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結構實現歷史性變革 發展協調性顯著增強

經濟結構實現歷史性變革 發展協調性顯著增強
——改革開放40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二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實現歷史性跨越。與此同時，我們黨不斷深化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著力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結構調整的關係，始終把結構調整貫穿于經濟社會發展中，不斷推進結構優化升級。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加快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和經濟轉型升級，我國經濟結構實現重大變革，産業結構、需求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所有制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逐步改善，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和可持續性不斷增強，為推動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奠定了良好基礎。

一、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第二産業帶動轉向依靠三次産業共同帶動，三次産業內部結構調整優化

改革開放40年來，堅持鞏固加強第一産業、優化升級第二産業、積極發展第三産業，三次産業結構在調整中不斷優化，農業基礎地位更趨鞏固，工業逐步邁向中高端，服務業成長為國民經濟第一大産業。

三次産業結構深刻變化，服務業撐起國民經濟半壁江山。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農業基礎薄弱，工業結構失衡，服務業發展滯後。隨著工業化進程不斷推進，逐步形成了門類齊全、結構均衡的現代化工業體系，成為全球製造業第一大國。近年來，國家實施一系列加快服務業發展的重大政策舉措，第三産業持續較快發展，增加值佔比不斷提高。1978-2017年，第三産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産總值的比重從24.6%升至51.6%，提高27個百分點；第二産業增加值比重從47.7%降至40.5%，下降7.2個百分點；第一産業增加值比重從27.7%降至7.9%，下降19.8個百分點。2017年，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8.8%，比1978年提高30.4個百分點。三次産業就業結構發生明顯變化，服務業就業蓄水池功能日趨明顯。2017年末，第三産業就業人員佔比為44.9%，比1978年末上升32.7個百分點；第二産業就業人員佔比為28.1%，上升10.8個百分點；第一産業就業人員佔比為27%，下降43.5個百分點。

農業基礎地位更加鞏固，由單一種植業為主的傳統農業向農林牧漁業全面發展轉變。改革開放初期，在“以糧為綱”的政策引導下，我國農業發展以種植業為主，産品種類單一，發展不平衡。隨著農業政策不斷優化調整，農業綜合生産能力穩步提高，現代農業體系初步建立和完善。農林牧漁業總産值中，農業比重由1978年的80%下降至2017年的53.8%，林、牧、漁業比重分別由3.4%、15%和1.6%提高至2017年的4.3%、26.4%和10.7%。農業現代化水平不斷提高。2017年，農業科技進步率已超過56%，全國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超過66%，主要農作物良種覆蓋率穩定在96%以上。近年來，農業種植結構和區域佈局調整優化，高效經濟作物種植面積增加，糧食主産區穩産增産作用日益顯現。2017年，糧食主産區産量佔全國糧食總産量的比重為76.2%，比1978年提高6.9個百分點。

工業發展向中高端邁進，門類齊全、獨立完整、有較高技術水平的現代工業體系逐步建立。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工業以勞動密集型的一般加工製造為主，隨著工業化快速發展，工業結構調整取得明顯成效，逐步從結構簡單到門類齊全、從勞動密集型工業主導向勞動資本技術密集型工業共同發展轉變。目前，我國工業有41個大類、207個中類、666個小類。近年來，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中國製造2025”等國家重大戰略措施推動下，工業經濟多個領域取得重大突破，工業發展質量提升，正朝著製造強國的目標邁進。2017年，高技術製造業和裝備製造業增加值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12.7%和32.7%，分別比2005年提高0.9和4個百分點。2015-2017年，新能源汽車和工業機器人産量年均分別增長45.5%和53.6%。高鐵、核電等重大裝備競爭力居世界前列。據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工業競爭力指數最新結果，我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具工業競爭力的五個國家之一。

服務業層次不斷提升，現代服務業、新興服務業迅猛發展。改革開放初期，服務業作為“非生産部門”，發展相對滯後，主要以批發零售、交通運輸等傳統服務業為主。隨著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生産性和生活性服務需求快速增長，現代服務業蓬勃興起，發展勢頭迅猛。近年來，戰略性新興服務業快速發展，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業態多樣、功能完善的新興服務業集聚區和産業集群。2016-2017年，規模以上戰略性新興服務業營業收入年均增長16.2%，明顯快於規模以上服務業營業收入增速。順應居民消費升級的大趨勢，旅遊、文化、體育、健康、養老等幸福産業發展方興未艾。2013-2016年，文化及相關産業增加值年均名義增長13.7%。2017年，國內旅遊人數和旅遊收入分別達到50億人次和45661億元，比1994年分別增長8.5倍和43.6倍。

二、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轉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同拉動，三大需求內部結構持續改善

改革開放40年來，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黨中央國務院深入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增強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拉動力，內需與外需、投資與消費失衡狀況顯著改善，經濟增長逐步轉向依靠消費、投資和出口協同拉動。

內需貢獻不斷提升，消費日益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動力。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經濟總量小，需求結構很不穩定，三大需求貢獻率波動幅度很大，不利於經濟穩定增長。隨著對外開放拓展延伸，我國經濟對外依存度不斷上升，外貿依存度一度超過60%。同時，投資率偏高，消費率偏低。我國資本形成率由1978年的38.9%上升到2010年的47.9%，最終消費率則由61.4%下降到48.5%。面對這種情況，國家堅持擴大內需尤其是把擴大消費作為主要著力點，努力實現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經濟增長。2011-2017年，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達到56.8%，比資本形成總額高12.7個百分點。2017年，最終消費率為53.6%，比2010年上升5.1個百分點；資本形成率為44.4%，下降3.5個百分點。

消費結構持續升級，新興消費發展壯大。隨著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持續改善，從解決溫飽到總體小康，正在向全面小康邁進。近年來，我國居民消費升級步伐加快，消費形態從基本生活型轉向發展享受型，消費品質從中低端轉向中高端，服務消費比重不斷提高。2017年，全國居民恩格爾系數下降至29.3%；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中，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娛樂、醫療保健支出佔比分別為13.6%、11.4%和7.9%，比2013年分別提高1.3、0.8和1個百分點。居民耐用消費品不斷升級，從上世紀80年代的自行車、縫紉機、手錶“老三件”到90年代的彩電、冰箱、洗衣機“新三件”，再到新世紀移動電話、計算機和汽車成為消費新寵。2017年，全國居民每百戶擁有的移動電話、計算機和家用汽車分別為240部、58.7台、29.7輛，比2013年增加36.8部、9.8台、12.8輛。

投資結構不斷改善，投資關鍵性作用持續發揮。改革開放以來，投資不但在支撐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也對産業結構調整産生了重要影響。1995-2017年，第一産業投資年均增長19.2%，第二産業投資年均增長17.8%，第三産業投資年均增長17.9%。2017年，第三産業投資佔固定資産投資（不含農戶）的比重為59.4%，比1995年提高2.9個百分點；第一産業投資佔比為3.3%，提高0.8個百分點；第二産業投資佔比為37.3%，降低3.7個百分點。近年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短板領域投資不斷加大，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提升供給質量支撐作用明顯增強。2013-2017年，高技術製造業投資年均增長14.6%。2017年，高技術製造業投資佔全部製造業投資比重為13.5%，比2012年提高2.8個百分點。2013-2017年，工業技術改造投資年均增長17%，快於同期工業投資6個百分點。2017年，工業技改投資佔工業投資比重為44%，比2012年提高11個百分點。

出口結構調整優化，貿易競爭力不斷提升。出口商品結構從以初級産品為主轉為以工業製成品為主。出口總額中初級産品比重由1980年的50.3%下降到2017年的5.2%，工業製成品比重由49.7%上升至94.8%。貿易方式呈階段性演變。改革開放以來，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加工貿易一度迅速增長。近年來，隨著我國比較優勢的變化和産業實力的增強，一般貿易比重持續上升。2017年，出口總額中一般貿易佔比上升至54.3%，加工貿易佔比下降至33.5%。目前我國貿易夥伴已達231個，貿易市場多元化格局逐步形成，在傳統貿易市場繼續鞏固的同時，與東盟、印度、俄羅斯等新興市場貿易往來快速發展。2017年，我國對東盟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為12.5%，比2000年上升5.5個百分點；對巴西、印度、俄羅斯、南非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為6.8%，上升4.4個百分點。

三、區域結構優化重塑，新的增長極增長帶蓄勢崛起

改革開放40年來，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深入實施，不同地區比較優勢有效發揮，區域發展協同性不斷增強，發展新空間進一步拓展。黨的十八大以來，以“三大戰略”為引領，統籌推進四大板塊聯動發展，我國區域發展呈現出沿海與內陸各具優勢、協調發展的良好勢頭。

東部地區率先發展，示範引領作用日益凸顯。改革開放初期，作為改革開放的先行地區和前沿地帶，東部地區發揮區位優勢，搶抓改革開放機遇，率先發展起來，對推動全國經濟快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2017年，東部地區生産總值佔全國的比重為52.6%，比1978年上升9.0個百分點；人均地區生産總值約為11530美元，已經接近世界銀行定義的高收入國家水平。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階段變化，東部地區騰籠換鳥，在體制創新、技術創新、産業結構升級、陸海統籌等方面先行先試，發揮了重要的示範和帶動作用。

中西部地區發揮後發優勢，對全國經濟發展形成新支撐。上世紀90年代以來，為逐步解決地區發展差距拉大的問題，國家相繼作出了實施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等重大戰略決策。隨著各項支持性政策的逐步落實，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條件明顯改善，基本公共服務差距不斷縮小，發展後勁不斷增強。與此同時，中西部地區發揮資源豐富、要素成本低、市場潛力大的優勢，積極承接國內外産業轉移，新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不斷加速。2001-2017年，中部、西部地區生産總值年均分別實際增長11.1%和11.6%，分別快於東部地區0.1和0.6 個百分點。2017年，中部、西部地區生産總值佔全國的比重分別為21.0%和20.0%，分別比2000年提高1.9和2.5個百分點；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佔全國的比重分別為25.9%和26.5%，分別提高10.8和8.0個百分點。

“三大戰略”穩步推進，為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增添新動力。黨的十八大以來，“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長江經濟帶三大戰略漸次推出、紮實推進，不僅為轉型發展的我國經濟提供了廣闊空間，也為艱難復蘇中的世界經濟提供了“中國機遇”。“一帶一路”建設實施順利，開啟了我國與沿線國家經貿投資合作新空間。2013-2017年，我國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總額33.2萬億元。2015-2017年，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累計486億美元。京津冀協同發展碩果纍纍，雄安新區正式設立，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生態環境聯防聯治、産業發展協同協作成效顯著。長江經濟帶以省際協商合作為重點，加快推進體制機制創新，合作步入新階段，初步形成長三角、長江中游和成渝三大城市群。2017年，京津冀地區生産總值佔全國比重為9.7%，長江經濟帶佔比為43.7%。與此同時，積極探索加強區域合作的新模式新路徑，國家級新區、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自由貿易試驗區、産城融合示範區等功能平臺次第開花，區域發展活力日益彰顯。

四、城鎮化穩步推進，初步形成了城鄉互促互動發展的新格局

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我國最大的內需潛力和發展動能所在。40年來，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戶籍制度改革等系列政策推動下，我國城鎮化進程顯著加快，逐步實現了由城鄉分割向城鄉一體化發展的轉變，城鄉發展協調性顯著增強。

城鎮化水平明顯提高，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紮實推進。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農業生産力提高和工業化快速推進，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由1978年末的17.92%上升到2017年末的58.52%，提高了40.6個百分點，年均提高1.04個百分點。近年來，黨中央、國務院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注重提升城鎮化質量，推動戶籍制度改革和推行居住證制度，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加快。2017年末，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42.35%，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的差距縮小到16.17個百分點。隨著産業發展向城市集中，城鎮吸納就業能力增強。2017年末，城鎮就業人員佔全國就業總量的比重達54.7%，比1978年末提高31個百分點。

城市數量持續增加，城鎮網絡體系不斷完善。城市是城鎮化的重要載體。隨著城鎮化進程提速，以城市群為主體的空間格局不斷完善，初步形成以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特大城市為龍頭，以省會城市和地級市等大型城市為主體，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為補充，以廣大鄉鎮為底基的多層次、廣覆蓋的城鎮網絡體系。1978-2017年，城市數量由193個發展到661個，其中，地級以上城市由101個增加到298個，縣級市由92個增加到363個，建制鎮數量由2176個增加到21116個。軌道交通和城市地上地下設施建設不斷加強，棚戶區改造和園林綠地建設積極推進，城市功能和宜居水平不斷提高。2016-2017年，全國城鎮棚戶區改造和公租房建成1300多萬套，農村地區建檔立卡貧困戶危房改造300多萬戶。2016年末，城市人均公園公共綠地面積13.7平方米，比2000年末增長2.7倍。

鄉村發展呈現新面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逐步形成。“三農”問題關係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統籌城鄉發展，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村生産生活環境，農村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2017年末，我國農村公路里程達401萬公里，比1978年末增長5.7倍；全國通公路的鄉（鎮）佔全國鄉（鎮）總數的99.99%；通公路的建制村佔全國建制村總數的99.98%；全國行政村通寬帶比例超90%。農村居民生活水平和質量不斷提高，汽車、計算機、移動電話等在農村普及速度明顯加快，2017年末農村居民平均每百戶擁有家用汽車19.3輛、計算機29.2台、移動電話246部。農民基本醫療保險保障水平逐步提高，2017年新型農村合作政策範圍內醫療門診和住院費用的報銷比例分別達到50%和70%左右。

五、所有制結構不斷完善，多種所有制經濟實現共同發展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不斷完善，堅持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社會生産力得到解放和發展。

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持續推進，國企素質和競爭力不斷增強。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經過“放權讓利”、“抓大放小”、“公司制股份制”等一系列改革，實現了從絕對壟斷到合理佈局的戰略性調整，繼續在國民經濟中發揮著重要作用。2017年，在規模以上工業中，國有控股企業數量佔4.9%，但主營業務收入佔22.2%，利潤總額佔22.1%，平均用工人數佔16.9%。國有企業核心競爭力不斷增強。2017年《財富》世界500強企業中，我國上榜企業115家中，中央企業達到48家，這些中央企業營業收入佔我國全部上榜企業營業收入的比重接近50%。

民營經濟快速發展，不斷煥發生機活力。改革開放以來，民營企業在促進增長、擴大就業、增強活力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2017年末，規模以上私營工業企業數量達到22.2萬家，佔全部規模以上工業的比重為57.7%；吸納就業3271萬人，佔比達36.9%；資産總計達到25.1萬億元，佔比達22.3%；主營業務收入40萬億元，佔比達34.4%。近年來，隨著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不斷深入，民間投資活力迸發。2013-2017年民間投資年均增長14.2%，比固定資産投資（不含農戶）高0.6個百分點。此外，點多面廣的民營中小企業、個體工商戶在産業鏈條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成為吸納就業、推動創新不可或缺的力量，是經濟中充滿活力的組成部分。

六、收入分配結構逐步改善，與基本國情、發展階段相適應的收入分配製度基本建立

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體現。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國務院不斷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持續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和保障水平，不斷壯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完善稅收調節機制，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努力實現發展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

居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國民收入分配關係逐步改善。40年來，國家堅持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創造機會公平的競爭環境，再分配注重公平，提高公共資源配置效率，逐步改善收入分配關係。黨的十八大以來，按照“兩個同步”的要求，千方百計增加居民收入，努力實現居民收入與經濟增長同步，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斷提高。1979-2017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8.5%。其中，2013-2017年年均實際增長7.4%，快於人均GDP增速0.9個百分點。2015年，住戶部門可支配收入佔全部可支配總收入的比重為61.6%，比2007年上升4.8個百分點；企業部門和政府部門可支配收入佔全部可支配總收入的比重分別為19.8%和18.5%，分別下降4.7和0.2個百分點。

居民收入來源多元化，財産性收入佔比不斷提升。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絕對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工薪收入幾乎是城鎮居民收入唯一來源，農村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為從集體所得的工分收入。改革開放以後，我國逐步破除了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在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基礎上，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産力。城鎮居民收入來源由單一的工薪收入轉為多種收入來源並存。2017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資性收入佔比下降至61%，財産凈收入提高到9.9%。隨著農村外出務工的增加，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增長較快。2017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資性收入和轉移凈收入佔比分別提高到40.9%和19.4%；財産凈收入從無到有、從少到多，佔比提高到2.3%。

收入差距較大問題有所緩解，脫貧攻堅成效顯著。國家不斷完善強農惠農政策，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特別是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和貧困地區的財力支持，城鄉、區域收入差距不斷縮小，農村貧困狀況得到極大改善。1979-2017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速快於城鎮居民0.4個百分點，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總體上快於城鎮居民。黨的十八大以來居民收入差距持續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倍差由2013年的2.81下降至2017年的2.71。扶貧成就舉世矚目。按照2010年標準，1979-2017年我國農村貧困人口累計減少7.4億人，貧困發生率下降至3.1%。貧困地區農民收入與全國農民收入差距不斷縮小。2013-2017年，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10.4%，快於全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5個百分點。

總的來看，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取得重大進展，長期困擾我國經濟發展的結構不合理狀況有了明顯改觀，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效益顯著提升，內生動力不斷增強，為邁向高質量發展奠定了較好基礎。但也要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矛盾發生轉化，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相比，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仍比較突出，發展質量和效益還不高，對此要有清醒地認識。我們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堅持新發展理念，緊扣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牢牢把握高質量發展這一根本要求，堅定不移調結構，腳踏實地促轉變，持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努力推動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取得更大進展，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新活力。

（國家統計局綜合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