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１１月１０日電(記者趙超)１０日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産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

何為結構性改革？簡單地説，就是通過體制機制的改革實現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而對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認為，是強調在供給角度實施結構優化、增加有效供給的中長期視野的宏觀調控。

衡量經濟發展有兩把標尺，一個是結構，一個是總量。前者代表的是經濟質量和效率，後者反映的是經濟數量和規模。

結構問題有多重要？經濟學家厲以寧講過一個頗具説服力的事例：１８４０年鴉片戰爭時，中國的ＧＤＰ世界第一，比英國高出很多，但是中國的經濟結構不行。英國主要為蒸汽機、機器設備等工業品，中國完全是由農産品和手工業品構成的，花拳繡腿難抵堅船利炮，必然會戰敗。

改革開放後，在日益深化的市場化進程中，我國經濟結構一直隨著發展階段不斷調整，合理化程度得到明顯改善。同時要看到，歷次結構調整既是階段性的，也有其局限性和狹隘性，特別是強調高投入和高增長。

中央黨校教授趙振華説：“傳統的先增長後治理、追求增長忽視公平等發展方式失去了可持續性，必然走到盡頭。”

新常態下，結構調整是一種大邏輯、大格局、大趨勢，是中國無法回避、必須進行的一場變革。

“結構性改革是今後改革的重頭戲，也是考驗我國經濟能不能轉型升級的關鍵。積極發現培育新增長點，需要結構性改革來推進，需要在需求結構、投資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産業結構、分配結構等方面發力。”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張佔斌説。

結構性改革也是一個世界性命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多次呼籲，各國務必落實結構性改革，提高國家長久競爭力和風險抵抗能力。

但面對這項牽一頭而動全身的改革，慎思者眾，篤行者寡。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曾作出判斷，發達國家恐怕沒有一個領導人敢於進行結構性改革。他同時指出，誰都清楚，如果不推行結構性改革，就沒有辦法真正恢復經濟競爭力。

因此，國際金融危機後，各國為維持經濟可持續增長，普遍認識到推動結構轉型、改革原有經濟運行模式勢在必行。

中國在今後特別是在“十三五”時期如何推進結構性改革？這次會議明確了兩條路徑：

——要針對突出問題、抓住關鍵點，促進過剩産能有效化解，促進産業優化重組，降低成本，幫助企業保持競爭優勢，化解房地産庫存，促進房地産業持續發展，防範化解金融風險；

——要堅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堅持五位一體總體佈局，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調動各方面積極性。

“‘十三五’規劃應當進一步細化各項結構性改革舉措，比如對於産能過剩問題，要有扶有壓，既要堅決地淘汰落後的産能，也要積極消化先進的過剩産能，還要結合國際合作適度轉移。”張佔斌説。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為，“十三五”推進結構性改革的重大突破，應爭取更大力度“放水養魚”，激發社會資本創新創業活力，加快金融體制改革，逐步消除服務業與工業要素價格差異，同時加快推進以優化結構、提升質量為基本目標的教育改革，推動教育結構與經濟發展需求和消費需求相適應。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則認為，“十三五”時期實現經濟結構優化，在需求結構上，要使經濟發展更多依靠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拉動，優化投資結構，提高投資效率；在産業結構上，使經濟發展更多依靠服務業和戰略新興産業帶動，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和綠色産業；推進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農業現代化與建設生態文明緊密結合起來，促進經濟轉型發展、升級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