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能上不能下 治理為官不作為
——專家解讀《推進領導幹部能上能下若干規定（試行）》

新華社北京７月２９日電（記者 華春雨）中共中央辦公廳近日印發《推進領導幹部能上能下若干規定（試行）》，重點解決領導幹部“能下”問題。專家表示，這在建立領導幹部能上能下制度機制上是一個突破。

推進全面從嚴治黨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先後制定和完善了幹部選拔任用、幹部教育培訓、幹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幹部問責、幹部兼職、幹部檔案管理、“裸官”治理等方面制度，不斷加強幹部的監督管理，取得明顯成效。此次出臺的規定是從嚴管理幹部的又一重要舉措。

“幹部能上不能下，是長期困擾幹部隊伍建設的難點問題。”浙江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姚志文説，“我們黨執政以來，一直重視、思考、探索如何疏通出口，實現幹部‘能下’‘能出’”。

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廢除了事實上存在的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建立完善了領導幹部退休、任期、問責等制度，推進了幹部能上能下。但總體上看，幹部“能下”還存在制度短板，各方面的阻力還比較大。

專家表示，此次出臺的規定，是中央第一次以黨內法規形式，專門就領導幹部能上能下作出制度規定。

“文件總結了我們黨長期以來特別是近年來幹部隊伍建設方面的經驗，對解決領導幹部‘能下’問題有針對性地提出具體舉措。”中央黨校教授戴焰軍認為，這不僅是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項重大突破，更是全面從嚴治黨要求在幹部隊伍建設方面的具體落實。

“可以預見，制度的執行落實，必將對從嚴管理監督幹部、營造良好政治生態、加強高素質幹部隊伍建設，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姚志文説。

健全幹部能上能下機制

專家表示，當前幹部隊伍建設中存在的突出的問題是領導幹部不能下、下不來、不願意下，下的渠道不暢，機制不健全。

“實現領導幹部‘能下’，需要讓幹部‘下’得合理、‘下’得合法、‘下’得服氣，‘下’得真正能夠起到對幹部隊伍的激勵作用，這就要靠相關制度的科學設計。”戴焰軍説。

此次印發的規定提出了到齡免職（退休）、任期屆滿離任、問責處理、健康原因調整、違紀違法免職和調整不適宜擔任現職領導幹部等六方面“下”的渠道。

“其中，前五個方面已有相關的制度規定，關鍵是抓好執行落實，增強制度剛性約束，而如何調整不適宜擔任現職領導幹部是一個關鍵和難點。”姚志文説。

聚焦不適宜擔任現職的領導幹部“下”的問題，規定明確提出應當調整的１０種情形，並進一步規範了調整程序和方式。

“我們要以此為契機，努力在實現調整不適宜擔任現職的領導幹部常態化上有所作為，對政治上不守規矩、廉潔上不乾淨、工作上不作為不擔當或能力不夠、作風上不實在的領導幹部，堅決依照規定進行組織調整。”姚志文説，只有做到真管真嚴、敢管敢嚴、長管長嚴，才能以制度剛性確保“能下”得到落實，以公開公正公平確保下來的人心服口服。

專家同時表示，對於領導幹部“能下”問題，人們會有一個認識和適應的過程，其間，很多傳統的思維方式、社會觀念需要得到轉變和革新。

“隨著制度在現實中的執行和不斷完善，領導幹部能上能下這個本應成為常態的現象，將以其應有的面目為人們特別是為領導幹部所認可、所接受。”戴焰軍説。

促進幹部幹事創業、勇於擔當

推動領導幹部“能下”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現實中，一些領導幹部消極為官、慵懶散拖，雖然不能勝任相關崗位的工作，但因為沒有違法違紀行為，仍然“穩坐鐵交椅”。這種現象嚴重影響了幹部隊伍的活力，也助長了“官本位”思想。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李拓認為，幹部懶政怠政是一種隱形腐敗，由於沒有正常的退出和降級機制，一些“懶官”和“庸官”在領導崗位上熬日子、混飯吃，造成了懶政怠政的氛圍，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不健康的生態環境。

專家表示，此次中央出臺的規定，實質上就是把“下”作為有力杠桿，撬動領導幹部幹事創業的責任感緊迫感，促使各級幹部真正把心思放在謀事、幹事、成事上。同時，讓一部分不作為、不稱職的領導幹部“下”，也能推進一大批德才兼備、實績突出的幹部“上”，為他們幹事創業騰出空間、搭建平臺。

“規定的出臺和實施，意味著領導幹部不做出實績，就會面臨‘下’的危險，從而使其始終保持危機感。”姚志文説。

此外，專家還表示，在注重“下”和“上”的同時，還需要進一步做好幹部教育培養、管理監督、激勵保障等各個環節工作，真正發揮這一制度的牽引帶動作用。

“要通過能上能下和科學管理，真正讓肯幹的受激勵、慢幹的受鞭策、不幹的受懲戒，切實把全體幹部的思想和精力凝聚到服務改革發展上來。”姚志文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