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四洋七洲之地都能見到李克強出訪兼“推銷”的身影。鄭州上海合作組織總理會上也不例外，李克強再次提出國際産能合作。這對於區域經濟合作滯緩的上合組織仿佛注入了高能燃料：中國充足的優質産能找到用武之地，而中亞國家的工業化水平和産業升級得到促進。産能合作為上合組織發展帶來轉機：經濟和安全兩個輪子由此轉起來。

從專注于邊界管理和軍事互信的“上海五國”到以“安全、經濟、人文”為三大支柱的“上海合作組織”，——上合組織10多年的發展歷程很明顯是一種適應外部安全環境的演進過程。這種變化與大國力量的消長、因此引發的地緣政治動力曲線高度近似：蘇聯解體及亞歐大陸權力真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擴散及塔利班興衰，等等。而隨著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在中亞戰略楔入，IS“伊斯蘭國”的全球恐怖襲擊及向中亞的戰略滲透、擴張，一系列變因的出現，可以説，使該地區遭受到冷戰後從未有過的安全威脅。因此，適應這種日益複雜和嚴峻的地區安全環境，就成為上合組織成員國的一種內在戰略需求。這種需求反過來又驅動上合組織制度化水平和內聚力的提升。

（一）合作的方向與區域經濟一體化

那麼，這種區域合作的方向是什麼呢？上合組織自誕生之日就在中亞這個被稱之為亞洲大陸“心臟地帶”的複雜的地緣政治環境中扮演著“定海神針”角色：一方面維護著成員國的政權安全和社會穩定，另一方面也保障著中亞地區的安全和穩定。上合組織則因其“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合作安全觀而受到國際社會關注，無論是古典現實主義的均勢平衡理論，還是新現實主義的威脅平衡理論，都很難解釋這種不同於聯盟安全或集體安全的區域合作安全理念。那種基於外部威脅存在的聯盟往往因為威脅的消失而失去存在的價值和理由。與傳統的聯盟安全相比，合作安全則是以另一種邏輯判斷為依據的：外部威脅或者權力配置的差異之所以不會成為地區安全合作的動力從而增強成員國凝聚力，是因為成員國對於某種威脅程度的感知不一樣。利益向來是國家區域合作的基本需求，利益認同無疑也是地區安全合作的重要基石。縱觀當今世界，大多數國際組織都是以經濟合作為基礎，而經濟上的相互獲益也會促進國家之間的政治互信的增強。像歐盟、東盟、北美等地區的安全合作就與其地區經濟一體化密切關聯。

必須承認，上合組織在取得不同凡響的地區安全保障成就的同時，其經濟功能並沒有最大程度地發揮出來。雖然早在2001年，上海合作組織成立之初，成員國就簽署了《關於區域經濟合作及啟動貿易和投資便利化進程的備忘錄》，提出2020年發展目標是逐步實現商品、資本、勞動和技術的自由流動，以順應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增強成員國所屬地區的經濟合作的深度和廣度。然而上合組織最大的特點就是政策措施離不了“圓桌會議”，“共識何其多、落地何其少”的尷尬局面一次又一次的重復。在經歷了區域一體化、經貿合作的種種嘗試後，上合組織的經濟合作功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陷入了制度性停滯階段，成員國經濟合作多以雙邊為主。經濟結構具有明顯互補性的國家之間卻無法達成制度性合作，這成為上合組織發展的一大困境。

（二）區域經濟合作的困境與利益協調

造成這種發展困境的原因是什麼？除了諸如區域經濟合作目標的模糊化致使未能形成制度性安排、區域經濟合作方式泛機制化、區域經濟合作舉措形式化、區域經濟合作呈現雙邊或多邊化、區域經濟合作的項目化等問題制約著區域經濟合作的深入發展之外，還有以下兩個重要原因。

——與俄羅斯的利益協調。從大戰略層面來説，中俄彼此需要的程度很深，兩國都有借助對方平衡來自美國及其軍事同盟體系不斷擴張的戰略壓力，這一點，對經歷烏克蘭危機的俄羅斯尤甚。但是在具體到一些合作領域，中俄有時也會出現“非此即彼”的零和競爭。推動上合組織經濟合作方面就是如此。俄羅斯認為上合組織應當重在安全領域而無關經濟宏旨，傾向於借助上合組織平臺加強與周邊國家的安全聯絡；對於區域經濟一體化建設，俄方希望在它所力推的“歐亞聯盟”框架內進行磋商和談判。2011年7月，當俄羅斯正式推出以俄白哈關稅同盟為基礎的區域一體化戰略構想之後，這種態度就更為明確了。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經濟規模是俄羅斯的5倍之多（按2014年GDP計算是9倍）；俄羅斯擔心在上合組織中自己扮演從屬角色，而中國成為規則制定者並擁有決定性話語權。

——與中亞諸國的利益協調。按照維納的關稅同盟理論，經濟一體化通過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會給參與國帶來經濟福利，然而區域經濟一體化所産生的經濟福利和成本在各國間，甚至是各國內部不同産業間分配差異都很大。這就造成了各國及代表其産業的利益集團對區域經濟一體化態度的大相徑庭，具體到區域經濟一體化，就是反對者多多。

中亞國家産業結構不完整、工業化水平低下、消費品匱乏以及投資環境不佳，而中國與中亞經濟往來主要以貿易為主，特別是以中國對中亞國家出口為主，這對於中亞各國原有産業造成的衝擊是巨大的。因為這些産業存在種種不足和缺陷，有的是技術遠遠落後而難以維繫，有的是缺乏資金和管理，有的則是運營成本過高，它們在受到來自國外競爭時面臨調整或倒閉的命運。這種情況下，中亞國家面對中國的競爭自然會採用保護貿易政策來維護本國利益從而對區域自由貿易充滿戒懼。此外，中國企業進入中亞國家普遍表現出對其資源、原材料的獨一無二的興趣，而中亞國家無意成為任何一國的廉價原材料的提供者和經濟附庸、去重蹈“中心-外圍模式”，寧願獨立自主發展自己的民族經濟。上述種种經濟利益和發展戰略的考慮，就成為中亞國家對上合組織區域自由貿易化擔憂的根本原因。

在解決中亞地區的安全問題上，中國更願意從長遠著眼，即通過經濟發展水平的逐步提高，來獲得中亞地區的長治久安。這樣的戰略邏輯意味著，上合組織需要以經濟發展作為基石。只有當上合組織發揮好經濟領域的各項職能和作用，並以此作為未來的基礎性功能，才能確保該組織內成員國長期穩定的經濟和發展利益。而在經濟發展之上，所構建的安全合作和人文合作，就成了有本之木、有源之水，從而必然會提高上合組織的國際話語權和地區影響力，反過來也有利於增強組織內部成員國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三）大國與區域經濟安全品供給

推動上合組織的區域經濟合作，一個基本的考量是照顧到成員國利益需求，而不僅僅是首先考慮自己的利益所得。也就是説，必須考慮到這種區域經濟合作能給成員國帶來多大的經濟福利。

對於俄羅斯，建立與上合組織有競爭性的歐亞聯盟，其意義絕不止于謀求經濟利益。推進歐亞一體化進程是其最終目標，即在俄、白、哈三國的基礎上，將歐亞聯盟的範圍擴大到整個原蘇聯地區，同時由經濟聯盟而政治聯盟、軍事聯盟，將歐亞聯盟打造成多極世界中重要的一極。當然，由於俄白哈關稅同盟中三國經濟規模差距極大，彼此間貿易結構互補性不強、經濟分工和貿易聯絡鬆散，內部市場化程度不高，這些因素必然影響關稅同盟經濟效應的發揮，致使俄羅斯很難從一體化進程中獲取到巨大經濟利益。因此關稅同盟雖建立，但在相當長時期內不會對上合組織其他成員國造成嚴重的經濟影響。此外，烏克蘭危機引發美國與歐盟對俄羅斯實施經濟制裁，以及油價低迷對俄羅斯經濟造成很大打擊。據俄羅斯央行估計，如果油價在未來三年一直維持在每桶40美元以下，俄羅斯經濟將衰退5個百分點。這種情況下，俄羅斯對上合組織倚重只會加強，中俄戰略互信只會加深，這些都是中俄共同推動上合組織經濟合作的堅實戰略基礎。

中亞國家對於發展區域經濟合作有強烈意願，其目的是希望通過抱團取暖的方式來擺脫面臨的經濟困境。早在上合組織成立之初，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國就提出建立中亞共同市場的倡議。哈薩克斯坦更是提出上合組織應以經濟合作為主題，還倡議建立上海合作組織銀行、發展基金等融資機構，這説明中亞國家對於上合組織的經濟合作功能本身抱有很高期望。當然，中國要理解中亞國家所處的發展階段及其國家利益所在，即中亞國家對於淪為原料、資源産地充當經濟附庸的本能抗拒，以及為追求經濟獨立自主而採取的一定程度的貿易保護政策。有必要使中亞國家認識到，通過上合組織的經濟合作，將給中亞國家帶來更多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如就業、企業家培育、資本積累和市場體系發育等。這樣，區域經濟合作不僅滿足了中亞國家的國內需求，實現了社會穩定，而且還為其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在過去，中國與中亞國家經濟交往中不乏這樣的成功例子。比如，吉爾吉斯斯坦因充當中亞轉口貿易平臺而為該國創造了50萬個就業崗位。

事實上，中亞國家並不在意自然資源方面的比較優勢，真正關注的是如何建立能充分利用現有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源的産業，並在這一過程中完成資本、技術和熟練勞動力的積累，從而在未來將其轉化為競爭優勢。也就是説，中亞國家經濟戰略目標重點是提升企業的自生能力，並建立起基於本國比較優勢的産業、最終形成國際競爭優勢。而在這一進程中，寄希望於中國資本、技術和轉型經濟的經驗能對中亞國家發揮關鍵作用。如果是這樣一種區域經濟合作路徑，可以想見，當中亞國家借助中國的大市場實現本國經濟增長並建立基於國際市場分工、具有競爭優勢的産業時，中國發展區域經濟合作的建議以及相應的一些政治、安全主張自然就會得到地區國家的認可與支持。

（四）産能合作助中亞國家産業升級

實際上，李克強總理近些年在中亞大力推動國際産能合作，正是基於上述這種戰略考量。

這一戰略的出發點就是照顧到中亞各國的利益需要，即滿足中亞國家提升工業化水平、推動産業升級的利益需求。其中體現了互信、互利的“上海精神”，這也是中國對於成員國之間互利共贏、包容發展的合作之路的探索。具體而言，就是將優質産能、集成技術和工程建設能力與各成員國的發展需求結合起來，打造包括立項投資、建廠生産、銷售和配套服務在內的“一條龍”合作模式，幫助中亞國家提高工業生産能力，形成自主産業鏈。中國與哈薩克斯坦産能合作就相當成功、堪稱典範，目前雙方已達成52個産能合作項目，總金額超過300億美元。擁有先進水平的、性價比高的裝備産能的中國，與有著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生産以及火電等大型基礎設施項目、發展農産品深加工合作等巨大需求的哈薩克斯坦，由此結成了利益共同體。這有利於打造經濟新增長點，應對經濟下行壓力，推進資源産業升級，助力哈薩克斯坦工業化進程，推動中國裝備走出去，實現中哈雙方的互利共贏和共同發展。這種巨大的市場需求也呼喚著與之氣質相匹的企業家精神，從而帶領更多的中國企業“走出去”，向中亞、俄羅斯等國開展直接投資及技術合作，尤其是目標國急需的關鍵性技術。從世界範圍內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經驗來看，區域一體化雖然受益政治力量的推動，但區域一體化取得成功必然基於市場一體化，擁有市場基礎的區域一體化就可能獲得成功。

利益共同體從來都是命運共同體的孿生兄弟。作為大國，中國需要以大國的風範和思維來重新考慮區域經濟合作，即應由單純的滿足國內需求轉變為向中亞地區提供包括安全和經濟在內的區域性公共産品，以此來帶動上合組織取得真正的發展。換言之，只有中亞國家經濟真正發展了，中國在中亞的利益才能得以保證。只有這樣，上合組織經濟合作構想才會被中亞國家真正接受並取得實質性的進展，真正的命運共同體才會出現。從這一點意義邏輯來理解，推進包括産能合作、基礎設施建設在內的區域經濟深度合作，其本身就是一種合作觀念、合作方式的創新，這種創新將重塑上合組織及其成員國關係形態，進而在新的起點重新建構中國與中亞國家的未來。（朱寧 北京大學國家治理創新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