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發展新形勢下的正確選擇——訪中山大學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申曙光

記者：為何要推行延遲退休？目的是什麼？

申曙光：有一部分人僅僅是從社保基金積累的角度去分析這一決策。我認為，實行延遲退休有社保基金方面的因素，但這並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我國已進入老齡化時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老齡化影響，生産力、生産方式、産業結構和社會生活等，都因此而發生變化，有必要進行相應調整。

現在，我國正處在一個大變革、大發展的時代，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醫療衛生技術的發展，人均壽命日益提高；在計劃生育政策的長期影響下，人們的思想觀念，包括家庭觀念、養老意識等都發生了改變，家庭養老的功能逐漸削弱；老齡化時代所帶來的種種問題産生疊加效應，促使我們需要考慮延遲退休年齡，“推遲”老的到來，發揮“老”的作用，以適應新的時代變化。

舉例來講，普通女職工法定退休年齡為50周歲，而實際情況是，平均退休年齡只有48歲多一點。從22歲參加工作，到48歲退休，僅僅工作了26年左右，而城鎮女性的平均壽命已達76歲（很多地方超過這一水平）。從48歲至76歲，還有28年的退休生活。也就是説，工作26年，然後享受養老待遇28年。按照我國現階段的經濟水平來講，這是不現實的。

研究表明，這3年（2015至2017年），我國人口紅利達到頂峰。這是一個重要的訊號，表明我國勞動力結構已發生方向性轉變。這種趨勢一旦形成，很難逆轉。剛剛開始實施的“二胎政策”對此也是無能為力的。

記者：應該如何推進延遲退休政策？

申曙光：從政策具體實施的角度來講，延遲退休應該有一個根據實際情況、分階段逐步推進的過程，不要一步到位。現階段，我們最需要的是拿出原則性、方向性的政策框架。

隨著當前生育政策的調整和人們思想觀念的變化，我們很難預知未來幾十年後的社會發展。即使做出了判斷，也可能會有很大的誤差。但是，現階段我們可以預知的是，我國老齡化進程還在不斷加劇、加深，由老齡化産生的一系列問題也在持續發酵，這是確切無疑的。再加上平均預期壽命、勞動力需求等因素，退休年齡在總體上應該予以延遲。至於到底延遲退休到多少歲，我認為應該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根據社會實際情況而靈活決定，而不能簡單地“一刀切”。也就是説，應當先制定好政策框架，分步推進、動態調整。

根據社會發展狀況，不同的行業類型可以有不同的退休年齡。醫生、教師、體力勞動者、有毒有害等特殊行業從業人員，他們的退休年齡本來就不應該一樣。例如，一個博士後30歲開始工作，55歲就退休了，讀書23年，工作只有25年，是不是早了一點？而且，對於這一類人來説，往往50歲左右才開始達到職業的最佳狀態，達到為社會做貢獻的最佳狀態，如果此時退休，豈不是一種人力資源、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

記者：在制定和實施延遲退休政策的過程中，我們還需要注意哪些問題？

申曙光：首先，延遲退休會不會擠佔年輕人的就業空間？我認為，即使有，影響也是微乎其微的。需要延遲退休年齡的人，他們所從事的工作並不一定是年輕人能夠頂替的，往往這樣的人退休了，反而會使一些年輕人失掉工作機會。

其次，隨著社會的發展、産業結構的不斷調整和高素質人才潛能的發揮，會創造出大量新的工作崗位。現在的主要矛盾並不是沒有工作機會，而是沒有人願意去從事一些新的第三産業崗位的工作，比如醫療服務業、養老服務業。我國健康醫療産業發展迅速，卻嚴重缺少醫生，缺少護理人員。又比如，未來中國至少需要增加幾百萬個和養老服務有關的福利産業工作崗位，但是這些産業發展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缺少人才。

在其他政策上，也要配套改革。比如説，養老保險最低繳費年限原來是15年，這顯然是不夠的，現在就要考慮適當延長；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多繳多得、長繳多得機制，既要兼顧社會保險的公平性，又要有一定的激勵性。社會保險是一項追求公平的社會政策，但這絲毫不意味著它是“大鍋飯”。公平性意味著國家需要建立養老保障制度，為所有國民提供基本的養老保障；多繳多得意味著承認一部分人的特殊貢獻，意味著這項制度對所有人都具有吸引力，意味著權利與義務的對應關係。沒有任何對應關係的制度，不是社會保險制度，只是福利性制度。（趙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