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先行區為何踏上“回頭路”
——安徽兩個基層改革試驗區探索啟示錄
新華社合肥11月8日電(新華社記者)葉集、毛集曾是安徽名噪一時的改革試驗區,這兩個曾率先在大部門制改革、公共事業市場化改革、幹部制度改革等方面進行了諸多探索的“基層改革小特區”,如今多項改革探索半途而廢,有的甚至踏上“回頭路”。
“探索之路,甚至受挫之路,是一面好鏡子。”部分學者和基層幹部認為,改革要鼓勵基層首創、大膽探索,但“孤島式改革”如果缺少制度設計的呼應和配套政策跟進,註定難以持久。
“改了十幾年,一朝回到改革前”
安徽淮南市毛集改革實驗區位於素稱經濟發展“塌陷區”的淮河沿岸行蓄洪區,相距200余公里的安徽六安市的葉集試驗區,則是豫皖交界地的商貿重鎮之一。早在1994年,毛集就被國家科委等23個部門列為社會經濟綜合發展實驗區,後被批准為國家級城鎮綜合改革試點。1999年安徽省批准成立毛集綜合發展實驗區。同樣被納入“國字號”改革試點的還有葉集改革發展試驗區,在上世紀90年代被列為國家級綜合改革試點鎮。
“在一個省專門辟出兩個縣域範圍的改革試驗區,這在全國是獨一份的。也反映出上上下下對改革前景的熱烈期待。”毛集實驗區第一任書記朱鹹來説。
兩地的改革實踐都曾“一馬當先”。大局制是當年改革的突破口。曾牽頭設立試驗區的安徽省原體改委主任周古廉説,當時改革機構設置的思路是:從實際需要出發,不搞上下對口,不照搬縣級通行模式設置機構。科學配置職能,優才競聘上崗,提高效率。葉集率先打破部門分割,將關聯部門合併成一個大的機構。在當初的一份“葉集試驗區工作部門與地區部門對應表”中可清晰看到,試驗區僅內設工(管)委辦公室、經貿發展計劃局、農村發展局、教育科技局等17個大機構,卻對應上級72個具體部門。
張成民曾任葉集農村發展局局長。該局當時包含林業、水利、水産、農經、扶貧辦等10個部門職能。他感慨地説:“機構精簡合併,有效避免了部門爭權爭利現象,正是農、林沒分家,退耕還林等涉及多部門利益協調的工作,才做得又快又好。”周古廉説,當年大局制有效實現了減員增效,試驗區工(管)委下轄職能部門人員編制長期維持在70名左右。葉集模式,稱得上是現在各地探索大部門制改革的先行先試。
但如今葉集的大部制改革被一些人認為是“夭折”了。當年合併的部門,如今又分撤重設。不僅新增統戰宣傳部等6個大的部門,而且原農村發展局下轄的林業等內設機構,也紛紛重設為局級機構。工作人員隨著機構重新裂變而膨脹。區直機關及所屬事業單位(不含醫生、教師)的在崗職工人數,從1999年的358名,快速擴張至579名。
幹部制度創新也遭遇棘手問題。毛集試驗區通過雙向選擇、競聘上崗,層層聘任,引入了一批能力強、有熱情的局(科)級幹部,同時推行黨政機關企業化目標管理,實現人、權、責、利相結合的崗位目標責任制。這種“有進有退”的人員管理方式,有效推動基層工作風氣之變。但後來因試驗區人員管理改革與區外各地幹部任用辦法不一致,試驗區自聘的百餘名幹部因缺少國家編制,長年無法向外流動,內部崗位有限也導致“人崗長期固化”、無法實現充分交流,於是形成多部門局級領導十年不換的獨特“試驗區行政生態”。朱鹹來擔憂地説,“幹部格局已經‘動不得’,活力頓失。”
缺乏配套跟進保障,改革者成了“孤獨的長跑者”
周古廉等人認為,基層改革之所以“觸礁”,是因為缺乏頂層設計與制度保障。雖然身為國家改革試點,但並未真正享受到相應的改革配套與跟進保障政策。
比如大局制,雖然實現了減員增效,但相應的財稅體制沒有配套改革,特別是近年來國家轉移支付力度加大,各部門項目投入增多,而兩個試驗區由於實行大局制,在申請項目時一再遭拒,被要求單設機構才能獲得項目資金。迫於發展壓力,只能重新拆解、分設小局。但是由於前期人員精簡,目前許多局單設後,嚴重缺乏工作人員,“1人局”、“2人局”現象普遍。葉集一位局長打趣稱自己是“光桿司令”,頂一個“帽子”,只是為了申請政策資金的方便。
再比如,兩個試驗區探索了公務人員能進能出的聘用機制,但是上級相應的人事配套措施沒到位,導致兩地幹部身份不明、工資收入不定、人員沒活力,外地幹部也不願來任職或者交換鍛鍊。
缺乏上層對改革試點的持續關注和跟進保障政策,頭頂多項“國字號”改革招牌的試驗區日益陷入發展規劃和扶持政策的“真空地帶”,甚至慢慢被淡忘。葉集試驗區工委負責人直言,如今,省裏許多廳局領導甚至不知道試驗區,片面理解為一個開發區,許多省裏會議不再通知“兩區”參加。無奈之下,幹部們只能背著厚厚的材料,跑省進部,磨破嘴皮,從試驗區歷史開始四處解釋。
葉集試驗區政研室的負責人算了筆賬,以一般縣區都有的省級政策性資金分配算,葉集每年少得各類財政轉移支付資金約5000萬元。
採訪中,記者強烈感受到,昔日頭頂諸多“光環”的兩個試驗區,如今不僅面臨著改革重走“回頭路”的尷尬,兩區幹部談改革時,顯得謹慎,甚至是刻意避談。
體制改革進入攻堅階段 保障機制亟待建立
不少專家認為,基層改革探索彌足珍貴,在中央當前明確提出深化改革的背景下,葉集、毛集的“改革答卷”,為中國進一步探索和推行基層行政體制改革提供了有價值的經驗。
尊重群眾首創精神與各地首創實踐。“頭頂試驗區光環,可既沒有特殊優惠政策,連基本財稅等體制都難以理順,沒有適合、鼓勵改革的土壤,談何銳意創新呢。”周古廉認為,對於基層改革先行區,上層應從基層實踐中汲取智慧,並上升至理論層面,用於指導和推進更大範圍內的改革。
高度重視“過程價值”,配套政策及時跟進,形成改革合力。在過去35年的改革開放歲月裏,中國已經歷了6輪行政體制改革。對比改革之初,目前國務院組成部門數量減少了約一半,行政運行機制科學化、透明化步伐加速推進。
一些基層幹部和專家談到,改革無論成敗,都是可貴經驗。因此,建立“容錯機制”、形成“開門改革”的氛圍也十分重要。當前改革需要最大限度地集納民意與民智。對改革創新主體給予激勵,賦予他們敢創敢試的勇氣,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為全面深化改革匯聚一切正面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