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就業形態脫穎而出

我國已有約7800萬人從事依託互聯網平臺的新就業形態
新就業形態脫穎而出

近年來，隨著數字經濟的繁榮發展，依託互聯網平臺的新就業形態不斷成長壯大。這些新就業形態就業容量大、進出門檻低、靈活性和兼職性強，成為吸納就業的重要渠道。特別是在疫情防控期間，網約配送員、在線醫生等新就業形態從業人員迅速“補位”，助力保障人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促進經濟社會秩序全面恢復。

新就業形態活力蓬勃，有望成為保居民就業的重要引擎。相比傳統的靈活就業，新就業形態更有組織性、更加規範，提升了勞動者的就業質量。更重要的是，在這場就業變革中，無數普通勞動者的創新精神被充分激發，有利於中國經濟更好地發揮人力資本優勢。

當然，新就業形態也有短板：勞動關係待明晰、社會保障待完善、平臺監管有欠缺……要充分發揮新就業形態保居民就業的積極作用，需要我們調整和完善現有政策，補齊法律短板，創新社會保障體系，讓新就業形態有序發展，持續迸發出澎湃活力。

“您有一筆新的外賣訂單，請及時處理！”

“您有新的‘老師到家’服務，請跟進！”

“有乘客從北京市朝陽區西大望路4號前往北京南站，是否接單？”

…………

移動互聯網時代，越來越多人的工作任務來自手機，就業形態也發生了新變化，出現了由互聯網平臺作為勞動力資源組織方，將勞動者和消費者直接對接的新就業形態。據不完全統計，當前我國外賣騎手數量已突破700萬人；僅滴滴平臺就吸引了超過1000萬名從業者，帶動産業鏈上下游600多萬人就業。

今年全國兩會上，有代表委員建議制定規範“新就業形態”的相關法律。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新業態雖是後來者，但依法規範不要姍姍來遲，要及時跟上研究，把法律短板及時補齊，在變化中不斷完善。

新就業形態發展狀況怎麼樣？帶動效應有多大？面對這一全新的就業變革，我們應如何補齊短板、不斷完善？記者進行了調查採訪。

新形態

靈活包月的共享設計師、線上接單的“到家老師”……我國的新就業形態在從業人數規模、服務類型多樣化等方面都處於世界前列

“您已接單成功！”最近，創藝設團隊再次接到了包月訂單。在接下來的一個月裏，設計師方文軍將成為秀貝星品牌的共享設計師，負責秀貝星網店的詳情頁設計、整店裝修等工作。

“真沒想到，我們可以通過線上平臺按月為不同企業服務。”創藝設團隊負責人吳江山介紹，今年4月以來，團隊共接收了10多個包月訂單，目前每名設計師都在為2—3家企業服務。

回首年初，坐落于杭州的創藝設，受疫情影響，線下業務量急劇減少；線上業務雖然進展不錯，但訂單多是項目制的，作品一交付，合作關係就終止，團隊面臨接上單愁下單的困境。

轉機發生在4月。創藝設所在的豬八戒網嚴選平臺上線了靈活用工包月服務，給團隊帶來“長訂單”，一下增強了發展信心。

“這是個‘兩全其美’的事兒。” 豬八戒網副總裁杜春永説，對設計師來説，包月服務使其工作量更加穩定，提高了就業質量；對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而言，能更好滿足其需求。

杜春永説，疫情防控期間，服務業加速向線上轉移，豬八戒網發現不少小微企業有持續、不固定的綜合服務需求。比如網店店主，在促銷旺季往往有持續性的修圖、詳情頁設計等服務需求。

“線上平臺傳統的項目制訂單無法滿足這些網店店主的需求，他們更需要一位經常在線、隨時可工作的設計師。” 杜春永説，由於大部分網店店主請不起專職設計師，所以靈活用工包月服務應運而生，讓小微企業間可以按月共享設計師。

同一時期，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徐琳琳也像方文軍、吳江山一樣，通過互聯網平臺提供專業服務。

受疫情影響，上半年幼兒園普遍處於閉園狀態，招聘工作也隨之暫停，幼教專業畢業的徐琳琳求職並不順利。後來，徐琳琳找到了摩兒媽媽平臺，線上接單，當起了“到家老師”。

在平臺上，家長可以“拼團”請老師，而通過成為4—5名兒童的共享老師，徐琳琳成功地實現就業。“線上接單既自由，收入也不錯，我準備一直這樣幹下去。”

疫情防控期間，在網絡零售、移動出行、線上教育培訓、互聯網醫療、在線娛樂等行業，越來越多的勞動者跳出傳統的勞動崗位，依託互聯網平臺實現就業，成為新就業形態從業者。

新就業形態是經濟業態發展、市場競爭與技術進步交互作用的必然結果。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主任張成剛表示，5G、工業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慧、雲計算等各類新技術的應用推動産業升級、商業模式重構，共享經濟、平臺經濟等新商業模式隨之廣泛出現，帶來了勞動力市場的這場變革。

一方面，在數字經濟時代，原本1個工作人員的工作，可以被拆分成10個、100個甚至更多的工序和任務，就業分工更為細化。

另一方面，新技術讓互聯網平臺可以在勞動者與消費者之間進行大規模、大範圍的資源調配、任務分派等活動，組織協調更為精密。

正因如此，新就業形態呈現出匹配效率高、組織方式新、就業觀念新等特點。

匹配效率高。由於新就業形態依託互聯網、大數據等新技術來組織勞動力資源，極大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勞動者與消費者的匹配效率，實現了勞動供需快速對接。

組織方式新。調查中，記者發現新就業形態下勞動者與工作崗位的關係不再像傳統産業模式下那樣緊密，二者間關於薪酬、工作時間、地點等內容的約定呈現更加靈活化的特徵。

就業觀念新。正如徐琳琳一樣，新就業形態的出現讓一些勞動者不再追求“鐵飯碗”式的工作，更願意從事靈活性、自主性高的工作。

“目前，中國的新就業形態在從業人數規模、服務類型多樣化等方面都處於世界前列。” 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副院長莫榮説。

國家信息中心分享經濟研究中心發佈的《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報告（2020）》顯示，2019年，以新就業形態出現的平臺企業員工達到623萬人、同比增長4.2%，平臺帶動的就業人數約7800萬人、同比增長4%。

新變化

新就業形態依託互聯網平臺，將鬆散的靈活就業組織起來，賦予靈活就業新的內涵，已成為我國新增就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數字經濟時代，我國有約7800萬人從事依託互聯網平臺的新就業形態。快速成長的新就業形態，將給中國就業市場帶來哪些變化？

——新就業形態有望成為保居民就業的重要引擎。

張成剛説，據測算，2020年共享經濟服務提供商提供的就業崗位數量將達到1億個。

疫情防控期間，服務業加速向線上轉移，為新就業形態創造了廣闊的空間。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通過美團獲得收入的騎手總數達295.2萬人，同比增長16.4%；在豬八戒網平臺上的技能服務商註冊數量同比增長116.8%。特別是新就業形態具有門檻低、容量大等特點，為女性、老人、殘疾人、貧困勞動力、農民工等群體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使他們有望獲得較好的收入。

“只要不怕苦、不怕累、多跑單，每月收入就能超8000元。”今年24歲的李松來自雲南省鎮雄縣，成為一名外賣小哥使他還清了家裏的債務。今年上半年，像李松這樣來自國家建檔立卡貧困戶的美團新增騎手有近8萬人。

——新就業形態有助於提高勞動者的就業質量。

數據顯示，我國靈活就業從業規模在2億人左右，包括個體工商戶、臨時性的保潔、建築裝修人員等。這些工作收入水平較低、穩定性較差，同時缺乏職業發展通道和福利保障。

趙燕兵，山西晉城一家煤礦廠的下崗工人，技能單一的他在近2年時間裏只能打打零工，負擔不起家裏的開銷。好在2019年晉城有了滴滴平臺。家裏有車的趙燕兵當起了網約車司機。如今，趙燕兵一有時間就在外面跑車，每月收入近3000元。

數據顯示，滴滴平臺有20.4%的專職司機是由於下崗、 失業等原因從事網約車工作。同時，還有19.9%的司機屬於短期失業者，他們通過從事網約車行業平穩度過了就業轉換期。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楊偉國表示，新就業形態以互聯網平臺作為組織方，將分散的靈活就業組織起來，賦予靈活就業新的內涵。“雖然新就業形態在穩定性方面不如傳統的全職工作，但相比傳統的靈活就業，新就業形態更有組織性、更為規範，在收入水平、工作條件、工作穩定性等方面更有優勢。”

——新就業形態還有利於激發勞動者潛能，發揮人力資本優勢。

楊偉國分析，在新就業形態中，勞動者直接為客戶工作，並接受客戶的服務評價，“這將有助於從業者更好地體會客戶需求，不斷提升滿足客戶需求的能力，塑造專業精神、培育工匠精神。”

無數普通的勞動者，正利用新的技術、平臺、基礎設施和政策機遇，提升個人的價值。特別是新就業形態可共享、可兼職的特性，讓本職工作不飽和人員通過平臺能獲得更高的收入。

“通過對騎手的職業分析，我們發現他們除了是騎手，還可能是小微創業者、技術工人、公司白領等。”阿裏巴巴新服務研究中心主任張瑞東介紹，餓了麼蜂鳥數據顯示，56%的騎手擁有第二職業，其中26%是小微創業者、21%為技術工人。

“疫情防控期間，大量來自服務業和機械製造業的勞動者當起了兼職騎手。”張瑞東説，通過兼職送外賣，16%的騎手每月可多賺4000元至6000元，8%的騎手可多賺6000元以上，這些收入平均佔騎手家庭總收入的40%左右。

“普通勞動者的能動性和創新精神在新就業形態中被更好激發出來，有利於中國經濟充分發揮人力資本優勢。”張成剛説。

新提升

新就業形態發展短板主要體現在從業者的身份認定、權益保障等方面，政府部門應及時跟上研究，補齊短板，在變化中不斷完善

今後，該如何發展壯大新就業形態？

“這要求我們既要順勢而為，也要注重補齊短板。”莫榮説，順勢而為要求我們要順應信息技術革命和數字經濟的發展趨勢，順應勞動力市場變化和勞動者就業偏好變化的趨勢，實施包容審慎監管，支持發展新就業形態。

“新就業形態對傳統管理手段、勞動法律體系、就業服務管理、社會保障政策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張成剛表示，這要求政府部門要及時跟上研究，補齊短板，在變化中不斷完善。

受訪專家表示，短板主要體現在新就業形態從業者的身份認定、權益保障等方面。

勞動關係判定待明確。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平臺運營公司與勞動者之間的關係主要有兩種：勞務派遣關係和居間合同關係。美團等外賣平臺，一般由第三方公司與騎手簽訂勞動合同，平臺再與第三方公司簽訂勞務派遣協議。一些眾包服務平臺，則將自身定位為撮合平臺，與勞動者簽訂服務合同，因此並未與勞動者確定勞動關係。

然而，我國大部分社會保障制度，如最低工資、企業承擔的社會保障、休息休假、工傷事故賠償等，都是以企業與勞動者已建立勞動關係為基礎。“新就業形態不夠明確的勞動關係可能會加大個體承擔的風險。”張成剛説。

社會保障待完善。

由於勞動關係無法確認，根據目前的政策，許多從事新就業形態的勞動者只能以靈活就業者的身份繳納城鎮職工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險。

“以靈活就業身份繳納社保，低收入勞動者要達到相同的保障水平，繳費負擔相對較重。”張成剛説。

平臺監督須加強。

新就業形態中不同平臺的抽成比例不同，成為影響勞動者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張成剛介紹，相關統計顯示，不同平臺的抽成比例主要集中在10%至20%之間，抽成比例超過20%的平臺佔比為23.02%。

吳江山坦言，在勞動者與平臺之間，勞動者往往處於弱勢方，在抽成比例方面缺乏話語權。“我們能做的就是儘量調整自己，適應環境。”

為補齊新就業形態的短板，不少城市、平臺進行了探索，尤其是在加強新就業形態從業者權益保護方面，已探索出一些有效路徑。

——政府購買服務，創建靈活就業人員職業傷害險，覆蓋社保“盲區”。

2017年，蘇州市吳江區推出了全國首個靈活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險，由區人社局代扣保費，再交商業保險公司承辦。根據新險種的設定，保費為每人每年180元，其中財政補助每人每年120元，參保人員每年只需繳納60元。參保人員受到職業傷害後，在醫療機構産生的醫療費用先由醫保報銷，餘額部分由職業傷害保險按標準賠付，每一參保年度以3萬元為限。

“新就業形態從業者由於沒有明確的僱主，因此無法納入現有工傷保險體系。吳江區通過政府部門與商業保險公司合作的形式，創新推出靈活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險，將降低這一群體在受到職業傷害後可能引發的因病致貧風險。”張成剛説。

——指導成立平臺從業者工會，幫助維護從業者權益。

近年來，各地紛紛開展探索，吸引新就業形態從業者加入工會，並推出網上“職工之家”，給新就業形態從業者一個溫暖的港灣。

上海騎手吳義表示，有了工會，就有了一個家，維權也有了渠道。一直以來，休息難、充電難、如廁難等是外賣騎手在工作中經常遇到的難題。工會成立後，上海在多條主幹道路臨街處設置了戶外職工愛心接力站，為騎手等戶外職工提供避暑取暖、餐食加熱、飲水供給、電動車充電、如廁等服務。

“當我們遭遇委屈、面臨困難、尋求幫助的時候，工會就是我們堅強的後盾。”吳義説。

——做好員工關愛，平臺公司積極利用商業保險為員工增添保障。

滴滴出行上線“點滴醫保”，以創新商業保險的方式，為網約車司機提供涵蓋門診、住院服務和重大疾病的保險。以重疾險為例，參與的網約車司機每完成1個訂單，只需投入0.1元，即可獲得100元的保額，並依據單量持續累積。

國務院辦公廳日前印發《關於支持多渠道靈活就業的意見》，明確要合理設定互聯網平臺經濟及其他新業態新模式監管規則，鼓勵互聯網平臺企業、仲介服務機構等降低服務費、加盟管理費等費用，創造更多靈活就業崗位，吸納更多勞動者就業。

“期待建立政府部門、平臺企業、行業協會以及資源提供者和消費者共同參與的多方協同治理機制，促進新就業形態的發展。”張成剛説。

圖片説明：

圖①：徐琳琳通過摩兒媽媽平臺線上接單，當起了“到家老師”。李玫 攝

圖②：在今年的國家職業分類目錄中，“網約配送員”正式成為新職業，外賣小哥有了新稱呼。圖為一名網約配送員為顧客送貨。新華社記者 李欣 攝

圖③：重慶一家火鍋外賣的門店內，企業員工進行推廣直播。新華社記者 劉潺 攝

圖④：北京市平谷區一家提琴制琴廠的操作間內，“90後”主播劉尊飛用手機直播軟體為網友介紹提琴。新華社記者 任超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