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故事解讀減貧奇跡——消除貧困的浙江模式

當裏約熱內盧擁抱奧運會，在科科瓦多山上俯瞰，有一個意象讓人難忘——一面是燈火輝煌的城市，懷抱所有人類的美好夢想；另一面是依山而建的大片火柴盒般的貧民窟，容納了城市近五分之一的人口。

富裕與貧困的反差，刺目地存在於大西洋西岸。一座山的兩面，警示著人類的一項緊迫任務：消除貧困。

而在太平洋西岸，同處發展中國家，浙江已全面消除家庭人均年收入4600元以下的絕對貧困現象，是中國首個完成脫貧攻堅任務的省份。而且，全省農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2萬元，連續31年領跑全國，是中國城鄉、區域之間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

聯合國發佈的《千年發展目標2015年報告》顯示，全球極端貧困人口已從1990年的19億降至2015年的8.36億，其中中國貢獻率超過70%，6億多中國人快速擺脫貧困，是最早實現減貧目標的發展中國家。

中國，創造了人類減貧史的奇跡；浙江，則是這一奇跡的閃亮之星。在這裡，我們解讀3個堪稱經典的案例，詮釋富有浙江特色的扶貧開發經驗。

“模範生”的奧秘

危機無聲。截至2015年，全球約有8億多極端貧困人口，成為當今世界地區衝突、恐怖主義蔓延和環境惡化等問題的重要根源。

雖然是沿海省份，但人多地少、山多田少的浙江，一度面臨沉重的貧困問題，30多年前農村貧困發生率甚至高於全國平均水平。能在如此短時間全面消除貧困，浙江堪稱中國的“模範生”。

第一個故事，發生在“浙江屋脊”——地處浙南山區的泰順縣，一個曾經的欠發達縣。

從泰順縣城到筱村鎮培坑村，需在盤山公路行駛兩個多小時。如今的培坑已不見“空心村”的荒蕪，村民陸續開辦了8家織帶作坊。創辦來料加工産業項目、村民們在家門口就業增收，這一富有浙江地域特色的富民舉措，成為浙江扶貧開發的重要抓手。

培坑村距瑞安市汀田鎮不遠，那裏是全國有名的織帶加工基地。經政府部門牽線引進，辦織帶加工廠成了培坑村脫貧致富的可行方式。不過，村民畢竟收入不高，最初的創業資金從哪來？

村委會主任毛定夠説，當地獨特的資金互助會起了大作用。這是浙江扶貧的另一重要舉措：金融扶貧。資金互助會的股本金由會員自籌、政府補助等構成，村民最低繳納1000元會費就可以成為會員，只要有需求，會員可以從互助會借得資金用於創業，手續方便，利息也低。村裏的低收入農戶還可以通過贈股配股等方式，每年享有固定分紅。

在泰順，這樣的村級扶貧資金互助會，現在有107個。

其實，在浙江快速減貧現象的背後，都能看到一股強大的推力——每5年，省裏就出臺一個推進欠發達地區加快發展的扶持政策、實施一個針對具體扶貧對象的扶貧工程。過去10年中，省財政每年向26個欠發達縣轉移支付年均在300億元以上。

在全世界的扶貧模式中，通常把主要精力用在增加資金上，但很多扶貧資金往往一次性分配，貌似普惠而公平，卻無法形成長效機制。小小的培坑村，濃縮著浙江扶貧的兩種模式——産業和金融扶持。跟以往簡單給錢的“輸血”方式不同，這被形象地稱為“造血”，讓一度虛弱的細胞和器官富有活力，貧困地區靠內生動力自我發展。

農民的幸福計劃

在培坑村，一個細節引人注目：隨著織帶作坊出現，村裏悄然興起“返鄉潮”——曾經外出打工賺錢的村民，紛紛返回家鄉工作，現有60多位村民在家門口就業，一名在作坊做工的婦女，月工資在千元以上。

不用背井離鄉外出打拼，這是出現在許多浙江農村的變化。第二個故事，發生在浙江地理版圖的中心——磐安縣，當地探索的是利用生態資源致富，讓村民在家門口賺錢，這被稱作“我的幸福計劃”。

這個計劃起源於當地最偏遠的山區高二鄉。針對農民增收困難，鄉里引進一家現代農業公司，組建“幸福裏”專業合作社。農戶按傳統古法種植稻穀，公司以高於市場的價格收購，共吸納低收入農戶4000多戶、近萬人參與，人均年增收1000元以上。

“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當地幹部這樣看待農村問題，尤其看重“老鄉”——大量農民的增收致富。在中國人的千年夢想中，小康是一種富裕安康的生活，而在浙江，這個目標顯然更高遠。

2015年，我省提出不把絕對貧困現象帶入“十三五”——這意味著新時期扶貧開發工作，要讓低收入群眾共享我省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成果。

按照這一要求，高二鄉的幸福計劃也有了升級版：“幸福裏農耕文化産業園”“幸福公社”“幸福之旅”等。在下初坑自然村，當地利用原生態的環境和古村落，引進工商資本，將整個村莊作為産業園的一部分，一間間廢棄多年的黃泥房被改造成民宿，開始發展休閒旅遊産業。

村民依然住在村中，不過他們的家鄉成了城裏人嚮往之地。村民張洪傳將兩間閒置農房出租作民宿，一年有租金6萬多元。“有了這筆錢，我也要創業了。”張洪傳説，他家還有兩間房，今年準備開辦農家樂。

生態優勢就這樣轉化為經濟優勢。而這只是一個縮影，浙江眾多山村的未來，正沿著“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之路走下去。在這個過程中，浙江以“山海協作”方式助推山區加快發展——沿海發達地區把項目、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注入內陸山區，與當地自然資源、勞動力、生態等優勢結合，雙方緊密協作，使原先的“欠發達地區”蘊育出新的活力。

互聯網的奇跡

“全國還有5000萬貧困人口，到2020年一定要實現全部脫貧目標。這是我當前最關心的事情。”不久前，在寧夏考察的習近平總書記道出這份牽掛。

減貧，始終是全球一大難題，對中國來説，扶貧開發任務之重、時間之緊可想而知。洶湧而至的信息技術革命，能否加速貧困人口的脫貧進程？第三個故事，不是發生在某個村莊，而是浙江的一個現象——“淘寶村”。

淘寶村，是指淘寶電商年交易額達1000萬元以上的行政村。到2015年底，浙江已經有280個“淘寶村”，數量居全國首位。

在浙西南大山裏，記者見證了一個封閉落後的小山村——縉雲縣北山村——在短時間裏快速蛻變的神奇之路。只用了幾年時間，這個村的農民就開出300余家網店，80%以上的村民從事與之相關的職業，年銷售額超過1億元，成了遠近聞名的“明星村”。

37歲的村民呂林全身肌肉萎縮，這個從小不能行走、靠人救濟的農民，一度對生活失去信心。但在開辦一家戶外用品專營店後，他不僅能養活自己，還開始贍養母親，這讓他體驗到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在“互聯網+”時代，一根網線改變了無數浙江鄉村和農民的命運。在鄉村涌動的這股創業創新浪潮，也被各地政府鼓勵。各地頻頻出臺專項扶持政策，不少地方還辦起了電商創業園。“放下鋤頭，拿起鼠標，做成生意”成為浙江農民新的生活方式。

在這3個浙江故事中，人們的成功離不開一個共同條件：清除各種基礎設施障礙。在他們的身後，政府做著大量默默無聞卻極其重要的工作，從水、電、路等基礎設施，到鄉村整治和環境改善；從網絡普及和文化普惠，到各種政策扶持和精準幫扶，全民創業致富的通道已經打開。

現在，浙江正參照經合組織（OCED）國家的通行做法，採用“收入比例法”確定扶貧標準，即著眼于減緩相對貧困、縮小收入差距——採取綜合舉措，幫扶那些處於收入低端的人群增強發展能力，確保低收入農戶收入的增幅高於全省平均水平，使城市和鄉村的發展更加協調。（記者 裘一佼 通訊員 楊葉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