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外交、巧實力：中美相處之道

中美關係走向既然是兩國共同建構和認知的過程，這就使得中美關繫帶有不確定性，也包含了諸多樂觀發展和朔造的可能。從這一點來説，李克強與能夠影響美國戰略及外交政策的智庫、媒體和各界人士的溝通對話，正是中國國力增長、國際地位提升，運用“巧實力”，在探尋中美兩大國之間的相處之道。

——寫在李克強紐約經濟俱樂部演講發表之後

李克強在紐約出席第71屆聯大高級別系列會議短短三天裏，先是“李奧會”，接著又與美國智庫、媒體、金融經濟界人士座談，出席紐約經濟俱樂部歡迎晚宴，以演講、答問等多種形式與美國政要、學者、企業家對話溝通，展示了“強外交”犀利、儒雅且敏于行的大國范兒，也展示了中國“巧實力”的一面。重點回應的問題，比如，中國經濟會不會“硬著陸”?中國會不會繼續改革開放?中國會不會堅持和平發展道路?等等。國家利益決定外交政策走向，這是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以來近代國際體系形成的標誌。美國出於國家利益需要關注這些問題，是因為中國經濟的長期繁榮能夠給美國帶來巨大利益。據美國有關機構的測算，美國對華貿易和服務出口、中國企業對美投資，為美國創造了約110萬個就業崗位。雖然美國信息情報系統發達、智庫之多之強堪稱世界之最，但是這些問題的回應面對面出自中國總理之口，其分量和成色足令美國政、學、商各界決策者和研究者為之振奮，因此在出席名單中看到像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前財長保爾森、魯賓、IBM總裁羅睿蘭、時代華納董事會主席比克斯、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哈斯等這樣的各界“大佬”也就不足為奇了。

中美關係走向牽動整個世界。作為古老文明國家的典範，中國以其璀璨的文化滋潤了亞洲也深遠影響了人類文明進程；而美國則脫穎于近代世界，並且從上個世紀開始影響全球政治。當太平洋兩岸的這兩個超大國家，以經濟規模第一和第二身份相握于本世紀初的世界政治舞臺時，引發了各種戰略猜想，尤其在南海爭端發生之後，有關中美即將發生衝突的話題不斷刷新各大國際媒體頭版。

關於中美關係的走向有一點很重要：中國和美國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定義自己的利益和威脅。比如美國，宣稱要“繼續領導世界百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更是明確表示：反對任何對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地位的挑戰。從這一點來説，美國的安全需求和表述，仍然是冷戰特有的思維和話語。按照這樣一個戰略邏輯，美國會力圖維持其全球霸權、實施霸權戰略，比如模倣古羅馬，以帝國的方式統治世界。然而這種霸權形式，不依靠武力是無法維護統治的。遺憾的是，核武器的出現使得戰爭成本高到足以讓任何一個國家膽寒。除了聯合國安理會5個常任理事國合法擁有核國家地位外，還有印度、巴基斯坦、朝鮮這樣不合法擁核國家，以及以色列、伊朗等這樣的匿核國家。儘管有《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簽署，但是，自1967年以來仍然平均不到10年就會出現一個核國家。核武器的驚人擴散速度加重了霸權統治成本和風險。

美國所追求的是絕對安全而非相對安全，這將使其墮入安全的黑洞。如果説戰略和政策根據利益界定，那麼很難據此找到美國國家利益的邊界。美國國家利益是無邊的，從國土安全、海外基地、公民安全以及盟國利益可謂無所不包。甚至，更多時候美國將利益與威脅混為一談，威脅或者可能的威脅都被納入到安全利益範疇。因此有人調侃美國用放大鏡看威脅，用哈哈鏡看地緣政治形勢。美國所表現的實際是一種世界觀和基本立場，即追求絕對優勢和由絕對優勢所保證的絕對安全。這樣的戰略定位可能迫使美國將有限的戰略資源投入到無限的戰略目標之中，最終無力支撐。按照吉爾平的霸權理論，為了支付維持霸權的成本，霸主國的經濟剩餘逐漸減少甚至消耗殆盡。一旦霸主國無力負擔提供國際公共品的成本，便不得已放棄霸主地位，讓位於崛起的新興國家。

如果美國遵循如此陳腐的戰略邏輯制定它的安全政策，將會使其陷入兩難維谷。它還將不得不面對眾多大國崛起的事實，比如中國、俄羅斯、印度，以及類似歐盟、東盟等地區國家聯盟。這樣一個脫離現實的戰略思維，還會導致美國戰略選擇的錯亂。比如，它可能傾向於遏制戰略和離岸戰略，從而刻意改變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國家的戰略安全生態。特別是對東亞而言，它通過充當亞歐大陸的“離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實施遏制戰略直接武力介入該地區，那麼就會引發地緣政治環境的多米諾效應，最終印證米爾海默斯所説的“大國政治的悲劇”。

中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以及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保持平均9.8%的增長速度，這給美國帶來極大戰略焦慮。如果説過去40年，美國對華戰略一直在接觸戰略和遏制戰略上猶豫不決，表現出搖擺和遲疑。那麼近幾年來，美國國內已經有一股勢力在推動美國通過TPP與中國爭奪亞洲貿易規則主導權，以及通過“亞太再平衡”戰略遏制中國，維持亞洲勢力均衡，從而對中美關係發展導入更多不確定因素甚至是地區安全隱患。

美國若將中國作為戰略對手予以遏制，將會犯下歷史上最大的戰略失誤。對於美國擔憂中國經濟總量與其並駕齊驅甚至超過時，美中關係該如何相處的問題，李克強的回答是：美國作為世界最大發達國家和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狀況，將會維持很長歷史階段。李克強曾多次引用孔子“和為貴”、“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古訓表達這一觀念：中華民族是熱愛和平的民族，中國人沒有擴張的基因，也不能理解和接受“國強必霸”的邏輯。中國走和平發展之路無法逆轉，還因為國際關係發生了與過去不同的革命性變革，全球化時代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依存、核武器的出現、非國家行為體的出現、國際法國際準則的作用、以及武力在處理國家衝突中的效用大大降低，任何崛起國家如果試圖以舊方式獲得霸權的話，都必然得不償失。按照國際政治經濟學(IPE)新現實主義者的説法，崛起大國是建立在壓倒性軍事經濟和科技實力之上的，然而衡量一國經濟科技實力的標準，顯然不僅僅是現有生産能力大小和經濟增長，更在於該國經濟自我改造和對全球經濟變化的適應能力。競爭機制使市場上經濟力量分佈和格局不斷發生深刻的變化,競爭優勢是流動的,不斷從一國轉向另一國。也正因此，由於市場競爭機制的作用，導致霸權國家無法長期保持這種創新和適應能力而不可避免的衰落。歷史地看，唯有具備這種能力的大國才能走得更遠。中國政府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以釋放13億人的無窮潛力和創造力，正是深遠地預見到這一點。

美國實施全球戰略，中國大戰略主要關注國內安全以及周邊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兩國的戰略側重不在同一個層次。但美國在東亞有駐軍、基地以及軍事同盟國家，這又使美國很深的糾纏在東亞，也必然地與中國戰略安全利益交織甚至衝突。對美國來説，沒有全球戰略和海外利益，它就不可能成為一個超級大國；對中國而言，只要經略好周邊乃至東亞地區，就不可能不成為世界大國。這就是使得探索大國相處之道，成為擺在中美兩國之間的重要課題。在中國方面，大國的相處之道恐怕是古老傳統文化的自然延伸：中道。也就是在大戰略上避免兩頭極端的方式，是大道至中，不偏不倚，走出新興大國特有之路，擇高而立、向寬而行。有此前提，中美還需要回答：（1）大國協調是否可能實現？以及（2）大國協調是否以地區、全球甚至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利益增進為前提？這些協調與合作內容很大程度決定著東亞乃至全球的未來。如果做不到第二點，大國的協調充其量不過是重復著19世紀歐洲“大國一致”的陳舊國際政治文化，複製著霍布斯無政府狀態下的某種帝國形態，如果做到這一點，那將書寫國際政治和全球歷史的新頁，從而超越狹隘的民族國家以及國家利益概念，迎來一個“和平可預期”的世界社會共同體，或者按照中國人的思維稱之為“大同社會”。

從過去的幾年看，中美在應對氣候變化、推進雙邊投資協定談判、建立兩軍互信機制、打擊網絡犯罪、應對非洲埃博拉疫情、推動伊朗核問題達成全面協議等方面取得重要進展。這展示了中美關係的戰略意義和全球影響，説明中美共同利益遠大於分歧。而且中美之間經貿領域潛力巨大。目前中美經濟總量加起來佔到全球的1/3。2015年中國成為美國最大貿易夥伴，中美之間年貿易總額接近5600億美元，兩國貿易額佔全世界貿易總量的1/5，並且這個增勢依然強勁。過去8年，美國對其他國家出口增長了12.9%，而對華出口增長卻達63.7%。兩國關係雖有摩擦和起伏，協調合作卻仍是主流。但是美國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突出軍事部署，強化排他性的同盟體系建設，同時高調介入南海問題，在韓部署“薩德”反導系統，縱容日本推行旨在擺脫戰後束縛的“軍事正常化”措施，給中美之間帶來新的戰略互疑。這些重大信號不能不影響到中國人對美國戰略意圖的判斷，加深了許多人對美欲對華遏制圍堵的懷疑，推動中方考慮必要的戰略應對。傑維斯的一項研究表明，在歷史上出現過國際行為體雙方均不希望發生衝突的情境中會發生衝突和鬥爭甚至走向戰爭的悲劇，其原因之一在於決策者的錯誤知覺。正是對信息的錯誤解讀導致對情勢的誤判，最終導致非本意結果。就像前一篇文——《陷阱的迷思和新型大國關係構建》説過的：中美關係的現在和未來的好與壞是一個建構過程。這個建構過程同樣也是一個認知過程，其中觀念（Ideas）起著至關重要作用。按照馬克斯·韋伯的定義：觀念如同鐵路岔道上的扳道工一樣，決定著行動在利益動力的驅動。無論以新自由制度主義還是社會建構主義理論視域來看，“觀念”都深刻影響外交決策：觀念幫助界定利益充當路線圖的作用，觀念還能轉化為制度發揮持久的影響。

中美關係走向既然是兩國共同建構和認知的過程，這就使得中美關繫帶有不確定性，也包含了諸多樂觀發展和朔造的可能。從這一點來説，李克強與能夠影響美國戰略及外交政策的智庫、媒體和各界人士的溝通對話，正是中國國力增長、國際地位提升，運用“巧實力”，在探尋中美兩大國之間的相處之道。當然，傳遞真實的第一手政策給美方，也有利於減少中美關係中的誤判，使兩國關係發展避免不必要的干擾從而行穩致遠。（朱寧，博士後、北京大學國家治理創新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