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法治紮根“鄉土中國”

以法治為原則，統領人情、倫理，才是化解鄉村矛盾的正道、消解鄉村衝突的正途、走向鄉村善治的正軌

不久前熱播的電視劇《小鎮大法官》，深刻描繪了基層法治生動而複雜的圖景。劇中呈現出兩種“基層法治觀”，一種兼顧人情冷暖、以情釋法；一種有板有眼、用法律規範鄉俗倫理，它讓觀眾跟隨劇情深入思考：哪個更適合“鄉土中國”？實際上，兩者並非簡單的非此即彼。如何在情理法之間尋找結合點，始終是基層治理法治化過程中繞不開的課題。

改革開放30多年，我國基層治理已經步入制度化、法治化軌道，但鄉村仍然是法治建設的薄弱環節。在城鎮化加速推進過程中，鄉村一方面社會矛盾多發高發，另一方面又面臨著法治力量不足、村民法治意識淡薄的困境。依法治村是必由之路，其中卻又摻雜著各種風俗、倫理與人情。法律體系已經形成，但有時“上氣”不接“下氣”，執行跟不上制度，給權力留下了任性空間。

辯證地看，問題的存在也為基層法治創新帶來了動力。問題導向的法治路徑，成為中國基層治理的重要特色。很多基層司法人員感嘆，在農村推進法治，既需要對社情民意的感悟，又需要法理人情的融合。在辦案方式上，全國各地出現了不少創新。筆者調研時遇到“全國優秀法官”黃植忠，他主張“多解扣子，少敲錘子”，其“調解四法”讓撤訴率達八成以上，化解了不少矛盾。在他眼裏，農村的很多案件如果一判了之，看似簡單快捷，但鄉親們可能會因此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來。如果説“案結事了”體現法官水平，那麼實現“人和”則體現法官境界。這就要求基層的司法工作者，要有包公的心、宰相的肚、婆婆的嘴、毛驢的腿。

感受到基層法治任務繁重、工作不易，才更能理解機制創新的重要性。廣東省惠州市為了將法治引入基層糾紛化解，聘請律師擔任駐村“法制副主任”。過去，律師基本活躍在城市，而村民很少能夠見到。如今，“法制副主任”讓法律從手冊中走出來，不再是擺擺展臺、發發材料；在糾紛處理中，他們成為緩衝第三方，消解了對立雙方的信任危機。在基層治理的法治土壤中，“法制副主任”好比催化劑，一點一點喚醒村民的法治意識。如今，惠州很多村民在遇到矛盾糾紛時，不再像以前那樣説“我打你”，而是變為“我告你”。惠州實踐啟示我們，法律信仰需要通過一系列社會活動、訴諸群眾的經驗和感受才能形成。

在全國，類似惠州的創新隨處可見。比如湖北恩施州的“法律診所”，法官定期“坐診”或主動“預約”，為群眾開展全方位法律援助服務；陜西富縣的“群眾説事室”，推行“群眾説事、法官説法”工作機制……只有成為人民群眾“身邊的法”“家常的法”“管用的法”，基層法治才能獲得不竭的發展動力，才有堅實的支撐。可以説，“鄉土中國”法治創新的火熱實踐，正引領基層治理走向善治之路。

需要強調的是，基層法治創新並非只要溫度不要威嚴，而是要推動改變“情—理—法”的積習，走向“法—理—情”的排序。在鄉村治理中，群眾訴求越是家長裏短、多元多變，越需要用法治思維審視問題、解決矛盾。無視規則去“擺平”“搞定”，圖一時方便而埋下發展隱患，看似高效的背後卻是資源浪費和矛盾積壓。以法治為原則，統領人情、倫理，才是化解鄉村矛盾的正道、消解鄉村衝突的正途、走向鄉村善治的正軌。

基層法治實踐是法治中國的重要部分、法治昌明的底色。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對各類社會矛盾，要引導群眾通過法律程序、運用法律手段解決，推動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環境。”當法律意識不僅出現在書本上，也出現在田間地頭、村前屋後時；當鄉村幹部帶頭守法，並依法化解糾紛時，法治才能給人以盼頭，讓人嘗到甜頭，信法守法用法才有勁頭。（姜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