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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當前和中長期的增長速度，始終是時下關於中國經濟的最大關注點。國家統計局最新公佈的數據顯示，2015年上半年中國國內生産總值（GDP）同比實現了7%的增長率，既如年初確定的增長目標所預期，又令人頗感來之不易。説這個速度符合預期，是因為它與多數研究機構所估算的潛在增長率相符，表明經濟增長實現了生産要素的充分利用，從而為改善民生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與此同時，在“三期疊加”挑戰下取得這樣的發展速度，並且實現了産業結構和需求結構更加合理，經濟增長中的可持續因素增強，説明這個速度不是簡單地靠宏觀經濟政策刺激出來的，而是改革和發展方式轉變初步成效的體現。既由於這個速度的取得，更由於這個速度的健康內涵，使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對中國經濟的近中期增長態勢充滿信心和保持樂觀。 不過，在中國經濟穩中求進、“十二五”規劃完美收官之際，也有少數國內外觀察者和經濟學家對於中國經濟存在著一定的疑惑和悲觀預期。其一，以電力等能源、交通運輸和財政等增長率的更快減速，乃至GDP的平減指數因技術原因被低估等為由，質疑2014年和2015年上半年的增長率數字。其二，對中長期能夠達到的增長率做出悲觀的預期。例如，有國際大牌經濟學家預測中國經濟增長將回歸到（世界）“均值”，即2013—2023年期間僅為5.0%，而2023—2033年則進一步下降到3.3%。其三，有的乾脆建議中國政府放棄GDP目標，以避免經濟波動及其導致的悲觀預期干擾社會的信心。 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表現之一，就是GDP增長不再保持2012年以前接近10%的高速度，我們應該認識和適應這個新情況，惟其如此，才能保持足夠的戰略定力，積極引導新常態，通過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把經濟增長動力從投入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然而，如果誤解宏觀經濟數據，誤判當前的經濟增長形勢，不僅不利於保持和提振信心，還會誤導宏觀經濟政策，貽誤乘勢而上的改革戰機。 一、澄清經濟數據的誤讀 為了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把增長動力轉到創新和生産率提高上來，應該逐漸改變以往地方政府“唯GDP”的傾向。但是，作為一個預期性指標，GDP增長率仍然具有趨勢預測和預期引導的重要功能。而且，雖然經濟發展不僅僅是總量的增長，而應該包括結構優化、綠色環保和可持續性等更為豐富的內容，並且得到了廣泛的共識，但迄今為止GDP增長率仍然是最概括的指標。因此，確定一個與新常態特點、實際可能性和努力方向相符合的增長目標，仍然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對於那些質疑中國GDP增長率的研究，指出其各自存在的技術缺陷是有意義的。例如，國家統計局從統計實踐回應了認為GDP平減指數被低估，從而高估實際增長率的説法。退一步從大邏輯上説，即便平減指數有低估偏向，其只能産生歷年存在的系統性影響，卻不能因此而單單質疑某一具體年份的增長率數字。此外，許多研究表明，GDP增長率對能源和交通運輸增長的彈性很高，而且當GDP增長率超過一定水平時，這個彈性進一步提高。甚至財政增長也具有類似這樣的臨界點。也就是説，當GDP增長率達到較高水平後，能源和基礎設施的投入增長更快（也意味著投入驅動的問題更加突出了），財政收入也在更高的臺階上加速增長。反過來看，當經濟增長從高速向中高速下降之時，這些投入和財政收入的減速也更快。所以，上述對中國經濟增長率的懷疑論，技術角度的質疑是可以解釋的，而在邏輯上則缺乏一致性。 至於那些對中國經濟長期增長潛力的懷疑論者，由於其所依據“回歸到均值”這樣所謂的“統計規律”，把眾多國家在長期發展時期的豐富的增長實踐，淹沒在一組面板數據之中，特別是忽略了發展中國傢具有的趕超特點，未能回答以往的趕超經濟體如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以及中國經濟在過去30多年何以實現高速經濟增長，因此，也就沒有能夠提供令人信服的減速依據。以這種研究方法論，為中國經濟未來20年預測出的增長百分點，就如同按照世界上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少的尺碼做出一個被稱為“均值”的鞋子，並宣稱這是任何一個活生生個人應穿的尺碼一樣，顯然是不足為據的。 其實，懷疑論者津津樂道的技術細節不僅説不通，而且並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經濟發展的大邏輯。所以，討論中國經濟增長的表現和長期趨勢，我們還必須回到包括週期理論和增長理論在內的統一的宏觀經濟學邏輯上來。 二、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 説到宏觀經濟學的邏輯，著名的《經濟學人》雜誌對中國在2015年上半年實現的7%增長率持懷疑態度的邏輯是：政府年初確定了7%的增長率目標，半年過去後恰好就達到了7%，這個巧合太完美了以致令人難以置信。其實，評論者忽略了一個事實，即中國政府確定經濟增長目標的方法論正在發生悄然而合理的變化。2013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次指出：“必須使經濟增長與潛在增長率相協調，與生産要素的供給能力和資源環境的承受能力相適應。”如果説中國增長率目標的確定，在2012年之前具有一定外推式、經驗決定特點的話，從那以後則主要依據生産要素供給、生産率提高和資源環境承受能力所決定的潛在增長率。決策諮詢部門和經濟學家對於中國潛在增長率的測算，雖然存在一定的分歧，如分別有個別研究者估算出較高或較低的潛在增長率，但大多數得出了近期7%左右，並呈現逐漸降低趨勢的預測結果。 以筆者的估算為例。總體判斷是，從“十二五”時期開始，由於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數量每年都在減少，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導致潛在增長率趨於下降。導致潛在增長率下降的因素（人口紅利）包括以下幾方面。首先，由於已經發生的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以及預期2017年後出現的經濟活動人口負增長，勞動力短缺現象持續存在，工資成本提高較快，製造業比較優勢降低。其次，由於人口撫養比的下降，以及勞動力不再具有無限供給的特徵，以往的高儲蓄率和高資本回報率難以為繼。第三，新成長勞動力增速的放緩，使得人力資本改善的速度也減慢了。最後，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速度逐漸減慢，構成過去全要素生産率提高主要源泉的勞動力重新配置效率的改善也將逐漸減速。 依據上述生産要素供給和全要素生産率趨勢，我們測算的結果表明，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從改革開放伊始到2010年期間的10%左右，下降為“十二五”時期的平均7.6%，進而“十三五”時期的平均6.2%。作為一种經濟增長潛能的估計，以一定時期的平均趨勢進行表達較為恰當，如上述階梯式的變化。但是，為了説明實際增長率與潛在增長率之間的關係，我們也不妨看一看相關年度的數字。 例如，近年來的實際增長率與潛在增長率分別為：2012年7.7%和7.9%，2013年7.7%和7.5%，2014年7.4%和7.1%，2015年7.0%（上半年實績和全年預期）和6.9%。兩者總體來説是相契合的，在更大的邏輯上驗證了實際經濟增長績效的可靠性。不過，我們也需要對何以自2013年以來實際增長率，均以微小的幅度略高於潛在增長率做出解釋。這裡估算潛在增長率，是按照靜態分析方法論進行的，假設沒有發生可以改變生産要素供給和全要素生産率的新變化。然而，旨在提高生産要素供給和生産率的改革效應，終將會或遲或早逐漸顯現出來。因此，在其他可能的干擾因素之外，假設潛在增長率由此而有適度提高是完全合理的。 與潛在增長率相符的實際增長率，不僅可以被證明是可行、可靠的，也是可以接受的增長率下線。按照潛在增長率的定義、菲利普斯曲線和奧肯定律，與增長潛能相符的增長速度，可以達到生産要素的充分利用，因而既不會形成通貨膨脹，也不會産生週期性失業。近年來城鎮登記失業率保持在4.1%左右、城鎮調查失業率保持在5.1%左右，不僅顯示近年來的增長速度是真實可靠的，也表明這樣的速度是可以接受的。因此，對於經濟學家來説，懷疑目前中國GDP增長率的可靠性，必然在分析中産生諸多難以自圓其説的邏輯難題。 三、保持適當且必要的增長率 2015年預期的GDP增長7%目標，符合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把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既不低於也不超過潛在增長率的水平上，是十分適當和完全必要的。換句話説，做出7%的增長數字是被高估的這樣一個判斷，隱含的意思則是認為實際增長率低於潛在增長率。這種結論是一种老套的思維邏輯，不僅做出的是錯誤的判斷，還可能産生政策誤導。 一般來説，實際增長未能達到潛在增長能力，是由於需求不足所造成的。在整個改革開放期間，中國經濟增長有過四次低於8%的經歷。前三次經濟增長率的低點，都表現為實際增長率低於潛在增長率，形成較大的增長缺口。第一次是20世紀80年代初，最低點是1981年，實際增長率為5.2%，而當時的潛在增長率為7.6%，前者與後者之差即增長缺口為-2.3個百分點；第二次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最低點是1990年，實際增長率和潛在增長率分別為3.8%和6.9%，增長缺口為-3.0百分點；第三次是2008—2009年的受世界金融危機影響，最低點是2009年，實際增長率和潛在增長率分別為9.2%和10.4%，增長缺口為-1.4百分點。 實際增長率低於潛在增長能力因而形成增長缺口，意味著生産要素和生産率潛力沒有得到充分利用，因此會産生失業現象，這種情況下通常表現為週期性失業率的提高。事實上，在上述三個週期的低點年份，相應都出現了就業壓力加大和失業率上升的現象。因此，這三次增長速度的下行，都屬於典型的宏觀經濟週期現象。 從2012年開始並持續至今的第四次，即最近一次GDP增長率低於8%的情形，實際增長率並沒有低於潛在增長率，因而也沒有形成增長缺口。與此相應，勞動力市場狀況正常，失業率保持穩定。自2008—2009年世界性金融危機以來，儘管全球經濟復蘇乏力，但世界經濟和發達經濟的增長速度在回升，因此把這個趨勢與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下降趨勢結合，得出後者是由於外需不足所導致的結論是不符合邏輯的。很顯然，這次經濟增長速度下行，是伴隨潛在增長率下降出現的結構性變化，是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表現，而不是週期性現象。正因為如此，目前的7%仍然是一個可以達到改善民生要求的增長率。 相反，如果誤把目前的增長減速歸於未達到潛在增長率的週期現象，則容易導致在政策抉擇中失去應有的定力，從而造成刺激性政策的過度使用。需求衝擊所導致的週期性因素始終是存在的，適時實施宏觀經濟反週期政策也是必要的。但是，使實際增長超過潛在增長能力的政策措施，則屬於過度刺激，會妨礙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大局。一旦造成進一步的産能過剩，甚至在非實體經濟領域刺激出資産泡沫的話，還會釀成系統性風險。因此，正確認識並保持目前的增長速度，也符合調整産業結構、防範系統性風險的要求。 四、潛在增長率與改革紅利 實際增長率固然不應超過潛在增長率，但是，潛在增長率自身卻是可以得到提高的。我們估算和預測的潛在增長率，其實只是假設沒有新的增長源泉可能達到的增長能力。從比較動態的分析角度看，這樣的預測並非是一成不變的。實際上，由於中國所處的特殊改革階段和發展階段，經濟運行現實中仍然存在著一系列體制和機制障礙，既妨礙對生産要素供給潛力的充分挖掘和利用，也阻礙全要素生産率的進一步提高。因此，通過全面深化關鍵領域的改革，消除這些體制性的障礙，一方面挖掘傳統增長源泉的潛力，另一方面開發新的增長源泉，可望顯著提高潛在增長率，贏得真金白銀的改革紅利。 改革與增長不是此消彼長、非此即彼的關係，而是相互促進的。改革紅利是真實存在的，表現為潛在增長率的提高。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一方面，仍然有挖掘生産要素供給等傳統增長源泉的潛力，另一方面，增長動力終究要實現向創新或全要素生産率驅動的轉換。以下我們舉例説明，在若干領域進一步推動改革，如何立竿見影並顯著地提高潛在增長率。首先，戶籍制度改革既有利於提高非農産業的勞動參與率，增加勞動力供給及其穩定性，也可以通過勞動力轉移保持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提高。其次，通過教育體制改革和勞動力市場發育，改善人力資本積累及其激勵機制，滿足産業升級優化對技能和創造力的需求。第三，深化投融資體制和金融體制改革，更有效率地配置資金，可以延緩投資回報率的下降。最後，簡政放權等一系列促進發揮市場作用的改革，將創造一個能者進、庸者退的競爭環境，從而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産率。 在對勞動參與率、勞動者素質、全要素生産率做出一定幅度改善的合理假設下，我們對改革紅利進行了定量模擬。估算的結果是：在上述關鍵領域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可以使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在靜態預測的基礎上提高1.0—1.5個百分點。值得指出的是，改革紅利的測算是高度理論化和理想化的，只能作為一種方向性的預期來看待，而不必拘泥于具體的數字。 以“十三五”時期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近中期代表，經濟增長的實際表現，將由按靜態方法估算的潛在增長率以及能夠獲得多大的改革紅利決定。也就是説，只要不是採用過度刺激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超過6.2%靜態潛在增長率的經濟增長速度既是可行的，也是可能達到的。最重要也是合理的預期是，這樣的增長速度將保證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速度要求，即在2010年基礎上GDP總量翻一番。 2010年中國GDP總量為40.89萬億元，在2014年之前的實際增長基礎上，如果2015年增長7%，按照2010年不變價，GDP總量將達到59.68萬億元。這樣，在“十三五”時期只要實現6.5%（略高於我們測算的潛在增長率），即可達到81.77萬億元，實現在2010年基礎上翻一番的目標。由於6.5%的增長速度與6.2%的靜態潛在增長率僅存在微小的差距，所以，對這個翻番的任務既應該具有充分的信心，也需要付出艱苦的努力。（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蔡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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