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5日上午9時,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開幕,聽取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告,審查年度計劃報告和預算報告。2015年經濟形勢如何？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制定強、弱刺激措施的標準是什麼？為了保持宏觀經濟穩定我國將採取什麼樣的政策手段？2015年3月9日15時30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立群作客中國政府網，與網友在線交流，並回答網友關心的問題。

[主持人]首先想聽您解讀的是在《政府工作報告》中GDP7%的預期增速，想讓您為我們解讀一下這個數字。從歷史的縱軸來看，應該如何應對今年的放緩和已經到來的經濟下行壓力。您對宏觀經濟形勢的研判是怎樣的？這個7%能起到什麼樣的作用，從全球的經濟形勢來看，7%的增速是處於什麼樣的位置和實力？

[張立群]7%的GDP增長，在我們國家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中是比較低的增長水平。我們國家大概1978年到2010年的時候，年均增長率是接近10%。特別是中間在2003年以後，比如説到2008年的這段時間內，都是兩位數以上的高增長。和那個時候的高增長比較起來，7%確實是相對比較低的水平。但是，如果從世界範圍來看，比如去年美國經濟增長是2.4%，歐元區的經濟增長是1.1%，日本是零增長，印度按照2014的財政年度來算是6%左右。從國際視野來看，我們的7%又是不算低的，應該説是名列前茅的。所以對經濟增速的變化，我想有幾個方面是要注意的。

第一是中國經濟的增速換擋。中國經濟正在從高增長轉向中高增長，從“舊常態”轉入“新常態”。這個變化是一個重大的階段性的改變。這種階段性的改變意味著我們目前觀察經濟增長水平的標準必須要按照“新常態”的新環境來判斷，不能按照傳統思維來判斷。這個“新常態”涉及到國內外發展條件的深刻變化。如果從國外來看，就是世界經濟曾經經歷了10年多的繁榮和高漲，就是從上世紀生物信息技術革命一直到本世紀初的美國啟動的金融創新。這種繁榮確實使得外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是明顯提高的。因此，我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的出口一直是接近30%的高增長。但是，國際金融危機改變了世界經濟繁榮的狀態。從2008年以後，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經濟陷入了深度調整，經濟是持續低迷。這種情況下，外需，或者從我們角度來看的出口對中國經過增長的貢獻度是明顯減弱的。增長水平由2008年到2013年的出口年均增長只有0.08%，2004年按人民幣計算是增長4.9%。這是外部環境發生深刻變化的具體表現。

另外國內的發展環境，我認為現在也有一些深刻變化。我個人的分析認為很重要的就是城鎮化對整個經濟發展的束縛或者制約作用，在最近幾年開始突出。主要表現是我們的産業或者是人口轉移，按照過去城鎮化的模式來看，是向大城市轉移、向大城市集中。但是，這個大城市承載過多的産業或者過多的人口的能力是越來越不足。北京現在就開始限制人口了。另一方面，中小城市又沒有及時地成長起來，比如它的公共服務能力跟大城市相比還有明顯差距，它的基礎設施配套水平跟大城市相比還有明顯差距，多方面的原因導致這個産業和人口還不願意向中小城市去聚集。在這種情況下，産業發展空間開始越來越狹窄。産業在城市發展的成本，包括物流成本、房租、地價等等壓力是不斷增大的。

另一個方面，勞動力進入大城市受到的約束也是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下，大城市的市場對整個市場的支持力度在減弱，比如汽車市場。如果人口都集中在大城市，應該説汽車市場發展的重點是在大城市的。但是，當大城市的堵車現象越來越嚴重，裝不下這麼多車的時候，就只好採取措施，比如限購、限制使用。這對大城市汽車市場的成長肯定會帶來直接的約束，進而對整個汽車市場的成長帶來制約。另外就是住房。如果人口都集中在大城市，買房的需求也都集中在大城市。但是，在大城市建設住房的空間日益狹窄。具體表現就是拿地的競爭，在北上廣深等等大城市是非常激烈，土地價格不斷上漲。在這種情況下，房地産的發展、房地産市場的發展都受到越來越明顯的制約。在這種情況下，由城鎮化的瓶頸制約帶來的國內居民生活改善、消費結構升級步伐的減慢、兩大市場發展速度的減慢也必然傳導到多個市場需求方面，比如對房地産的影響、對汽車工業的影響、對重化工業的影響、對建築材料工業的影響、對裝備製造、能源交通等等多個方面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