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發揮政府和市場的作用，才能更好地提高大病保險的保障質量，守住社會公平底線

    “救護車一響，一頭豬白養”，這句流傳多年的民間諺語，也許很快就要成為歷史。近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2015年底前使大病保險覆蓋所有城鄉居民基本醫保參保人，支付比例達到50%以上，今後還要逐步提高。到2017年，要建立比較完善的大病保險制度。

    國務院的決定，針對的正是百姓的“痛點”。看病，尤其是看大病，治療費用高昂，可説是一種災難性支出，很多家庭難以承受，因病致貧、返貧的現象時有發生。在基本醫保基礎上再次報銷的大病保險，像一個“穩定器”，給大病患者家庭結結實實地兜了底。筆者曾在青海採訪過一戶人家，4口人中只有女兒每月有相對穩定的1000多元打工收入，婆婆常年患骨關節病和肺部疾病，當次14457.78元醫藥費，新農合結算9011.10元，大病報銷4156.34元，自付僅1000多元。大病保險政策在當地落地運行半年多，就使一萬多個家庭避免了因病致貧。

    然而，從各地試點情況來看，雖然大病保險實施後，實際報銷比例提高了12個百分點左右，但仍存在籌資不穩定、償付壓力大等問題。從大病保險的制度流程看，籌錢、管錢、花錢，是相互聯絡的三個階段，前兩個階段的制度完善，同樣重要而艱巨。只有創新性地融合社會保障和商業保險，同時發揮政府和市場的作用，才能更好地提高保障質量，守住社會公平底線。

    大病保險的背後，有一套籌資機制支撐。按照測算，人均籌資達到39元，才能避免家庭發生災難性支出。然而現實中，很多地區只是將新農合、城鎮居民醫保籌資總額的5%劃為大病保險資金，人均籌資水平達不到測算的標準，支付比例難以逐步提高。這就需要政府主導，不斷完善籌資機制，提高保障水平。

    同時，各地對於大病保險合理保障範圍執行的力度也不一樣，存在標準不一的問題。比如，大病的範圍，以病種劃分還是以實際發生的醫療費用劃分？基本醫療標準不明，哪些藥品、項目屬於基本醫療範疇？什麼樣的人群被認定為“沒有支付能力”，需要在大病保險報銷的基礎上進行醫療救助？看起來是技術問題，但在醫療保險這個“精細活”裏，處理好這樣的技術問題，才能防止內部分配中“劫貧濟富”現象的發生。

    而在資金管理上，則需要更多依靠市場機制。醫療領域被視為準“公共綠地”，使用者對於醫療資源，也有著很強的“排他佔有性”。在“供給製造需求”理論下，容易産生過度醫療。去醫院看病，大小檢查做個遍，藥品開了一大堆，是常有的事；患者因為有醫保，也不怕這樣的過度服務。醫患“合謀”，導致醫療費用居高不下，造成保險資金使用面臨支付難題。在這樣的情況下，讓商業保險公司經辦大病保險，可以發揮其專業的精細管理、風險管控的優勢，嚴密堵住漏洞，控制費用增長，遏制過度醫療，提高資金使用效率。這正是市場手段的效率所在。當然，由於商保公司具有趨利性，需要對其實行更嚴格的監管，避免其“逆向選擇”，或發生“搭車賣保險”等不合規行為。

    大病保險讓百姓收穫了安定感，是一件大善事。讓大病保險的制度更合理、更完善，才能讓這一善舉釋放持久的紅利，讓人民群眾有“穩穩的幸福”。（李紅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