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合肥８月１３日電 隨著地方簡政放權的深入推進，清理、取消和下放行政權力是重中之重。不僅中央政府率先垂范，大刀闊斧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權，各級地方政府也紛紛按照中央要求將原本屬於省級部門的權力逐步下放到基層，發揮基層政府就近管理的優勢，方便企業和百姓辦事。大量權力接踵下沉，基層政府如何接權成為關注焦點。

    權力下放“灰色地帶”蠶食改革紅利

    安徽蕪湖一家中外合資娛樂企業負責人説，過去在地市辦個娛樂場所，不管多遠都要跑到安徽省文化部門去審批，一來一回費時間費精力，現在不用跑了，本地文化部門就可以直接審批，省時省力。

    作為簡政放權的“硬招”之一，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權首當其衝。記者在基層採訪了解到，行政權力的取消和下放有效地給企業和社會鬆綁，釋放了市場主體的活力。以商事制度改革為例，取消註冊登記制後，僅安徽今年１月份新登記各類市場主體就增長超過４０％，形成新一輪創業熱潮。不過，隨著簡政放權深入推進，取消和下放行政權力的改革紅利在逐漸釋放的同時，改革進入深水區的一些暗礁藩籬也逐漸顯現。

    ——明放暗收。地方在強力推進審批領域改革的過程中，一批下放的審批權被仲介從政府手中接過。這些具有官方色彩或背景的仲介機構，或挂靠在政府主管部門名下，或由政府退休幹部任職，利用行政影響力破壞市場公平。這些被稱為“二政府”的“紅頂仲介”，蠶食簡政放權改革紅利。

    ——放權“躲貓貓”。一位政府部門的審批人員告訴記者，他所在的單位有一項廣告審批權，雖然按照相關規定這個審批權可以下放到基層，但上級部門卻遲遲不批准給基層專網審批接口。這也就意味著，這個權力“想下放也下放不了”。海南省政務中心相關人士告訴記者，經過前幾輪的改革，容易清理的行政審批事項都已取消下放，剩下的都是“硬骨頭”，改革觸及部門核心利益，一些部門不太願意放權，存在放權含金量不高、責放權不放等現象。

    ——有人放接不住。一位投資人想在東北某市申請辦一個幼兒園，結果按照規定把材料報上去後卻遲遲等不到回音。後來才發現，由於這一審批事項已經由市民政部門下放到區民政部門，但因區裏從未辦過此類審批，所以工作人員臨時研究文件，遲遲不敢動筆審批。基層幹部告訴記者，隨著權力層層下放，基層政府增加了許多管理事項，人變得越來越忙；但因不熟悉新的管理業務，處理事情有些摸不著頭緒。

    配套政策跟不上導致“權力下放接不住”

    採訪中，不少地方幹部談到，權力下放“接不住、管不好”存在多重原因。

    事權下放了，人沒下來，是基層普遍反映的難點之一。杭州富陽區法制辦執法監督科科長盛穎濤説，現在大量權力下來了，基層的擔子和責任越來越重了。但人員還是最原始的一套機構編制和人馬，要應對新增的大量任務實在力不從心。比如該區城管執法局承接的噪聲、玻璃幕墻和塗料等相關處罰權，但這些噪聲、玻璃幕墻等的處罰標準、採樣設備、專業鑒定人員等都幾乎是空白，讓他們如何來承接和行使好這項權力？

    中部一位地方領導更是直言，長期的計劃經濟和審批經濟，使得體制內養了很多庸人、閒人、懶人，“不讓他們審批，他們幹什麼去？”他認為，權力下放了，這些人卻沒下沉，而基層一直處於人少事多的缺編狀態，這才是導致問題出現的根源。“如果説事權取消或下放是簡政放權的突破口，那人事制度改革則是簡政放權成敗的‘定音錘’。”

    權力下放不同步、事中事後監管機制不健全也是導致權力下放承接難的原因之一。一位地方建築企業負責人告訴記者，目前投資領域中央層面核準的項目數量大量減少，但如果用地、環保、城鄉規劃等管理權限不能同步下放，仍會影響企業的辦事效率，影響投資審批制度改革的效果。

    此外，基層事中事後監管機制不全，存在重審批輕監管、監管方式單一等問題也是關鍵。安徽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廳長侯淅珉認為，權力下放後基層如果監管手段傳統、監管措施不力、監管方式缺乏創新，往往就導致市場一放就亂、一管就死。比如建築工程質量監管，這項權力下放後，他們就針對基層可能存在的監管手段跟不上專門建立了項目監管平臺，對基層監管實行網上留痕操作，並將企業違規操作上網登記，與企業信用評定關聯，通過這些監管手段的創新，幫助基層把接下去的權力用好管好。

    放管結合、穩步推進確保權力“放得下接得穩”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表示，簡政放權的宗旨不是簡單地減少政府部門工作量，而是要在精簡優化的基礎上提高辦事效率，方便群眾，讓群眾享受到改革紅利。因此，簡政放權一要精簡二要地方能夠承接下來，有些權力也許經過檢驗是可以取消的，但一定要注意工作銜接。簡政放權要從實際出發，該放的放，該管的管。

    安徽省畜禽遺傳資源保護中心的負責人、全國人大代表趙皖平親身體驗了簡政放權“割肉”的過程。他所在的中心曾經承擔著畜禽遺傳品種保護場的審批工作，在這一輪簡政放權中，這一審批權被取消代之以備案。他認為，權力取消、下放是好事，但簡政放權也需要科學的把握、對放權之後的管理做出相應的安排，否則放管脫節就可能造成問題。比如嬰幼兒配方奶粉配方審批取消後，這個原本是有一定科技含量且關係兒童健康的行業審查，現在變成了企業隨意掌握的自行審查，造成了一定的行業混亂，也給消費者帶來了安全隱患。因此，簡政放權方向是對的，但絕不僅僅是數字的減少，更重要的是職能的真正轉變，權力取消和下放後，政府如何更科學的監管將是下一步考驗改革成效的關鍵。

    此外，創新監管手段和能力也是確保權力下放“後遺症”的關鍵，一些地方也做出積極探索。四川省食藥監局相關負責人介紹，從今年開始，佔該省食藥監局審批量近三成的食品生産許可審批權下放到市州。過去四川省過去每年都要受理４０００多個與食品生産許可相關的審批，這樣涉及面廣、工作量巨大的審批權下放，市州食藥監局如何“接得住、管得好”？

    對此，該局創新監管方式，將行政許可事項受理、審查和審批“三分離”，嚴格控制審批受理、現場核查、材料報送、決定和證書送達、樣品抽取及許可範圍等環節可能存在的監管漏洞，並通過網絡將食品生産質量安全動態監管信息向社會公開，對企業實行責任溯源，並接受社會監督。

    “簡政放權要在改革中確立放管結合的新思路，一方面實現行政審批和市場監管的分離，另一方面提高監管的有效性，強化事中、事後監管，只有這樣才能確保改革見到真成效，避免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局面。”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説。（執筆記者楊玉華，參與采寫記者王暉余、岳德亮、吳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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