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如何跨越發展階段轉換關口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深刻理解和認識這一重要論述，著力解決當前攻關期面臨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問題，加快實現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階段轉換，建設與高質量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現代化經濟體系，是我國經濟建設的重大任務和當務之急。

我國處於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關口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保持了30多年經濟高速增長，經濟總量、人均國民收入得到了巨大的提高。但是，在看到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必須認識到我國經濟發展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問題：一是區域經濟增長不平衡，一些區域發展不充分。由於各個區域資源稟賦、發展基礎差異等原因，我國經濟在不同地區發展較不平衡。二是産業發展的結構不平衡，創新能力和高端産業發展不充分。從總體上看，我國自主創新能力還有待提升，我國産業結構高端化水平不夠。三是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發展不平衡，高質量實體經濟供給不充分。這主要體現在近年來我國製造業總體處於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産品檔次偏低，標準水平和可靠性不高，高品質、個性化、高複雜性、高附加值的産品供給不足，缺乏世界知名品牌。四是經濟增長速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不平衡，綠色經濟發展不充分。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客觀上給資源環境造成了較大壓力，環境污染問題比較突出，資源約束日趨緊張。五是城鄉發展不平衡，社會民生領域發展不充分。這表現在城鄉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脫貧攻堅任務艱巨，民生領域還有不少短板，群眾在就業、教育、醫療、居住、養老等方面面臨不少難題。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與新時代相適應的則是創新驅動的集約式經濟發展方式和高質量經濟發展。推進高質量的經濟發展就成為我國經濟建設的主要任務，我國經濟需要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實際上，進入到“十二五”以後，我國經濟增速從高速轉向中高速，新形勢下推進經濟增長方式和經濟動力轉換、進而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已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關鍵任務。應該説，這些年我國經濟增長方式正在逐步發生變化，尤其是經濟新常態下經濟發展正在從數量依賴向質量提升轉變。但是，經濟增長方式還沒有發生質的變化，也就是還沒有“過關”，創新能力還沒有成為可持續的驅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全要素生産率還不是效率源泉的主體，還沒有實現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階段轉換的關口跨越。我國已經步入工業化後期，到2020年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並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這要求我們必須儘快“攻關”，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推進經濟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階段跨越。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

新的經濟發展階段需要新的經濟體系支撐。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換，需要改造現有的經濟體系，以新發展理念指導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所謂現代化經濟體系是具有現代性的經濟系統，當今時代對現代性的要求是要與現代化進程中高質量發展階段相適應。從系統論視角來看，這種適應性具體可體現在經濟體系的增長動力、要素結構、運行機制、系統環境、發展目標五個方面。從經濟的增長動力看，現代化經濟體系是以創新作為經濟增長的驅動力，經濟增長的源泉是依靠創新帶來的全要素生産率的提升；從經濟體系要素結構看，現代化經濟體系具有高端要素集聚和現代産業主導的特徵，而且其勞動力、資本和技術等各個生産要素以及各個産業、區域、城鄉子系統呈現結構協調性；從體系的運行機制看，現代化經濟體系具有高效配置資源的成熟的市場化體制機制，體系內各類市場主體公平競爭、具有活力，政府宏觀調控科學有度；從系統環境看，現代化經濟體系面臨的是全方面開放的、高度不確定性的國際化環境，這要求經濟系統也必須具有動態開放特徵，從而對環境具有很好的適應性；從發展目標看，現代化經濟體系追求實現高質量經濟發展目標，保證國家經濟具有競爭力和可持續性、包容性的發展。

推進經濟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換，建立與之相適應的現代化經濟體系，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六大戰略任務。其中，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主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於經濟體系的創新動力培育、經濟結構升級、體制機制完善進而促進高質量經濟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尤其是實體經濟供給體系質量，這意味著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以提高經濟體系中生産要素和産業結構的高端化和現代化水平，促進區域和城鄉結構的協調平衡，形成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産業體系。另一方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是創新能力和全要素生産率的提升，這要求加快創新型國家建設，而創新動力培育提升又對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對外開放提出更高要求。一個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以及全面開放的新格局，對於創新能力和競爭力提升至關重要。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貫穿了整個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六大戰略任務，是從動力、機制、目標、要素、結構、環境全方位改造現有經濟體系、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核心戰略舉措。如果説我國經濟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那麼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最主要、最關鍵的“攻關利器”，只有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能促進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經濟發展階段轉換關口的跨越。

提高供給質量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著力點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這意味著我們要把提高實體經濟供給質量作為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著力點。實體經濟是我國經濟體系的主體。我國已經成為一個實體經濟大國，但是，我國實體經濟發展的“大而不強”問題突出，供給質量不高，無法滿足消費結構的轉型升級需要，存在實體經濟結構不平衡問題。這包括作為實體經濟核心的製造業的供需結構失衡，作為實體經濟主體的工業與服務業之間結構失衡，以及整體實體經濟發展與金融房地産業發展的結構失衡。實體經濟存在的這些供給質量不高、結構不平衡問題已經成為我國經濟體系的重大問題，是制約我國經濟體系現代化水平提高、經濟實現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階段轉換的關鍵問題。因此，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當務之急是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實體經濟供給質量，形成實體經濟與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産業體系。

第一，從産品、企業和産業三方面入手，圍繞提高製造業供給體系質量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化解製造業供需結構失衡。在産品層面，以提高製造産品附加值和提升製造産品質量為基本目標，以激發企業家精神與培育現代工匠精神為著力點，全面加強技術創新和全面質量管理，提高製造産品的供給質量。一方面，要完善保護知識産權等能夠激勵企業家將精力和資源集中到製造業創新發展上的體制機制；另一方面，要完善職業培訓體系、薪酬和獎勵制度等，進一步激勵現代産業工人精益求精、專心致志。在企業層面，以提高企業素質和培育世界一流企業為目標，積極有效處置“僵屍企業”、降低製造企業成本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企業創新發展環境，培育世界一流企業。政府要積極建立有利於各類企業創新發展、公平競爭發展的體制機制，努力創造公平競爭環境、促進各類所有制的大中小企業共同發展。在産業層面，以提高製造業創新能力和促進製造業産業結構高級化為目標，積極實施《中國製造2025》，提高製造業智慧化、綠色化、高端化、服務化水平，建設現代製造業體系。一方面要有效協調競爭政策和産業政策，發揮競爭政策的基礎作用和更好地發揮産業政策促進産業結構高級化作用；另一方面要通過加強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強化國家質量基礎設施的建設和管理，切實提高製造業行業共性技術服務、共性質量服務水平。

第二，形成工業和服務業良性互動、融合共生的關係，化解産業結構失衡，構建創新驅動、效率導向的現代産業體系。首先，在三次産業日趨融合的大趨勢下，産業結構調整和産業政策的目標不應該只是追求統計意義上工業和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而應更加重視産業的運行效率、運營質量和經濟效益，更加重視培育工業和服務業融合發展、互相促進的公平競爭環境。其次，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關鍵是形成符合融合化、信息化、國際化大趨勢的新的現代産業體系，而這種産業新體系的構建無疑是要依賴創新驅動戰略的。無論是製造業的供給質量提升，還是解決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低的問題，都要依賴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全面創新。此外，當前我國服務業效率不高已成為制約實體經濟發展的突出因素。深入推進服務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生産性服務業改革開放，是提升中國實體經濟質量的必然要求。

第三，從體制機制上化解“虛實結構失衡”，加快建設實體經濟與現代金融協同發展的産業體系。從體制機制上進行深化改革，要徹底打破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巨大收益反差的“脫實向虛”自增強機制，著手建立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健康協調發展的體制機制。當前尤其要轉變風險防控的思路和重點，從關注金融領域風險向關注系統性經濟風險轉變，特別是要針對虛擬經濟總量調控、實體經濟高杠桿、地方政府高債務和“僵屍企業”等系統性經濟風險點多策並舉、全面防控。（作者 黃群慧 係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社科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