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２月１６日電（記者 周立權）新型城鎮化建設，繞不過的就是徵佔土地。記者調查發現，一些地方“村官”儼然成了“土地財神”，借機坐地生財。近一段時間，一些地方不斷曝出“村官”貪腐大案，且手法不斷“推陳出新”。
小“村官”常常涉大案背後都有土地的影子
吉林省長春市打造蓮花山生態旅遊度假區，徵地時涉及的二道區泉眼鎮、勸農鎮相繼出現“村官”集體貪腐案件，其中崗子村居然前後有三任村支書、兩任村主任、三名具體負責徵地拆遷的村工作人員受到查處。
這些人或因貪污國家徵地補償款、或因非法轉讓土地獲利、或多報被佔土地騙取國家補償款而犯罪。
類似的情況並不鮮見。近期一些地方不斷曝出“村官”貪腐大案，也多與土地有關。
海南省海口市５名村幹部利用協助徵佔土地的職務便利，侵吞村民徵地補償款近１３００萬元，近日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維持了一審對主犯無期徒刑的判決。
深圳市龍崗區“村官”周偉思，家産過億，在舊城改造項目中坐地生財，近日被深圳市檢察院提起公訴，涉嫌收受賄賂５０００多萬元，其中相當一部分為拆遷和項目開發提供幫助所得的“好處費”。
“村官”雖小，卻大貪頻出。廣州市因此要求“村官”護照統一上繳，對村官實施出國審批管理。
北京莫少平律師事務所律師丁錫奎説：“被佔土地村的‘村官’，就像‘土地財神’，他們‘前仆後繼’犯罪，小小‘村官’竟成了高危職位。”
圍繞土地“做文章”斂財手段不斷翻新
記者調查發現，“村官”們為了讓土地生錢，手段不斷“推陳出新”：
——“私佔存儲”法。長春市二道區檢察院反瀆局李玉玉介紹，崗子村原村支部書記于生以政府徵地名義，提前低價從農民手中騙得土地，留存在自己手裏，等政府真正徵地時獲取高額補償款，賺取鉅額“差價”。
——“虛報徵佔”法。于生將村裏１９２００平方米耕地，以村裏存放農用機械用地名義，報請鎮政府予以徵收，騙取土地補償款９６.５萬元，而村民根本不知情。
——“張冠李戴”法。二道區檢察院反瀆局調研員馬亭山説，虛列擬拆遷物，用“張冠李戴”法也可騙取鉅額補償款。于生勾結測繪人員，將集體土地虛設在村民王某等３戶村民名下，“套”取土地補償款８３萬元。
——“搶栽搶建”法。長春市二道區英俊鎮、泉眼鎮有５個“村官”帶頭，在將被徵收的土地上蓋大棚、種樹，向政府伸手要補償。
——“賄上瞞下”法。海南省海口市的“村官”，先以辦理徵地手續費為名，騙得村民代表簽字，再向海口市國土部門幹部行賄２４４萬元，使各監管關口道道失守，最終村民近１３００萬徵地補償款被５名“村官”中飽私囊。
——“證假提成”法。廣州市天河區車陂街３名“村官”一面協助政府徵地，一面又幫助承租人用假證“套”取鉅額補償，收受“提成”１５００余萬元。
專家提醒，“村官”在土地犯罪上的新手段，值得高度重視。
完善監管機制切斷坐地生財路
一些專家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村官”雖地位不高，但卻是最經常、最直接與農民打交道的人。他們的犯罪很大程度損害了政府形象，滋生了公眾的不信任情緒，腐蝕執政根基，令人擔憂。
中國刑事訴訟法研究會常務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衛東及于曉光等專家分析認為，“村官”頻頻倒在土地上，原因是多方面的。
——對“村官”監督失控，監管缺失。于曉光認為，政府對農村徵地補償款的發放、使用缺少必要的監管，事中、事後的監督和跟蹤不到位。有時僅憑“村官”一枚公章，就辦理了撥付手續，且很多單據都是“白條”，為不法“村官”犯罪提供了便利。
——“村官”法律意識淡薄，整體素質偏低。李玉玉介紹，在她參與查辦的案件中，“村官”大多年齡偏大且文化程度較低，對相關法律規定認識模糊，基本的法律常識缺失。
崗子村原村主任張某，是公認的“老好人”，在多起案件中，他都在涉案的審批表、虛假協議、證明上簽過字。提審問他：“你知道你的簽字意味著什麼嗎？”他回答：“村民辦事不容易，書記讓我簽我就簽了……要知道犯罪，我説什麼也不簽。”
崗子村原村主任楊立財用徵地補償款支付出國考察費用，審他時，他認為“自己只是境界不高，用了集體的錢，還了就沒事了”。還説“權力不用，過期作廢”。
——相關立法不完善，責任主體不明確。陳衛東説，監督管理“村官”，相關的立法還存在缺陷。由於村級組織職能繁多，公務、村務、黨務，難以區分，因而造成主體難分、罪名難定、管轄權無法明確的境況。
“防範‘村官’在土地上犯罪，首先就是要規範制度監督，讓監管不再形同虛設。”于曉光説，應從法律、制度等多個層面加強監督和管理，確保徵地拆遷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時，對“村官”權力的行使進行監控，強化制約。
“應加大對‘村官’的教育培養，提高他們法律意識。”丁錫奎説，使他們充分認識到手中的權力是群眾賦予的，只能為老百姓謀利益，不應為自己牟私利。
陳衛東還建議，儘快完善相關立法，修改相關法律法規，將重大事項申報等內容引入“村官”管理，構建起小“村官”，大“監督”體系，從而防範“村官”貪腐案件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