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經濟增速的逐漸企穩，“新常態”重新進入了中國的視野。而在新的宏觀背景下，未來十年是否可以維持高速增長？怎樣的經濟增速合適?如何看待經濟改革政策的選擇？

    10月31日，在由劉鴻儒金融教育基金會、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以及佈雷頓森林體系再生委員會等聯合主辦的《年會2014·鏡鑒與前瞻：新階段，新改革，新常態》論壇上，諸位專家學者就以上問題展開圓桌式討論。對於2015年的中國經濟增長，嘉賓們普遍給出了7%以上的經濟增速預期，而在當前經濟面臨進一步下行壓力之下，降息降準可謂勢在必行。

    此次圓桌討論由《第一財經日報》副總編楊燕青主持，參與討論的嘉賓有摩爾資産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Gene Frieda，海通證券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上海重陽投資總裁王慶，復旦大學經濟思想與經濟史研究所所長韋森，以及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

    新常態下的增長

    “總體來説，中國經濟下行趨勢難以改變，但調整方式是好的。”李迅雷認為，制約潛在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還是供給的減少，包括老齡化問題、投資增速減緩等。

    李迅雷表示，在2020年之前中國可能會出現一輪金融危機的爆發，有一個調整。而在調整之後，相對來講還是比較樂觀的。“相信中國有望跨過金融危機的陷阱。”如果2020~2030年還有增長的話，應該是在4%左右。

    “在全球化的模式下，不斷用貿易來實現增長以及中國內部過去靠地方政府之間相互的競賽來推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已不可持續, 在未來更長的一段時間裏面，中國經濟會處於一個比較低的增長。”邵宇認為，同時，目前改革的動力相對不足,如何能夠真正走出“全球化的斷裂、增長的斷裂和改革的斷裂”這三重斷裂地帶，或成為中國下一步的挑戰。未來一兩年可能出現一個低潮，但如果能夠釋放戶籍改革、國企改革和土地改革的紅利，加上供給端的改革，未來8~10年經濟增速會在7%左右。

    而在王慶看來，關鍵需要避免在增長過程中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短期的一些政策或能夠幫助經濟不出現系統性危機。他指出，中國在2005年匯率改革時的人民幣匯率升值不到位，導致後來股市泡沫和今天房地産泡沫的出現；新常態下的金融創新應需要金融産品定價的市場化，而影子銀行帶來利率的高企，更多反映的是不徹底的金融創新；此外，在未來的若干年可能還會面臨比較緊的貨幣環境，需要充分加以關注。

    Gene Frieda表示，過去30年成功高增長的模式對於現在的成本越來越高，如土地、人工成本的上升等，都是制約經濟增長的因素，中國的增長模式正在進行改變，而現在結構性改革風險可能更大。“中國或也不能夠偏離國際規律，逐漸向世界平均增長值靠攏，會在2%~3%。”

    不過韋森認為，短期內中國還不會出現“明斯基時刻”（Minsky Moment，即資産價值崩潰時刻），但對當前債務較高的現狀整體非常擔憂。最核心的一個指標是企業負債，目前總量佔企業利潤的3.5倍。

    “在企業還款高峰到來之際，日子將非常難過，這將決定成批的企業倒閉是一個常態，將與中國經濟增速下行構成一枚硬幣的兩面。”

    降息降準勢在必行

    正如韋森所言，2009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已積累了大量的債務，如何防範中國未來可能爆發的債務危機風險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當前貨幣環境較寬鬆的情況下，總體不會發生系統性風險，但企業和金融部門債務大幅惡化，企業杠桿水平還是比較高。”李迅雷建議，現在改革的方向是轉杠桿，而不是簡單地加杠桿，即政府杠桿可以增加且地方政府必須增加透明度，企業的要下降，金融領域中銀行的杠桿需要下降，應該發展直接融資；同時，採用財政手段解決當前的經濟問題。

    邵宇同樣對轉移杠桿的概念表示贊同，“地方移給中央，財政移給貨幣，政府移給居民，直接融資也就是銀行移給資本市場，以及國內移向國外。”

    Frieda表示，通過發債的手段進行債務重組，因此需要更多地依賴本地債務平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債務重組的方法。他同時強調，流動性問題會造成結構性問題，比資不抵債的威脅更大。

    “中國經濟的增長動能很弱，而當前的貨幣金融環境依然很緊。”王慶稱，顯然貨幣政策的目標已經不單是短期的經濟波動，而是要解決過去十年資産價格膨脹過程中隱含的一系列問題，包括高杠桿和産能過剩。

    而從近期公佈的一些價格數據來看，PPI連續32個月現負增長，9月CPI同比上漲1.6%，中國正面臨通縮壓力，與會嘉賓幾乎一致建議應儘快降準和降息。

    “GDP一直在下降，中國企業‘壓力山大’，現在已經到了非常關鍵的時期，就算貨幣政策無效還是應該放鬆，與此同時，財政政策上要減稅，不是結構性減稅，而是總量減稅。”韋森表示。（張華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