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3月24日博鰲亞洲論壇
“轉型中的G20：全球願景，中國方案”分論壇上的文字實錄

周小川：謝謝主持人。剛才王毅部長和虎城部長介紹了G20會議的主要內容，我想借此機會介紹一下財金渠道關於G20峰會的準備工作。財金渠道的議題在G20峰會中歷來很重要，從這些年各國舉辦峰會的經驗看，峰會之前通常要召開四次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會。今年2月底中國已在上海召開了首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7月份還將在成都召開財長和央行行長會，另有兩次是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年會套開。此外峰會前還要召開若干次副手會和工作組會，以為G20峰會的討論做好準備。

今年G20峰會的準備工作與往年類似，財金渠道首先要討論全球經濟形勢，包括各國的經濟金融情況。這是非常必要的，儘管不一定達成重要的決議，但是形勢判斷是制定所有經濟決策的基礎。另外，全球經濟形勢並不平穩，有時會突發一些重大問題，甚至可能影響原來預設的議題。例如，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希臘債務危機的爆發恰逢2011年G20戛納峰會召開的前夕，導致整個峰會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希臘問題，這種情況也有可能再次發生。

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也是G20峰會的重要內容。剛才王毅部長也談到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作用，今年的峰會特別強調結構性政策的設計和採用。虎城部長也談到貿易政策，2008年在華盛頓召開首次峰會時，貿易問題以及如何在危機條件下促進貿易融資是當時的一個重點。

今年財金渠道的一個重要議題是國際金融架構，這是G20歷來關注的問題。在危機時期，如2009年、2010年和2012年，大家都希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能動員更多的資源，因為進行危機救助是需要大家共同出資的，需要確定用什麼機制和用什麼樣的方式來獲得資源。當然，這也不僅僅涉及資金問題，更主要的是國際金融架構能夠確保國際金融機構進行更好的危機預警，更好地解決問題，能夠更好地反映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特別是新興市場經濟體權重的變化等。這其中也包括SDR的相關議題。

此外，每次G20峰會都會討論金融改革的相關議題，該議題主要由金融穩定理事會（FSB）牽頭負責。由於G20是因危機應對産生的，應對危機需要改革，因此，這些年陸陸續續推出很多重要的金融改革，大家印象較深的是巴塞爾III關於銀行體系的改革。今年將重點強調宏觀審慎管理框架和繼續討論處理“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機構等問題。

今年的財金渠道還有兩個議題。一個是普惠金融，強調如何更好地為發展中國家、為貧困群體、為大眾、為中小企業做好金融服務，我們為此專門成立了工作組。另一個是綠色金融，在全球氣候變暖、環境惡化的情況下，鼓勵金融活動明確支持綠色發展，採用的工具包括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等。為在這方面進行探索，我們也成立了工作組。

和前兩屆G20會議一樣，財金渠道將繼續討論稅收問題。財政政策的順利實施要求動員更多的稅收，因此，在 “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議題下，G20各國加強溝通，密切合作，以防止一些國家的財政收入狀況進一步惡化，從而減弱財政政策的效力。

每次峰會之後，在部分經濟議題和改革議題上會形成峰會批准的文件，這是經過G20領導人批准後需要落實的文件。因此每次峰會都需要回顧此前共識落實的情況，評估遇到的困難和進展，並制定相應的對策。

我就借此機會做一些介紹。謝謝！

主持人：剛才我注意到周行長提到了當前世界經濟復蘇乏力，經濟下行的風險和壓力增大，很多國家都希望今年中國舉辦的G20峰會能夠為全球經濟增長注入新的動力和活力，請問今年的G20將如何在宏觀政策協調方面發力？

周小川：2月底在上海召開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已經開始討論這個問題。應該説，G20是應對危機的産物。1999年召開第一次G20會議是為了應對亞洲金融風波，2008年G20會議升級為峰會是為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所謂應對危機，首先就是制定危機解決方案，用什麼辦法能克服危機，用什麼辦法能夠促進復蘇，復蘇以後如何保持強勁、可持續和平衡的增長。2009年，匹茲堡G20峰會通過了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框架，其中就包括了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但也是在對危機的診斷以及解決危機中暴露的問題的基礎上來協調這些政策。從需求方面看，金融危機一般會導致全球信心下降、總需求疲軟，投資和消費都不景氣，因此總需求方面的政策協調是一個重點任務。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作用也因此受到重視。貨幣政策方面，大家已經看到有些國家實施了數輪量化寬鬆，有的國家實施了量化和質化寬鬆，最近這兩年還有一些國家在實行負利率。因此，G20財金渠道的討論肯定要評審量化寬鬆政策的效果怎麼樣，量化寬鬆政策在必要時如何退出，還要考慮其“溢出效應”，相互之間會不會産生很大影響。同時大家也會討論負利率政策究竟怎麼樣，當然這還需要觀察。總之大家非常關心這些議題，要通過討論來增強協調。

有觀點認為，貨幣政策重要但也不能過度依賴貨幣政策，還要發揮好財政政策的作用，而且財政政策在近期發揮的作用可能更重要。但各國財政政策的空間有差異，所以大家也會有爭議，要討論在什麼情況下，比如説赤字率是多少、總債務率是多少，一國才有空間更多的運用財政政策。財政政策除了支出方面還有收入方面，稅收要有保證，才能有空間實施財政政策。

此外，今年G20會議的討論中大家更加關注結構性政策。其實結構性政策的提法已有數年。有一些經濟體結構性矛盾比較嚴重，光靠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像剛才王毅部長談到的還不能解決問題，必須針對其結構性問題進行改革。儘管結構改革需要的時間較長，但能最後真正解決問題。最近提出的鼓勵創新，最後也會出現結構性的變化。在全球金融市場波動的情況下，匯率和資本流動也是大家比較關注的政策協調問題之一。匯率的爭議可能跟大宗商品價格下跌有關，大宗商品特別是石油價格大幅下跌首先會導致一些産油國收支平衡受到影響，其匯率率先開始發生較大變化，包括股市在內的金融市場大幅波動隨之發生。大家對中國也比較關注，上海的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使用的語言和李克強總理的表態其實是一致的，即，各國要在匯率政策上進一步加強溝通和協調，大家都不贊成採用競爭性貶值的辦法來解決問題，不能靠過度的匯率貶值來刺激出口。同時，跟匯率、宏觀政策連在一起的還有資本流動問題。當前的資本流動有些異常，尤其對新興市場國家不太有利。因此資本流動也成為需要協調討論的問題。這種協調和討論並不一定是要達成一致的文件，但經過溝通後，各國在宏觀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方面都會參考G20共同討論的結果，使得政策更加協調。

彭博提問：我是來自彭博社的記者，我想問的是周行長對於SDR前景的看法。中國對於SDR持怎樣的觀點，對於未來進一步提升SDR地位和擴大SDR使用有何計劃？

周小川：不能説中國對於SDR有什麼計劃或要求，這應該是全球的要求，只不過討論中誰説的聲音大一點或者誰先説了。關於SDR討論的起源是清楚的，就是全球金融危機、特別是次貸危機在美國爆發後，美元開始大幅波動，所以大家開始想是不是能夠找到一些讓國際貨幣體系更加穩定的辦法。從中國的角度來講，我們的貿易和投資夥伴非常多元化，我們在很大程度上使用美元，同時也用歐元和日元。我們周邊的一些國家在危機過程中遇到了貿易支付上的困難，就像虎城部長剛才提到的貿易融資方面的困難，這些因素有時候跟所謂的儲備貨幣或主流貨幣有關，跟幣值和流動性也有關，所以周邊國家自己搞了相互之間互相支持的方案，諸如貨幣互換、相互融資等等。在相互融資、貨幣互換的過程中，大家自然想到既然美元不是那麼穩定，那為什麼非要用它呢，還是可以用更多元化的東西，我覺得這是起因。而SDR本來就是一個包含多種貨幣的籃子，而且是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掌控的，因此自然會有聲音要求討論進一步發揮SDR的作用，擴大SDR的使用。同時IMF也一直對此十分重視，因此中國在今年接任G20主席國後重啟了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即IFA，擬推動對上述問題的討論。

2011年，法國作為G20主席國，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這一問題十分重視，當時薩科奇總統特意到南京，主持了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南京研討會。但就像我剛才所提到的，2011年G20領導人峰會被希臘問題沖淡了，導致其他議題討論未能充分展開。我們今年將進一步討論這一問題，3月底會在巴黎再召開一次類似南京研討會的會議，也有人將此稱作南京II。這次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研討會上，SDR的作用和使用將是內容之一。從中國人民銀行的角度來看，我們認為，SDR是一攬子貨幣的綜合，提高其可信度、擴大其使用有助於提高各國的風險管理以及相互之間合作的有效性，同時，如能擴大SDR在財務報表中的使用，它的客觀性和波動性將會具有一定優勢。當然這還是一個逐漸探索的過程。中國將和包括G20成員和IMF在內的國際社會一起探討這一問題，希望大家朝著這個方向共同逐步探索。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