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稅降費激發市場活力

降成本是黨中央、國務院積極應對當前經濟下行、助力實體企業轉型升級、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舉措。近年來，一系列降成本具體政策相繼推出。

這些政策的實施效果如何？企業成本負擔現狀又是怎樣？

8月1日，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發佈調研報告顯示，近年來實施的降成本措施成效顯著。同時，報告還指出，在我國面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企業降成本任務依然繁重。

減稅降費效果最為明顯

2016年8月份，國務院印發《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全面部署“降成本”有關工作。

“從調研省區的實際情況看，國務院降成本工作部署及地方政府結合自身實際推出降成本‘組合拳’，取得了降低企業稅費、融資、用能、物流、制度性交易成本等良好成效。”調研報告指出。

本次調研課題組負責人、中國財科院院長劉尚希介紹，這些舉措為應對經濟下行壓力、保持經濟較快增長、促進企業轉型升級等發揮了重要作用。

降成本的成效得到企業的普遍認可。從線上調查數據看，對於降低企業稅費負擔的政策措施，26.4%的企業認為成效非常好，36.8%的企業認為成效好，僅2.1%的企業認為成效較差；對於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政策措施，認為非常好（26.1%）和好（37.1%）的企業共計佔到了63.2%，只有1.3%的企業認為成效差。其他方面的降成本措施成效，企業認可度也都很高。

“減稅降費的效果最為明顯。”劉尚希表示，從實地調研情況看，2016年國務院減稅降費政策目標已經實現。通過全面推行營改增，採取大規模結構性減稅舉措，清理規範涉企收費，減輕企業和個人負擔5000多億元，激發了市場主體的更大活力。

比如，2016年山東省營改增減稅規模達327億元，省級涉企行政事業收費項目實現“零收費”，每年可減輕企業收費負擔約100億元。福建省全面停徵省定涉企行政事業收費，落實國家擴大18項行政事業收費免徵範圍，共計減少涉企行政事業收費約16.04億元。“從全國整體情況看，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行政事業性收費從2014年開始呈下降態勢。”劉尚希説。

“國家統計局最新發佈的上半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據，印證了中央包括降成本在內的一系列政策效果正在進一步顯現。”國家統計局統計科學研究所所長萬東華説。統計顯示，今年前6個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36337.5億元，同比增長22%；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的成本為85.69元，同比減少0.02元；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的費用為7.29元，同比減少0.35元。

“這些數據表明，企業的利潤和企業生産經營狀況不斷好轉，降成本的效果十分明顯。”萬東華説。

企業降成本任務依然繁重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降成本是一項難度大、影響廣、挑戰性強的系統工程。”劉尚希表示，在我國依然面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企業降成本任務依然繁重。

萬東華也認為，降成本很大程度上是利益關係的再調整。目前企業成本高企的問題仍然突出，嚴重影響企業的市場競爭力。

調研報告指出，由於降低企業成本牽涉方面眾多，容易受到內外部複雜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導致當前降成本的政策紅利被部分抵消或者效力發揮遲滯。與此同時，推進“放管服”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難度較大，後續改革繁重。

“政府與市場邊界不清晰、仲介收費不規範、信息不對稱、社會信用體系不健全等問題依然存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空間依然很大。”調研報告指出。

比如，當前存在多頭監管、監管過多、重復監管等現象，加重了下一級政府部門和企業的工作負擔和運行成本。

在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方面，一些銀行採取大額授信權限上收總行的集中管理模式，推行“一刀切”的限貸政策，抽貸、斷貸現象嚴重，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沒有得到有效緩解，“短貸長用”現象非常普遍，帶來了不小的金融風險。

在降低物流成本方面，多式聯運和信息化水平偏低、貨物中轉裝卸消耗過大、運行效率低等問題，也亟待關注與有效解決。

“與階段性、短期性的降成本政策相比，實體經濟企業健康發展更需要標本兼治的長效機制，特別是在完善金融組織體系、推動物流模式創新和深化電力體制改革等方面。”劉尚希説。

統籌兼顧眼前和長遠發展

“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絕非一次性短期任務，需要統籌兼顧眼前和長遠發展需要。”劉尚希強調。

良好的社會預期，是經濟平穩健康運行的基石。調研報告建議，當前各項政策要發揮預期管理功能，增加社會資本投入政策預期的確定性。

要充分考慮稅費政策穩定對民間投資的影響，給民間投資服下政策的“定心丸”，將微觀主體的投資積極性充分激發出來。

“在宏觀層面，在年度預算編制和中長期財政規劃中確定好減稅降費規模。在微觀層面，要在事中事後做好減稅降費的政策評估，跟蹤考察政策的執行情況，及時調整。”劉尚希説。

調研報告強調，放水養魚的政策導向應堅持，千方百計減輕企業不合理的稅費負擔，降低企業成本，提高實體經濟發展能力。地方債務已經形成了不小的存量規模，出於防風險的整體考慮，依靠擴大赤字、債務來進一步降稅費，會擴大整體風險。因此，要進一步降稅費，就必須減少支出規模，至少不增加支出規模。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高培勇也認為，應該以政府支出的減少來支撐降成本。“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節用裕民’，這就是降成本的辯證關係，如果把裕民理解為給企業降低成本，節用就是政府削減支出。”他説。

“通過打破支出存量固化，調整支出結構，也可達到減支的目的。打破支出存量固化，一方面要轉變政府職能，加快政府自身改革；另一方面要推進財政體制改革，加快中央和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加快轉移支付改革。”劉尚希説。

在融資成本方面，調研報告認為，當前各方反映企業融資成本高，根本原因在於金融與實體企業之間的“經絡”不通，金融與實體企業沒有實現良性循環。一方面金融與實體經濟的脫節，融資環境惡化；另一方面，資金在金融體系內循環，風險劇增。

“在這種情況下，只有疏通‘經絡’，才能既遏制風險，又能從根本上降低融資成本。”劉尚希説。對此，調研報告提出了繼續推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鼓勵組建政策性或社會資本發起參與的中長期信貸機構、積極發展區域性金融組織、推進中小微企業徵信體系建設等建議。

調研報告認為，降成本最終需落腳到增強企業內生動力上來。推動企業降成本的根本路徑是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制度創新，形成激勵機制，讓企業發揮其作為市場主體的主觀能動性。（記者 曾金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