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兩棲人”：農民工的“城市夢”漸行漸近

新華社福州2月14日電（記者 郭奔勝 涂洪長 董建國）又到一年離家時，作為家中“頂梁柱”的劉季榮倍感糾結。這位來自江西省瑞金市的“90”後農民工，之前在福建省石獅市的一家小型服裝企業上班，幾年的漂泊生活讓他最感歉疚的就是與一雙年幼兒女的分離。“每年外出都要帶一張新拍的全家福，每晚回到宿舍都要拿出來看看。”

歸不得的農村、留不下的城市——自農民工現象形成之日起，這樣的兩難困境就成為每一個背井離鄉的農民工揮之不去的尷尬：鄉村盛放不了他們的就業與創富之夢，而融入城市的“高門檻”又讓人望而卻步。年復一年，他們奔波往還于城鄉之間，輾轉糾結于家廠兩地，被形象地稱作“兩棲人”。

“在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背景下，農民工進城缺乏平等、穩定的就業機會以及與就業相連的城市公共服務與福利，就業、就醫、就學、住房，哪一樣都是農民工融入城市的攔路虎。”中國農業大學農民問題研究所所長朱啟臻説。

來自閩西農村的張強松上世紀90年代中期到廈門打工，在一個叫殿前的城中村租住了8年多時間。這裡一度是廈門外來務工人員最為集中的租住地之一。他回憶説：“那時到廈門還要辦暫住證，一張50元，仍有很多人辦不起。半夜聯防隊敲門查證，鑽床底的、跳窗戶的都有，那種景象想起來真讓人難過。”

而今暫住證已經成為歷史，但農民工輾轉城鄉間的諸多煩惱並未因此而消解：用工環境改善了，但各種或顯或隱的門檻與歧視仍如影隨形；工資收入增長了，但吃住行等各項生活成本也水漲船高；過年回家的路比以前順暢了，但骨肉分離、親子難聚的難題在短期內仍難以解決。

福州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甘滿堂説，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新型城鎮化的推進，當前“農民工”的內涵與外延已經發生深刻變化，比如就業方向上“退二進三”的比例越來越高，收入結構更加多元，用工環境持續向好，就地就近務工人員日漸增多等。但總體而言，農民工群體的生産生活狀況仍然還有很大的提高和改善空間。

“以往農民工的形象或許是流水線上的螺絲釘、建築工地上的灰工裝，而今他們卻是充滿活力與熱情的‘快遞小喬’。”朱啟臻説，對於新生代農民工而言，他們與農業、農村之間的關聯更為鬆散，知識水平、學習能力、適應能力等遠勝於父輩。在經濟社會轉型階段和新的政策環境下，他們對融入城市、紮根城市有著更大預期和更為便利的條件。

17歲就來福建晉江打工的安徽姑娘李珊珊，如今已是當地一家高檔酒店的高管，同時也是晉江市政協委員。目前，像她這樣擔任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外來工，晉江全市已經超過300名。李姍姍説：“我們已經成為‘新晉江人’，在這裡工作生活非常便利。”

作為東南沿海製造業重鎮，晉江外來人口已過百萬，超過了本地戶籍人口。自2011年起，晉江在福建省率先實行流動人口“居住證”制度，賦予持證人員選舉權、公職人員招聘、義務教育、社會保險等28項市民待遇。目前，在晉江就讀的外地中小學生已佔在校生的6成，其中超過90%在公辦學校就讀。2012年，晉江市還全面放開戶籍，提出“無房流動人口也可落戶”的創新做法，吸引諸多“新晉江人”落地生根。

促進約1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改造約1億人居住的城鎮棚戶區和城中村、引導約1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給農民工帶來了實現“城市夢”的春天，類似晉江這樣“本外融合、共同發展”的景象正在許多城市成為現實。

去年頒布的《廣州市來穗人員融合行動計劃（2016—2020年）》中明確提出：5年內，基本實現社會保障與基本公共服務對來穗人員全覆蓋；來穗人員子女同戶籍學生一樣享受9年義務教育。

2016年起，我國全面實行居住證制度，規定公民在其他城市居住半年以上，有合法穩定的就業、住所、連續就讀三個條件之一的，可以申領居住證。包括廣大農民工在內的流動人口將在城市公共服務均等化、權益便利化方面邁入嶄新的歷史階段。

朱啟臻認為，居住證制度的全面實行，將方便流動人口在城鎮和小城市落戶，極大降低農民工融入城市的成本，對於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的均衡發展將帶來深遠的積極影響。但要注意的是，政策紅利的釋放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各地細化落實的進程也會有差異，農民工市民化仍是一項任重而道遠的工作。

“我們村裏有很多外出打工的人，起點都差不多，幾年過去了，有的在縣城裏買了房，有的在大城市安了家。我還年輕，機會還很多，只要努力，以後應該可以成為一個城裏人吧。”説到未來，劉季榮不無樂觀地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