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場硬仗——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新華社北京6月8日電（記者 安蓓）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黨中央綜合研判世界經濟形勢和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作出的重大決策。如何打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場硬仗？記者日前專訪了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

經濟轉型面臨結構性矛盾掣肘

問：未來五年，圍繞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推動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當前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是什麼？

答：當前我國經濟轉型面臨著結構性矛盾掣肘，這決定了“十三五”期間是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攻堅期。

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問題是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不相適應，需求引導供給的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發揮，供給釋放需求的作用沒有得到有效利用。

隨著消費結構向多樣化、高端化、服務化的需求升級，原有的供給結構已不適應市場需求結構的變化，供給過剩與供給不足的矛盾並存。若再用以往擴大投資的辦法化解供需矛盾，投資的邊際效應就會明顯遞減，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也將趨於減弱，還會使經濟矛盾和問題後延，更重要的是錯過化解風險的最佳時期，使潛在風險進一步積累。

為此，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力度，以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提高投資有效性，加快培育新的發展動能，改造提升傳統比較優勢，增強經濟持續增長的新動力。

以更大的決心和魄力攻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問：如何破解經濟轉型面臨的結構性矛盾？

答：面對經濟轉型的結構性矛盾，需要以更大的決心和魄力攻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闖出一條以結構性改革化解結構性矛盾的新路子。

在我國經濟轉型時期，結構性改革有其特定的時代內涵：以結構性調整為重點任務，以提高全要素生産率為基本目標，以制度創新為重大舉措。從現實情況看，我國經濟轉型的矛盾與挑戰主要是結構性問題：不僅需要結構調整，更需要結構性改革；不僅需要政策調整，更需要相應的制度變革；不僅需要適度擴大總需求，更需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重點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總體部署。從這兩年改革的實際進展看，有些領域的改革進展較快，並且有實質性突破，但有些領域的改革滯後，甚至出現了改革“打滑、空轉”的現象。

當前，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改革的環境和條件發生了重大變化，改革的難度和複雜性也大大增加。這就需要按照十八屆五中全會的要求，在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理念上進一步解放思想，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形成共同改革行動，為堅定不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良好氛圍。

實現“雙中高”關鍵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突破

問：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如何推動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

答：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是個客觀趨勢。推動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關鍵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取得突破。

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抓好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應該看到，經濟轉型升級的大趨勢為解決以往的結構性矛盾和問題，如國企改革等，預留了空間，也提供了重要機遇，使得五大任務的推進具備了有利條件。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五大任務的推進最終要落在“改革”二字上來。

去産能，重點是促進産業優化重組，以有效化解過剩産能。這就需要通過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要素市場化改革、財稅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等，理順誘發産能過剩的相關體制機制，逐漸消除産能過剩的制度性因素。

去庫存，重點是逐步消化過高的房産庫存，不能再把過度發展房地産作為保ＧＤＰ增長、保地方財政收入的手段。這就需要以市場手段優化資源配置的同時，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並通過制度調整創新，讓進城的農民工租得起房、買得起房。

去杠桿，就是不能再用加杠桿的辦法刺激經濟增長。高杠桿必然帶來高風險，這就需要處理短期與中長期的關係，不為短期保增長而為中長期留下更大隱患，尤其要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降成本，減少制度性交易成本極為重要。在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的背景下，儘管數量型的放權有作用，並仍有一定空間，但其作用越來越有限。對企業而言，“含金量高”的放權至關重要，把企業總體稅費降下來的同時，關鍵是要降低企業設立、企業投資中的制度成本，讓企業“輕裝上陣”。

補短板，核心是科技創新，以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促進經濟轉型，不斷創造供給能力，形成發展的新動能。

總而言之，我國經濟轉型正處在歷史關節點：短期面臨突出矛盾和問題，甚至是比較嚴重的問題；但中長期的發展機遇和市場空間依然看好。在經濟增長轉型改革高度融合的大背景下，經濟發展不僅要緩解歷史積累的某些矛盾和問題，更在於準確把握好經濟轉型升級的大趨勢，打贏以經濟轉型為主線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硬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