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中國方案

在今年G20財金渠道的幾次會議上，中國大力推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路走紅”。從中國的實踐受到高度關注，到中國的改革建議逐步成為各國共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中國方案，在矯正市場扭曲、改善資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受到充分肯定，被許多G20成員國認為是有效應對經濟增長困境的良策。

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逐步顯現成效，對經濟穩增長髮揮了重要的支撐作用。

簡政放權、放鬆管制被認為是“見效快”的措施之一。中央政府精簡幾百項行政審批事項，且所有城市都設有行政服務大廳，極大地推動了創業和創新。“我邀請所有的財長和央行行長到中國任何一個城市去看看，每個城市都有政府行政服務大廳，確實提高了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對居民和小微企業幫助很大。此前幾個月辦不下來的事，現在幾天就辦成了。”對於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上各方的高度關注，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曾這樣回應。

營改增等稅收改革，降低企業負擔、營造了公平的市場環境，也是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點睛之筆”。以火鍋界的“傳奇”海底撈為例，營改增推行3個月來，僅北京地區門店就減稅836萬元，減稅幅度達到45%。不止是減負，由於抵扣需要，改革倒逼企業盡力篩選優質供應商，目前海底撈北京地區95%的供應商已取得一般納稅人資格，所進原材料成本可順利抵扣稅金。

對於中國的營改增改革，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稅收政策與管理部帕斯卡·聖塔曼表示，中國將一個傳統模式的、低效率的增值稅制度，發展為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增值稅制度，不僅將服務業納入試點，甚至在金融業營改增這一世界性難題上取得突破。“中國的經濟增速，令歐盟國家羨慕。我對於中國經濟增長非常有信心。”他説，正是這樣的改革進一步促進了消費，保障中國經濟穩定增長。

相較于這些“見效快”的措施，中國方案中也有相應的“保長效”措施，主要用於化解産能過剩、杠桿偏高、成本過高、短板突出等結構性問題。比如，針對“三去一降一補”提出的任務和工作目標，摒除簡單增加財政開支的思路，而是通過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削減低效支出等辦法來解決問題，多雪中送炭、少錦上添花。

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加速城鄉要素流動，也是中國方案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其中，包括推進義務教育經費的可攜帶、統籌城鄉居民基本養老、支持農民工進城就業和定居等。這些政策目前已取得較好成效，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中國大力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努力和成效有目共睹，為處於深度結構調整中的世界經濟提供了可選擇的路徑和方案。

近年來，G20對結構性改革的重視程度不斷加大，並做出了許多政策努力。2014年布裏斯班峰會上，各方圍繞就業、投資、貿易和競爭等領域制定了千余項促進增長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數百項結構性改革承諾。但總體上，G20結構性改革進展仍落後於預期。因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即便廣受認可，由於各國情況差異較大，“眾口難調”導致改革承諾難以落地、協調性也不足。這不僅需要一個能兼顧各國異同的科學方案，還需以成功的實踐來增強各方信心。

在2月26日舉行的2016年第一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上，樓繼偉提出，“G20要加強改革行動的頂層設計，制定出結構性改革的優先領域和一般原則”。這樣尋求改革“最大公約數”，既能夠有針對性解決各國普遍存在的問題，又能夠充分考慮各國國情和發展階段差異。中國主張一經提出，迅速得到積極響應。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表示，考慮到當前經濟復蘇脆弱，市場對經濟前景信心不足，全體G20成員應當加快結構性改革，切實落實改革承諾，但政策選擇上如何平衡非常重要，需要明確哪些政策先執行、哪些政策可以推後，還需要明確哪些配套措施必須及時跟進，以帶來平穩有效的經濟增長。

在4月份華盛頓召開的今年第二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上，改革框架取得突破性進展。此次會議進一步確定了包括促進貿易和投資開放、推動勞動力市場改革等方面的9大優先領域及其涵蓋的48條指導原則。在此基礎上，7月份在成都召開的第三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上，形成了一套監測和評估各國結構性改革進展的指標體系。這不僅有效加強對G20各國改革進展與成效的監督，也較為客觀地衡量各國改革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效果。

對於如何在世界範圍有效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2016年G20峰會的主席國，中國結合國際經濟形勢和自身的實踐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方案。

首先，提出“要加強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結構性改革等三大政策共同發揮作用，依靠結構性改革實現經濟的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的建議。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研究員李雙雙分析説，需求仍是拉動世界經濟短期復蘇的關鍵。提高全球總需求依然需要依靠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順利實施同樣也需要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配合。

其次，強調全球稅改是實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保障。中國大力主張在G20多邊機制中推動BEPS（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的有效落實，推動國際稅制改革，倡導各國提高稅收政策制定和實施的透明度、確定性和規範性，為全球經濟增長營造良好政策環境。

第三，充分重視指標體系的操作性。用於整體評估與衡量各國結構改革效果，既要避免評估體系過於片面，無法衡量結構改革對各國經濟社會的整體效益；還要避免評估過程細節化，無法全面衡量結構改革對各國宏觀經濟的綜合效用。(記者 崔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