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自身才是其對華貿易逆差的根源

美國以對華貿易逆差為由，挑起中美貿易摩擦與爭端，而且近期美國對華貿易政策更是日趨強硬、愈演愈烈。在美方的邏輯中，似乎中國是美國貿易逆差的根源。事實上，我們基於數據的研究卻發現：美國貿易逆差持續擴大的根源本質上在美國自身。美對華徵收高額關稅不會改善其貿易逆差，也無助於改善其國內就業。美國如試圖改變對華貿易逆差狀況，需要其自身的轉變與結構調整。

一、美國貨幣擴張及金融市場自由化導致過度消費是其貿易賬戶持續惡化的根源

美元與黃金脫鉤後美國貨幣大幅擴張。二戰後，美元成為世界最主要的儲備貨幣。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並規定美元與黃金維持固定比例，其他國家貨幣與美元挂鉤。在此安排下，美國貨幣政策較為穩定。為維持美元地位，減輕貿易順差下降帶來的壓力，美國1971年宣佈美元與黃金脫鉤。此舉使美元得以擺脫與黃金的固定比例，此後美國的貨幣政策不斷擴張。這也是美國貿易惡化的開始。

美國金融自由化導致過度借貸和消費。美國金融企業積極利用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優勢促進美元在國際資本市場上的流動，並且美國國內實施金融自由化也讓美國銀行的準備金率下降，在國際上推動資本賬戶自由化，這使得美元可以大量自由進出國際市場。同時，美元貨幣量的增加導致美國出現房地産、股市等泡沫。這些資産泡沫催生了大量財富效應，且大量的流動性支撐了美國消費急劇增加、儲蓄減少。因此，在美國金融自由化後，消費與儲蓄之差不斷擴大，貿易逆差隨之增加。同時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幫助美國得以通過不斷增發美元進口國際産品使得貿易逆差不斷增長。

二、美國與東亞其他經濟體的貿易赤字轉移至中國造成美對華貿易逆差不斷擴大

上世紀70年代後，東亞成為美國一些消費品的主要供應地。美國資本豐裕，其産業主要是資本密集型産業，東亞經濟體由於當時勞動力相對豐裕，主要發展的是勞動密集型産業。這導致美國從東亞進口勞動密集型産品，對東亞的貿易逆差較大。我國對美國貿易逆差的“貢獻”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增加。與此同時，1995年至2016年，東亞經濟體整體對美國貿易逆差的“貢獻”卻從83.3%下降到63.1%。這説明美對華貿易逆差增加與生産活動在東亞經濟體之間重新分佈有關。

經濟體之間貿易相關性表明，我國對美出口依賴於我國對日本、韓國等其他東亞經濟體資本密集型産品的進口。日本上世紀60年代主要發展勞動密集型産業，並成為美國主要貿易逆差國。隨著日本薪資在上世紀60年代後期上漲，日本將勞動密集型産品的生産轉移到韓國、新加坡和我國香港及台灣地區，同時也將部分美國對日本的貿易赤字轉移到這些國家和地區。在上世紀80年代，這些生産活動從亞洲“四小龍”轉移到東盟4國和我國，美國對我國的貿易順差逐漸轉變為貿易逆差。上世紀80年代以後我國對美貿易順差的增加伴隨著我國對亞洲“四小龍”貿易逆差的增加以及亞洲“四小龍”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逐漸轉為逆差。此外，上世紀90年代是外商直接投資（FDI）流入我國的高峰期，同時也是我國對美國貿易順差增加的時期。

三、用貿易總額而非增加值衡量中美貿易失衡程度誇大了我國經濟活動對美國的影響

貿易總額包括中間投入品與最終消費品。以産出價值與購買中間投入品價值之間差額衡量的增加值，能更客觀地評估兩個貿易夥伴之間貿易利益的相對分配。我國出口的國內增加值含量相對較低，隨著我國融入全球生産網絡，進口到我國的中間産品不斷增加，我國出口總額中的增加值佔比從1980年的87%左右下降到2009年的63%。數據顯示，中美之間貿易總額和其中所包含的國內增加值的差距不斷上升，增加值在總貿易差額佔比由1990年的81%下降至2009年的66%，20年間下降了15個百分點。

在使用增加值所衡量的美國貿易赤字額中，我國所佔份額的增加伴隨著韓國和台灣地區份額的減少，説明我國從韓國和台灣地區進口大量的中間産品，這些産品在中國通過簡單加工，再出口到美國和其他經濟體。如果使用貿易總額來計算，這些産品的總價值將計入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但並沒有考慮韓國和台灣地區生産過程的“貢獻”。因此，這將低估其他經濟體在美國總體貿易失衡中的影響。

四、中美貿易失衡主要集中在技術密集型産業，中國主要參與的是這些行業中勞動密集型生産過程

通過不同産業內的雙邊貿易分析發現，我國對亞洲經濟體的貿易赤字以及我國對美國的貿易盈餘，同時存在於我國具有比較優勢的製造業中。而且，我國對美製造業貿易順差增加與對亞洲經濟體製造業貿易赤字擴大之間顯著正相關。製造業貿易中，我國對亞洲經濟體的赤字和對美盈餘集中在資源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兩類行業，且中美貿易總體格局主要是由技術密集型製造業主導，中國在資源密集型行業的對美盈餘僅佔製造業總盈餘的10%。這種相關關係在農業部門的貿易中並不明顯，在非製造業工業部門和服務業，我國對美貿易差額與對亞洲經濟貿易差額之間均呈現出負相關關係。

儘管我國熟練勞動力（即技術工種）尚不充裕，在高科技産品生産上不具備比較優勢，但如電器和光學設備的生産，恰恰是韓國和台灣地區將生産過程中的勞動密集型部分移植到我國的産業。在這些産業內中國向美國出口的增加與來自韓國和台灣地區的中間産品進口量增加有關。我國對美國出口的勞動密集型産品增加值份額從1995年的不足45%上升到2009年的55%以上，技術密集型産業對美出口的增加值在我國加入WTO後大幅下降，2009年增加值的國內佔有率約為35%，這説明韓國和台灣地區企業主要是把他們的勞動密集型生産活動（如加工）轉移到了我國。

五、隨著我國工資上升，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將從我國向其他低薪勞動力豐富的經濟體轉移，中美貿易失衡預計會不斷縮小

我國的工資水平正在不斷上升，這將導致我國在勞動密集型生産活動的比較優勢逐步喪失。研究數據顯示，1978年至2010年間，我國城鎮職工的實際工資由1004美元/年增至5487美元/年。工資快速增長始於1998年，其中1998年至2010年間年增長率達到13.8%。2012年以後我國的工資增長速度更快。2015年我國製造業的年均工資約為9165美元/年，超過泰國工資水平的兩倍，是多數其他東南亞國家的三倍以上。因此，儘管我國的勞動生産率在1997年至2010年間以每年11.3%的速度增長，但我國勞動力仍然比這些經濟體更昂貴。此外，我國的最低工資在過去幾十年裏也持續增長，很快將超過菲律賓，這意味著勞動力市場正在經歷劇烈變化，並將影響國際生産活動選址。

目前，影響我國工資上漲的因素很多，例如資本快速積累、勞動力市場改革、跨國公司的溢出效應、非熟練勞動力短缺以及經濟結構變化等。由於我國製造業工資急劇增長，上世紀90年代轉移到中國的生産工序，正在經歷從我國轉移到其他工資水平較低的經濟體，如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印度、印尼甚至非洲。2016年這些國家的平均工資仍然低於2000美元。2010年至2016年間，流入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從2437.0億美元（2010年美元計算）下降到1549.1億美元，同期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則從57.95億美元增至1972.8億美元。

六、美國對華趨於強硬的貿易政策不會改善其對華貿易逆差狀況

中美貿易不平衡是建立在兩國經濟優勢互補基礎上的。如果美國對中國徵收高達25%的進口關稅，勞動密集型産業回流美國的可能性仍比較低，因為這些産品美國自上世紀60年代已不再生産。這些産品基本都是消費品，如果施加25%的關稅，要麼美國消費者的成本大幅增加，要麼美國轉而從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進口，但這些國家的産品成本比中國更高，消費者的成本也會增加，最終的結果是，整個美國的貿易逆差不會得到改善。美國自身才是其對華貿易逆差的根源，需要其自身的轉變與結構調整。（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 林毅夫 王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