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網：“陷阱”迷思與新型大國關係構建 ——寫在紐約“李奧會”成功舉行之際

“中美需要牢牢把握兩國關係發展正確方向,堅持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原則,增進互信,深化合作,以建設性方式管控分歧,推動中美關係持續健康穩定發展。”

——寫在紐約“李奧會”成功舉行之際

中美關係一向是全球國際政治光譜中的耀眼一道，特別是在G20杭州峰會期間備受國際社會矚目的“習奧會”剛剛落下帷幕僅僅半個月，李克強總理又在紐約會見奧巴馬總統。此次“李奧會”被外界不約而同地解讀為是“習奧會”的延伸和拓展。中美如此高頻度的高層會晤，折射出中美之間利益交織的深度和廣度，也從另一方面折射出兩國間存在許多亟待溝通解決的重大事項和問題。美方政界和學界對於未來中美關係能否穩健前行、兩國之間能否建立起新型大國關係從而跨越所謂“修昔底德陷阱”等問題“慮及甚深”，李克強總理帶著對這些被關切問題及回應，與奧巴馬總統會晤、又與美國經濟金融界、智庫和媒體直面交流坦誠對話，這無疑對增進雙方的信任、擴大戰略交集和共識有著重要而積極的意義。

中國經濟規模位居世界第二、以及與美國經濟體量日益縮小的事實，使得全球權力轉移和“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成為近些年討論中美關係的主要話語之一。但是將中美問題簡單概括為“修昔底德陷阱”，本身就是一個迷思。修昔底德在其《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説，“使得戰爭無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壯大的力量，以及這種力量在斯巴達造成的恐懼”。哈佛大學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據此研究了歷史上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關係的大量案例，得出結論是，歷史上發生過無數次新崛起的大國挑戰現存大國的事例，而多數以戰爭結局。他將這種現象冠之以“修昔底德陷阱”，並用於定性中美關係。艾利森的研究絕非空穴來風，而是具有戰略策對的當下性：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當年美國推出“亞太再平衡”戰略，不久又加速推進TPP談判，意在遏制中國以及與中國爭奪貿易規則制定權的戰略意圖已昭然若揭。隨後釣魚島爭端、南海問題相繼被點燃，亞太安全環境嚴重惡化。美國持續強化在東亞地區的軍事存在和戰略主動態勢，不斷渲染中國“威脅”，加強與日本、韓國和菲律賓等軍事盟友的合作。從軍艦和軍機威懾到部署“薩德”，美國對中國的戰略遏制呈逐漸升級趨勢。在這一背景下，2012年8月艾利森的研究破殼而出，他認為，太平洋上的“修昔底德陷阱”已訇然洞開、崛起的中國開始挑戰美國霸權地位。

理論地看，無論是修昔底德那段有關大國關係的名言還是艾利森的相關量化研究，其基底構築都是遵循現實主義思維邏輯，即權力分配和敵意-友善法則決定著國際政治中國家間關係性質。這種物質決定論的觀點，認為權力的轉移及其所帶來的利益再分配，必然會導致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的對抗乃至戰爭。比如，美國著名學者米爾海默斯依據這種理論邏輯提出，中國無法實現和平崛起以及中美之間必然發生衝突。他認為這並非基於中國的文化因素或者國內政治因素等等，而是基於現行的“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政治體系。這種戰略思維作用下，中美雙方在南海問題、網絡安全問題、高科技和軍事問題等領域出現的分歧和問題，都很容易被放大和過度政治化。

但是，對上述所謂歷史邏輯持不同看法的一些學者則提出，現代的對位大國關係與以往相比也出現了根本性的範式變化，由於當前戰爭的成本空前提高，國際體系已經進入了“大國無戰爭時代”，新興大國和守成大國的互動模式也因此發生質變，對位國家爭奪的是國際影響力，其途徑不再是戰爭，而是在國際“寡頭市場”上為其他國家提供安全保障。比如當今的中美、美俄關係。新自由制度主義學者更是認為不能用歷史經驗來簡單地解釋現在的國際政治和大國關係，因為國際關係發生了與過去不同的革命性變革，比如全球化時代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依存、核武器的出現、非國家行為體的出現、國際法國際準則的作用、以及武力在處理國家衝突中的效用大大降低，等等。約瑟夫·奈就是這類觀點的始作俑者，他對中美兩國在管控分歧處理好衝突方面及對中國和平崛起一向持樂觀見地。

“修昔底德陷阱”邏輯還包含了新興大國必然挑戰霸權國家的隱形假設。中國領導人多次表示，將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那種強國只能追求霸權的主張不適用於中國，中國沒有實施這種行動的基因。霸權國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面佔絕對優勢實力，從而脅誘其他國家參加自己的體系。歷史上的霸權國家幾乎無一例外地幹著帝國主義的行徑、用武力干預別國內政以及掠奪他國財富。雖然美國被西方學者歸為不同於歷史霸權國家的一種“制度霸權”，甚至基歐漢認為這種霸權提供國際公共商品因而是國際秩序穩定的必要保障，但是，這仍然是一種霸權。既然是霸權，就無法擺脫霸權必然衰落的歷史宿命。

長遠來看，霸權也只是一種歷史産物，在歷史中産生又在歷史中消亡。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很有可能使美國成為“末代霸主”。從這點來説，霸權同樣適用本尼迪克特發明的那個術語“想象的”（ imagined ），即，“想象的霸權”。也就是説，它的形成是一個認知過程。然而其認知的先決條件，亦即全球化時代以來人們理解世界以及國家間關係的方式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比如，核武器的擴散導致的霸權成本升高，國際組織和區域國家等非國家行為體在國際政治中日益重要的角色作用等等，這些全球政治中最深刻的變化，使得支撐舊的國家間關係的觀念認知喪失了統治地位。這種變化帶來的後果是，霸權國與挑戰國（或者新興國與守成國）那種陳腐的大國關係的二元視角遭到質疑。民族國家這種傳統國際政治研究的主要範式開始被“文明”、“地區共同體”等等替代。雖然“永久和平”尚難以企及，但是地區性各種安全共同體出現了，比如東盟、歐盟，這些“由主權國家組成的跨國地區，這一地區的人民對和平的變化持有可靠的預期”，從而開始超越國家間那種傳統的“零和博弈”性質的結盟對抗關係。面對單憑一國之力無法解決全球難題以及相互依賴日益加深，“地球村”、“全球共同體”思想開始深入人心，這種背景下中國主張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也呼之而出。可見中國提出建立“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新型大國關係這一命題有深厚的歷史基礎，其本身是一個科學研究問題，更是一個不可回避的重大現實政治問題。

那種被許多西方學者建立在“想象”之上的中美雙邊關係，無法被抽象為霸權國與挑戰者關係。霸權終將成為歷史遺物，而導致美國喪失霸權的只能是美國，——如果美國不能跟上時代的變化，依舊用舊的霸權思維看待國際關係以及新興大國的話，那麼他將被時代以及其他國家拋棄。正如20年前一本名為《下個世紀誰最強：中美競爭的地緣政治與戰略》（朱寧著）的書中論道：“在中美歷史性競爭中，時間在中國這邊，中國只要不輸即贏，美國則相反”。由於霸權本身是一個認知過程，因此其消亡可能也是悄無聲息地“無疾而終”，並不必然地帶來戰爭與流血。而新崛起大國將在全球經濟政治變革中應運而生，它所能提供的國際公共産品的供給不再是過去時代的簡單複製和模倣，而是一種基於時代呼喚的創新，包括國家間關係的相處之道、準則、制度、安全承諾等等。

作為世界僅有的兩個超過10萬億美元年産出最大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中美兩國的經濟總量已經佔到世界的三分之一，兩大國對世界秩序的未來走向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中美在維護世界和平穩定，推動全球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促進人類文明進步等方面擁有共同利益，合作前景廣闊。雙方要必要增強戰略互信，充分發揮互補優勢，充實兩國新型大國關係內涵，加強互利共贏合作，本著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原則妥善處理分歧與摩擦，推動中美關係沿著正確軌道向前發展。也就是説，中美兩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不是僅僅走進概念讓其變成外交辭令那麼簡單，還要能走出概念，讓它成為一種有意識的外交行動。不僅是面對處理和管控當下彼此之間分歧，且要面向更長遠的未來致力於應對地區和全球問題的挑戰，因此，脫離“修昔底德陷阱”迷思，中美之間的戰略溝通至關重要，這不僅需要中國努力，也要求美國改變思維、調整政策。兩國關係的良性與穩定，取決於戰略交集，同樣也取決於戰略共識。中美之間需要擴大戰略交集，這是避免中美關係波動的根本辦法。我們常説，兩國關係有經貿這塊“壓艙石”，但是對於國家戰略來説，經濟利益與核心戰略利益相比仍然不在同一個天平上，因此還得有迎風破浪的船帆，也就是擴大經濟利益之外的戰略交集和共識。40多年來所形成的中美友好關係的基礎，除了兩國在經貿方面巨大的合作潛力和利益需要，最重要的還有地區和全球安全領域的需求與合作。例如，中美在反恐、防擴散、打擊海盜、禁毒等方面，以及在氣候變化、全球核安全領域都有成功合作，在伊朗、朝核、阿富汗、蘇丹等熱點問題上，雙方也都有有效的協商與合作。這些成果充分展示了中美關係的戰略意義和全球影響,充分説明中美共同利益遠大於分歧,中美合作可以辦成許多有利於兩國和世界的大事。今後中美可以進一步深化兩國在雙邊、地區和全球層面各領域合作，擴大經貿、兩軍、執法司法、反恐、網絡安全、人文以及地方務實合作，加強在朝鮮半島、氣候變化等重大國際問題上的協調。中美加強合作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國際社會的共同期待。

因而學界和媒體對於中美之間所謂“修昔底德陷阱”的描述，實際上簡單化了兩國關係，也很容易使其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因為無論霸權本身，還是霸權與新興大國關係，甚至新型大國關係其本質都是一個認知過程。換言之，中美關係的未來是一個戰略觀念建構的過程，如果用一種“敵意”思維看待彼此，就會生成甚至強化這種敵手關係；如果是用“友善”目光看待對方，那麼就可能出現一個“康德文化社會”、進而出現對於“和平的可預期”。中美需要牢牢把握兩國關係發展正確方向,堅持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原則,增進互信,深化合作,以建設性方式管控分歧,推動中美關係持續健康穩定發展。就這一意義而言，“李奧會”以及與智庫、媒體等對話，有助於重塑中美戰略共識、找到兩國更好的相處之道，從而為建立面向未來的新型大國關係注入新動能。（朱寧，博士後、北京大學國家治理創新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