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嚴治黨 思想建黨 制度治黨

新華社記者 施鰻珂 編制

全面從嚴治黨徐 駿作（新華社發）

十八屆六中全會，受到國內外的高度關注。這次全會，和以往多次六中全會一樣，聚焦黨建問題，研究全面從嚴治黨重大問題。

這次全會審議通過了兩部重要的黨內法規，即《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修訂後的《中國共産黨黨內監督條例》；還審議通過了《關於召開黨的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決定2017年下半年在北京召開中共十九大。此外，也是極為重要的是，這次全會正式提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明確習近平總書記的核心地位。

這次六中全會，無論是之於十八大以來的4年，還是今後一段時期乃至未來更長時間，都具有重大而深遠的里程碑意義。

治國理政方略漸次展開深度推進

理解十八屆六中全會，不能單看這一次全會，而要放在十八大以來的四次全會中去把握。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先後召開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了部署，六中全會則專題研究全面從嚴治黨，這是黨中央著眼于“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作出的整體設計，是黨中央治國理政方略的漸次展開、深度推進。

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從“四個全面”戰略佈局看，做好全面從嚴治黨各項工作意義重大。不全面從嚴治黨，黨就做不到“打鐵還需自身硬”，也就難以發揮好領導核心作用，我們的戰略佈局很可能就會落空。要把全面從嚴治黨放在“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中來理解，深刻認識全面從嚴治黨同其他三個“全面”的關係。

“四個全面”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尤其是，全面從嚴治黨深刻影響其他三個“全面”，全面從嚴治黨為其他三個“全面”提供堅強保證。換言之，六中全會精神的落地，關乎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的落地。中國的事情要辦好，首先中國共産黨的事情要辦好。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一大批改革的促進派、實干家。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改革目標的關鍵在於全黨上下同心，強化“四個意識”，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敢於打破“奶酪”。

當前，全面深化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容易改的都基本完成，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可以説，現在的改革都是關係全局的重大問題和敏感問題，每推進一步，都要碰觸到利益關係和利益格局的調整，面臨一系列思想觀念的障礙和利益固化的樊籬。更要注意的是，這些思想觀念的障礙和利益固化的樊籬往往不是來自體制外，而是來自體制內。這就要求，面對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佈局時，每一個黨員幹部尤其是領導幹部，要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彰顯共産黨員的黨性修養和政治擔當，從大局、從長遠考慮問題，維護黨中央權威，自覺向黨中央看齊。要使改革不受部門利益、地方利益、個人利益掣肘，必須堅持全面從嚴治黨，促使不折不扣貫徹黨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項決策部署。

全面依法治國需要全面從嚴管理“關鍵少數”。當今中國問題的最大癥結之一便是法治權威不足。群體性事件、“信訪不信法”等無不是由於法治權威不足所致。這方面，領導幹部負有重要責任。從十八大以來查處的案件來看，一些領導幹部甚至是一些高級幹部存在人治思想和長官意識，大搞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周永康、薄熙來、令計劃等人就是典型例證。可以説，這種現象不改變，依法治國就難以落實。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必須緊緊抓住領導幹部這個“關鍵少數”，堅持全面從嚴治黨，以上率下，維護法律權威，在全社會營造敬畏法律的政治文化。應該説，領導幹部對法治建設既可以起到關鍵推動作用，也可能起到致命破壞作用。能否堅持全面從嚴治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全面依法治國的方向、道路和進度。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需要有作為、勇擔當的治理群體。一個管理嚴格、制度執行力強、勇於作為擔當的政黨，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力量保證。我們黨的一大優勢在於執行效率。各治理群體中的領導幹部，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重要“操盤手”。中央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行了精心佈局，關鍵就看各地方、各部門如何執行。只有黨的各層級領導幹部切實加強執行力，不折不扣完成黨中央部署，才可以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相反，如果制度和規矩成為軟約束，為官不為、不願擔當，甚至對中央搞軟抵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無疑將成為空中樓閣。

因此，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關鍵在黨，關鍵在從嚴治黨，關鍵在建設一支勇作為、敢擔當的治理群體。

全面從嚴治黨進一步制度化組織化

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認為，對處於現代化之中的國家來説，一黨制和多黨制孰優孰劣，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過就政治發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黨的數量，而是政黨制度的力量和政黨體制的適應性。

換言之，處於現代化過程的國家，政黨的制度化、組織化程度至關重要。我們黨是一個擁有8800多萬黨員的大黨，是一個要在13億多人口大國長期執政的黨，黨的制度化、組織化建設關係重大、牽動全局。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加強黨內監督，是新形勢下加強黨的制度化、組織化建設的重要課題，是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抓手。

文化大革命之後，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在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制度建黨和依規治黨的治黨思路，把從嚴治黨落實到黨規黨法。1980年專門制定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這是第一次以黨內法規的形式對黨內政治生活作出規範，具有開創性意義，對於推進黨的制度化、組織化建設起到了關鍵作用。1980年的準則，主要原則和規定在今天仍然適用，但是現在已經過去36年，無論是時代背景還是主要矛盾，都發生了較大變化。

30多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全面從嚴治黨，在管黨治黨、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可貴的經驗，很有必要制定一部新的準則。

同樣，2003年12月頒布實施的《中國共産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是第一個黨內監督的專門文件，對加強黨內監督、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新形勢新任務的發展變化，條例與新實踐新要求不相適應的問題日益凸顯。同時，十多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內監督的新實踐新經驗，迫切需要以黨內法規的形式固定規範起來。

簡言之，黨中央這次制定新準則、修訂條例，正是著眼于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堅持制度建黨、依規治黨的重大安排。這次全會，直面當前黨內政治生活、黨內監督存在的突出問題，將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的成功經驗做法制度化、規範化，形成了新的制度安排，為全面從嚴治黨提供了明確而有力的抓手。

從現實來看，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和民族復興，除了中國共産黨無任何其他政黨能夠擔當。一個管理嚴格、制度化、組織化程度高的中國共産黨，是實現中國復興的重要保證。如果黨內不純潔，缺乏正氣，被團團夥夥、利益集團充斥，制度和規矩成為軟約束，是不可能引領國家走向復興的。

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基礎，強化黨內監督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保證。這次六中全會制定新準則、修訂條例，對於全面從嚴治黨進一步制度化、組織化，增強執政黨體制的適應性，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增強中央執政權威和治理效能

這次全會正式提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這對於維護黨中央的執政權威，促進黨中央治理國家的效能，具有十分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一個國家、一個政黨，領導核心至關重要。它關係國家治理成敗，關係政黨執政興衰。全黨以及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需要有一個帶頭人，需要有一個核心。

鄧小平1956年在談黨的民主集中制時説：“在任何一個組織中，不僅需要分工負責，而且需要有人負總責。沒有小組長，一個小組也不能行動，這難道不是人所共知的常識嗎？”1989年，他進一步明確指出：“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

鄧小平的考慮是很深的，是非常具有戰略眼光的。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承擔領導責任，領導十幾億人進行現代化，沒有一個真正的政治家作為領導核心是不能想象的。

當前，中國治理和中共執政的複雜性和艱巨性，世所罕見。世界格局正在深刻調整，國內格局正在深刻變革，尤其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正處於關鍵階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正處於緊要時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一個有智慧、有擔當的領導核心。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治理中國的績效非常亮眼，中國社會不斷呈現出新的發展樣式和進步姿態。習近平總書記在新的偉大鬥爭實踐中已經成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

20多年前，鄧小平就強調：“中央要有權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須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現在，改革到了一個新的重要關頭，推進改革的難度一點都不亞於30多年前。與30多年前的改革相比，當前改革的障礙主要來自人，來自利益的羈絆。經濟學家奧爾森認為，一個國家穩定發展久了，國內就會開始形成利益集團。目前，國內就有一些既得利益者阻礙中央改革部署的落地。沒有中央權威，沒有集中統一，就沒有治理效能，再美好的改革願景和發展藍圖都無法落地。

十八大以來，黨內成立了若干決策、議事協調機構和領導小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擔任了多個領導小組組長或委員會主席，包括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等。明確習近平總書記的核心地位，可以更好發揮黨中央協調權力、資源配置的作用，增強中央決策部署的權威和治理效能，增強人們在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的獲得感，從而避免中國成為一個固化的中國、一個違背社會主義本質的中國。

不僅是改革。明確習近平總書記的核心地位，對於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共享、開放的發展理念，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調發展、長江經濟帶建設等戰略實施等，均具有積極而重大的意義。（張廣昭 陳振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