，除少數壟斷行業和房地産等企業境況稍好外，多數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都面臨較大困難。
這兩年，有關部門為扭轉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嚴重失衡，出臺了不少政策。現在看來，之所以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主要原因就在於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尚未起到決定性作用。以金融市場為例，由於政府既是主要金融機構的所有者，同時也是監管者和隱性擔保者，一旦用“政府的手”替代市場配置資金和決定資金價格，很容易導致金融資源錯配。當前“銀行熱”所體現的，正是扭曲的市場信號形成了偏頗的産業導向。
政府與市場關係不順，還體現在其他諸多方面，反映在各個領域和具體事項上。這些年，我國科研經費投入以年均超過20%的速度遞增，人們普遍對科技創新、科技引領發展寄予莫大期望，每年兩會都有不少代表委員提出增加科技教育經費的議案提案。但調查顯示，僅有四成科研資金用在項目上，流失在項目之外的竟達六成之多。“吃喝拉撒睡，擠佔科研費”，讓人痛心！而問題的癥結恰在於科技體制的過度行政化。一些科技界人士直言，各級行政管理人員對科技立項、執行、監督常常是“一手包攬”，權力過大，勢必導致科研基金分配中亂象頻現。
眼下，鋼鐵、水泥、建材、電解鋁等行業先後陷入産能嚴重過剩的泥潭，噸鋼利潤還不夠買根冰棍兒。可哪個大的鋼鐵項目不是經過行政審批的呢？不少項目甚至是在“邊過剩邊審批”中上馬的，卻又有哪個地方和部門對自己審批造成的後果真正承擔過責任？更甭説審批背後的貪腐問題了！一些從事基層工作的同志深有感觸地談到，上級壓指標，基層只能壓企業。本來是生産1000個杯子的企業，非讓生産5000個，多出來的賣給誰？結果只會是産能過剩。嚴重的産能過剩雖然可以追溯到一些地方盲目追求GDP，但政府部門“錯位”、“越位”、“缺位”，管了許多不該管的事，市場的作用和力量難以充分發揮，顯然是重要肇因。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已步入新階段，發展要轉型，轉型靠改革。事實證明，各種矛盾和問題最後都歸結在行政體制上，尤其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繫上。政府職能必須轉變，政府改革迫在眉睫。
二
今年以來，中央緊鑼密鼓地推出一系列改革舉措，從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到建立上海自貿區；從加大政府信息公開力度，到推動地方政府職能轉變；從全面放開貸款利率，到擴大“營改增”、取消公司最低註冊資本門檻、減免小微企業稅負，無不彰顯中央加快改革的決心和信心。
李克強總理前些時候談到，中國經濟發展如同騎自行車，只有進，才能穩，老在原地打轉轉就會倒下來。我們的改革也是這個道理，不能原地“打轉轉”，更不能停下來。而打好改革攻堅戰，關鍵在於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這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問題和戰略制高點。
政府和市場是現代市場經濟體系中相互關聯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政府的作用，主要體現為宏觀調控和管理，如保持經濟總量平衡、抑制通貨膨脹、促進結構調整優化、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創造經濟發展的良好環境和條件，以及必要的市場建設和市場監管。市場的直接功能，則往往表現為供求關係及商品價格的自發調節和自由競爭，而這種調節和競爭又被證明是人類社會迄今為止最具效率與活力的經濟運行機制和資源配置手段。譬如，市場利益的直接刺激性，可極大調動生産經營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市場經營決策的靈活性，能較快實現供求平衡、減少資源浪費；市場信息的有效性，能快速傳遞交易過程的各種資訊，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然而，政府和市場兩者作用與功能都有弱點，都存在局限性，需要協調互補。
市場功能的局限性，主要在於自發性事後調節、催生過度壟斷、排斥公共利益、引發兩極分化等固有缺陷，而且僅靠市場自身力量難以克服。因此，完全不要政府調控和管理的市場經濟會放大其缺陷、束縛其優勢，最終導致“市場失靈”。但是，如果政府調控和管理的作用範圍、力度超越了彌補“市場失靈”、維持市場運行的合理需要，或者干預方向失準、調控力道失度、形式選擇失當，其結果非但不能糾正“市場失靈”，反而會抑制市場機制的正常運作。
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儘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基本建立且不斷完善，但在政府和市場關係的處理上仍存有許多不足。比如政府作用方面，不合理的限制性規章制度和行政審批過多過細，各種政策工具選擇搭配不當，過多運用行政性手段干預市場主體特別是微觀主體，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場經濟的效率與活力。又如市場功能方面，不少企業為獲取高額利潤，掠奪性開採自然資源，大量排放污染物，對生態環境和人民健康造成嚴重影響；醫療、教育、養老等社會事業發展過度市場化，造成利益導向扭曲，等等。這些問題近年來雖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決，但總體上仍有較大改進空間。
我們通過深化改革來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就是要使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和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能夠揚長避短、有機結合，兩者作用與功能都能得到有效發揮，從而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隨著改革的進程不斷完善。
理順政府和市場關係是全面深化改革要解決的主要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又在於政府改革。抓住了這一點，也就牽住了當前改革的“牛鼻子”。
三
推進政府改革或曰行政體制改革，不僅對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和文化體制改革具有重要牽引和杠桿作用，而且這一領域社會關切度高、改革呼聲很強，其進展與成果必將對其他領域的改革産生巨大的示範和催化效應。
前幾天，中央領導同志有個形象的説法，主要是講政府不能再上路當“司機”了，而是既要管好“路燈”、“紅綠燈”，為企業打造公平公正、一視同仁的市場環境和法治規則，又要當好“警察”，在企業違法或市場出現狀況時進行果斷干預和糾偏。這個比喻，十分生動地指明了政府職能轉變的方向和目標。
政府改革的要義在於簡政放權，向市場放權、為企業鬆綁，用政府權力的“減法”換取市場活力的“加法”。今年兩會期間，一位全國人大代表説，他們企業為一個項目獲得審批，需要出147個文件、跑33個政府部門、蓋205個公章。這雖然是極端個例，但足以説明簡政放權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兩會後，新一屆政府辦的第一件事就是簡政放權，先後取消下放了334個行政審批事項，成效已初步顯現。截至9月底，全國各類企業登記數比去年同期增長25%，其中民營個體企業增長37%，帶動民間投資以23%左右的速度增長，投資創業熱情迸發，效果超出預期。
政府改革是篇大文章。如果説中央政府改革是上篇，地方政府改革則是下篇。現在中央政府放權很快，接下來地方各級政府也要把不該管的微觀事項堅決放給市場、交給社會。而且，中央放的權地方不能截留，更不能假放、空放、明放暗不放。目前，各地都在全面展開清理行政審批、優化部門職責的工作，但也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一些基層幹部和企業反映，有的上級部門撥著自己的“小算盤”，搞變通、“變戲法”，雞毛蒜皮、無關緊要的權力是下放了若干，有“含金量”的權力卻都還攥在手心。這種做法必須改變。
在簡政放權的同時，還要建立與新職能相匹配，且最能體現人民群眾滿意不滿意的幹部政績考核體系。從全國看，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是必要的，可對於一些地區特別是大城市的中心城區而言，是否需要“去GDP”呢？的確值得深入探討。以深圳為例，去年人均GDP接近2萬美元，中心城區每平方公里産出已超過香港和新加坡，當地政府把工作重心更多地放在加快經濟轉型、加強社會建設上就比較明智。對其他地區而言，眼下“去GDP”雖然還一時做不到，但也要從“唯GDP”中擺脫出來，儘快從衝在第一線招商引資、擴投資、批土地、上項目、下指標，轉向維護公平競爭、制定標準、保護生態、支持創新，真正實現“不以GDP論英雄”。
一方面簡政放權、轉變職能，另一方面則須加快市場建設、加強市場監管。各級政府不僅要把“該放的權力放下去”，還要把“該管的事情管起來”。政府不是萬能的，市場也不是萬能的；不能迷信政府，也不能迷信市場。現在，我們的市場體系建設仍比較滯後，還有許多不盡完善的地方，亟待通過深化改革，加快提高生産要素市場化配置程度，理順資源性産品價格形成機制，從而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同時，政府還要在減少事先審批的基礎上擔當好市場監管、宏觀調控的角色，加強事中事後監管，規範監管行為，克服隨意性；加強社會建設，做好公共服務，嚴格依法行政，把各種矛盾的處理納入法治軌道，維護經濟社會的秩序和穩定。
政府改革是這場改革攻堅戰的主攻方向和重點領域，全社會高度關注，黨和人民熱切期待。因此，必須一鼓作氣，攻堅克難。
四
攻堅克難的改革充滿了挑戰性。
從當前國內外環境看，深化改革雖然具備許多有利條件和積極因素，但其複雜性、艱巨性不容低估，尤其理順政府與市場關係問題，更是牽一動全、唯此唯重的關鍵所在。經過多年發展，我們的社會結構和利益格局已經發生深刻變化，協調各方面利益和達成改革共識、形成改革合力的難度加大；改革越來越多地觸及現有利益格局，涉及深層次利益調整的重大改革阻力較大；社會各方面的利益意識明顯增進，分享改革成果的願望越來越強。此外，政治、文化、社會體制改革也都陸續涉及一些更深層次的重大問題。正確認識改革的形勢和任務，研究採取得力措施，我們就能牢牢掌握改革的主動權。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我們要以更大的勇氣和智慧推進改革。他還強調説，改革“既要勇於衝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要勇於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就改革方法論而言，現在有這樣幾個關鍵詞：解放思想、勇氣智慧、統籌協調。
打好改革攻堅戰，需要新的思想解放。目前，對於深化改革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認識大體是一致的，但那些因官僚主義、形式主義而導致的貌似解放、實則僵化的觀念，那些因循守舊、故步自封、難以跳出傳統增長模式的慣性思維，那些極力維護本部門、本單位利益的小團體主義，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並時常作祟。因此，絕不能認為“解放思想已經到頭了”。面對改革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新挑戰，我們要強化大局意識，多從國家命運、民族前途、群眾利益的高度想問題、辦事情，絕不能被局部利益牽著走；要自覺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堅決按照中央的要求和部署，積極推進改革；要以新思想、新辦法破除長期積澱的舊習慣、老框框，最大限度地凝聚多元利益格局下的社會共識，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合力。
打好改革攻堅戰，需要更大的政治勇氣。既要勇於進取、自我革命，又要勇於探索、大膽地闖。對於一些擋在我們前進道路上的難關，只要方向明確，措施得當，一衝也就衝過去了。去年底中央出臺“八項規定”，嚴禁奢侈浪費，要求厲行節約。起初很多人抱觀望態度、持畏難情緒，認為從上世紀80年代起就有相關規定，上百個文件都沒管好、觸及太多人利益的事兒，“八項規定”又能如何？事實證明，“八項規定”還真對剎住大吃大喝、奢靡之風産生了明顯效果。這説明，對既不合情又不合理的既得利益“動刀子”，只要勇於去做，就能得到廣泛支持，就能立見成效。我們還應看到，在新一輪改革中，中央政府與各級政府負有同樣的使命與責任，兩個積極性缺一不可。中央做到了果斷決策、宏觀把握、科學指導，地方也要勇於實踐、善於突破，只有上下互動、點面結合，才能把改革不斷推向前進，最大限度地釋放“改革紅利”。
在改革攻堅戰中破解利益羈絆的難題也需要更多的智慧。一些專家認為，改革之初的阻力主要來自僵化的思想觀念，而當前則主要來自利益的衝突與博弈。任何發展方式都是一種動力機制的塑造和利益分配體制的安排。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體制狀況決定利益分配格局，利益分配格局又引導人們的行為。構建合法與合理利益受保護、非法和不當獲利受打擊的利益均衡格局，既需要勇往直前的擔當、大刀闊斧的果敢，也需要利益權衡的週密判斷、如烹小鮮的細緻考量。以公務員收入調整和公務用車等專項改革為例，關了“後門”就應打開“前門”，進一步探索建立和完善領導幹部崗位分類津貼、合理獎罰與任免等制度，一些改革試驗區不妨先行先試。
打好改革攻堅戰，還需要更加注重統籌協調。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加強統籌協調，就能使各方面的改革相互促進順利實施，而不是相互掣肘舉步不前。例如，宏觀經濟改革要與微觀經濟改革相協調，使改革既能充分激發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又能通過政府宏觀調控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健康發展。再比如，解決地方財力不足問題，就要同時構建地方稅體系；促進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立，就要完善公共財政體系，等等。統籌配套、協調推進，才能為全面深化改革把握方向、提供動力，更加妥善地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
攻關不怕堅，改革莫畏難。回首35年前，我們黨在經濟瀕於崩潰、僵化思想阻撓、未來的路怎麼走全無經驗可循的情況下，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摸著石頭過河”的決心、“殺出一條血路”的勇氣，作出了決定中國現代化命運的重大抉擇。多少猶疑畏懼，多少艱難險阻，多少矛盾挑戰，都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一一化解。今天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政治社會穩定，經濟增長穩健，國內市場廣闊，尤為重要的是，我們已經探索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從而為新一輪改革指出了十分明確的前進方向，打開了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
“馭一時，謀萬世”。面對改革攻堅戰，讓我們一鼓作氣破除一個個障礙、攻克一道道難關、拿下一座座堡壘，為實現兩個100年目標、實現偉大“中國夢”打下堅實基礎！（鍾經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