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海如何求解科技創新“方程式”

新華社上海５月２９日電（記者姜微、何欣榮、周琳）一年前，勇當創新發展先行者的上海，奏響加快向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進軍的號角。從科創中心２２條到人才新政２０條，從高大上的尖端科學設施到小清新的眾創空間，從最前沿的腦科學到最實用的機器人，從雲端之上的北斗應用到萬米之下的深海觀測……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海始終把制度創新作為首要，以科技創新為引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韓正指出：“要使上海最具優勢和潛力的科技與人才資源，成為擴大有效供給、改進供給質量、提升要素能級的最有力支撐。”

以制度供給優化營商環境

在一個創業者微信群裏，主管科技的上海市副市長周波因長期“潛水”，被“不明真相”的群主直接踢出群。“在這個被踢的群裏，我聽到許多真實的故事，包括創業的艱辛以及創業者們的需求。”周波説。

對於上海這樣的國際大都市，創業創新最大的艱辛是什麼？成本！地價高、房價高、商務成本高——從市場角度看，政府要逆轉這種現象很難。

但這不意味著無所作為。“住房是特殊的商品。如果不堅持調控，將影響上海經濟持續平穩健康發展，也會削弱城市的競爭力。”信貸從緊、限購從嚴，在減少房地産依賴方面，上海決策層有著清晰的認識。

而對眾創空間發展和大工業用地，上海“另眼相待”，相繼出臺了明確且量化的支持政策。統計顯示，目前上海的各類眾創空間達４５０家左右，９０％由社會資本創辦。

如果説房地産調控是“當頭炮”，改善營商環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堪稱上海激活創新的“殺手锏”。

“今年政府部門的審批事項要１００％上網。不是簡單往網上一放了事，而是要內部流程再造和改革，目的是簡政放權。”上海市市長楊雄近期表示。

增值稅申報“月改季”，是今年上海為支持創新推出的一項簡政措施。騰訊科技上海公司財務總監張琳説，申報“月改季”後，企業可將每季度前兩個月的稅款“釋放”出來，提高資金週轉效率。申報相應的人力物力投入也大大減輕。

與簡政放權環環相扣的，是政府的優化服務。在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相距不到１公里，上海同步輻射光源和國家蛋白質科學中心（上海）遙相呼應。這兩個大科學設施，對國內外用戶免費開放。“不用飛國外，就能用上世界先進的實驗技術和方法，這對科研人員的吸引力可想而知。”蛋白質中心主任雷鳴説。

上海市委副書記應勇説，人才是創新的根基，也是科創中心建設、推進創新驅動發展的第一資源。“在上海這樣的大都市，招攬高端人才的成本反倒不高。”中芯國際負責戰略規劃的副總裁高永崗説。

高擎開放式創新大旗

ＧＥ、英特爾、諾華……作為我國對外開放的高地，上海是外資研發中心集聚度最高的地方，數量約佔全國總量的１／４。

高質量的外資公司，是上海建設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的一大底氣。問題也隨之而來：外資太強，會不會對國內人才形成“虹吸”效應？在高度開放環境下，如何找到自主創新的路徑？

好在，中西合璧的文化背景、海納百川的城市精神，讓上海找準了一條解決之道——開放式創新。

開放式創新，把體制機制接軌放在第一位。在引進外資項目的同時，更要借鑒國際上已被證明行之有效的制度和經驗，讓國內創新主體少走彎路。

以生物醫藥産業為例，上海張江在國內率先啟動生物醫藥代工試點。研發企業可以將新藥外包給專業的代工基地生産，而不用費時費力自建廠房，接通了産業化的“最後一公里”。

“只要掌握最核心的知識産權，其他環節都可外包。這種與國際接軌的環境，推動張江的新藥研發進入爆發期。”再鼎醫藥董事長杜瑩説。

開放式創新，還要善借外力匯眾智。今年５月，張江園區聯手ＧＥ、聯合利華等，在國內率先試水“跨國企業聯合孵化器”。

張江管委會副主任王維剛説：“跨國公司內部有一套自給自足的創新體系，但久而久之會形成‘孤島現象’。所以，有遠見的跨國企業越來越希望與有潛力的本土中小企業合作，激發自身創新活力。”

聯合利華北亞區總裁馬瑞文介紹，通過參與孵化器，被聯合利華相中的本土初創企業，不但有機會拿到投資，還有望得到跨國企業的龐大市場網絡支持。

開放式創新，不但要對外開放，更要對內開放。上海歷史學會會長熊月之曾經這樣論述：從近代以來，上海就是異質文化交流與融合的場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取長補短、見賢思齊，相比單打獨鬥、孤獨創新，成本低且速度快。

河馬動畫ＣＥＯ、北京人徐克是這一論斷的堅定支持者。“北京人大氣，但上海人精細、重契約精神，這是我把公司放在張江的原因之一。”

在更廣泛、更前沿的科研領域，上海不斷展示海納百川的氣質：與中國科技大學合作推進量子通信“京滬新幹線”項目，與清華大學合作研發工業明珠燃氣輪機……匯聚全國智慧，參與國際競爭，這就是上海建設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的本義。

政府攜手市場“良幣驅逐劣幣”

對産品質量要求高、對假冒偽劣不手軟、對知識産權保護強——在國內，上海素以監管嚴格著稱。“上海太規範了。”這是一些習慣了“野蠻生長”的互聯網企業經常發出的抱怨。

毋庸諱言，監管與創新之間，確實存在著一定的矛盾。“為什麼留不住馬雲？”曾經讓上海反思了好多年。不過，正是這樣的碰撞與交鋒，推動上海向著監管和創新的平衡點一步步邁進。

上線出租車信息平臺、頒發全國首張專車平臺牌照、試水出租車服務社模式，去年上海在出租車改革領域“三箭齊發”。對於網絡約車這種新生事物，不是“一上來就管死”，而是“看一看”，給其一個成長的機會。

但在鼓勵創新和依法合規之間，上海交通主管部門也力求“最大公約數”。畢竟，真正的創新，是探索出更多的新路。

這樣的互聯網思維，在上海的監管創新中，正成為一種習慣。

近日，上海浦東市場監管局與螞蟻金服旗下的芝麻信用開展合作，向後者提供包括行政處罰在內的近６萬條企業信用信息。而針對市場徵信機構反饋回來的數據，監管部門也將採取高風險預警、增加檢查頻次等監管措施。

“做好事中事後監管，靠政府大包大攬不行。需要更多的第三方機構和公眾參與進來，下好信用監管這盤大棋，實現良幣驅逐劣幣。”浦東市場監管局局長陳彥峰説。

對於新的技術、模式和業態，上海保持了一定的監管彈性。政府的有形之手和市場的無形之手協調配合，實行“業界共治”。但對事關人民生命健康和公共安全的事項，上海堅持足夠的監管硬度，不斷強化準入管理。

“上海是全國生物醫藥産業的高地。這不僅指集聚度高，更是標準高。一款新藥，如能在上海市場立足，走向全國也不是大問題。”張江生物醫藥基地開發公司總經理王蘭忠頗有自信。

正因為監管的高標準，包括生物醫藥代工試點、國家藥品審評中心上海分中心等重要改革，紛紛在張江率先落地，這反過來促進了行業的持續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