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總理赴韓國正式訪問並出席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使乍寒乍暖的東北亞秋季釋放出更多的暖色調。尤其是中斷三年之久的三國峰會機制的重啟，顯得意義格外不尋常。畢竟，這三年全球和地區經濟形勢發生了不小變化也增加了不少變量，比如中日韓投資協定生效、中韓雙方完成自貿協定全部文本草簽、美國等12國經貿部長宣佈TPP談判結束等等，這種背景下自然引發國際社會對三國峰會重啟的高度關注。

    早在2008年，中日韓三國決定在保留東盟和中日韓（10+3）領導人會晤的同時，將三國領導人單獨舉行會議機制化，因此形成每年一次的三國峰會。突變發生在2012年5月第五次三國領導人會晤之後，日本政府非法“購島”以及安倍上臺後參拜靖國神社、美化軍國主義侵略歷史的種種行徑，導致日本同鄰國關係的惡化，三國領導人會議陷入停滯。近一年來隨著三國雙邊關係復蘇，三國合作也慢慢回到正軌。重啟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機制水到渠成，而包括中日韓自貿區在內的三國合作得以“添酒回燈重開宴”，無疑是由三國的意願決定的。對中國的好處，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

    ——注入經濟增長新動力。對於中國而言，能否降低對歐美市場的依賴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能否取得成功。中國一直是自由貿易和東亞經濟一體化的積極倡導者和推動者，2001年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就受益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推動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談判，就是中國自貿區新戰略大棋局的“關鍵招”。這幾年全球經濟放緩，貿易增長乏力，對以製造業見長的東北亞三國，都提出了挑戰，只有通過建立自貿區，降低關稅、增加商品進出口、吸引投資，來共同提振經濟。中日韓三國的産業結構具有很強的互補性，但相互間的貿易依存度只有19.4%，遠低於歐盟的63.8%和北美自貿區的40.2%的水平，進一步提升三國貿易投資潛力、促進區域價值鏈向更高層次融合顯得尤為迫切。中日韓聯合研究項目的研究表明，如果建立中日韓FTA，在現階段下中國經濟增長率將提升1.1%—2.9%，韓國則會提升2.5%—3.1%，日本將提升0.1%—0.5%。此外，中日韓GDP總量分別佔東亞的90%。三國間貿易額近7000億美元，三國合作是東亞經濟一體化最強勁的“助推器”。因此，儘管在各種內外因素中糾纏，但促進中日韓三國繼續談判並最終形成FTA的動力，始終是存在的。

    ——促進産業提升、拓展。30多年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吸引了日本、韓國向中國的産業轉移，反過來也推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已成為許多日韓産業重要生産基地，這種密切的産業合作關係還會繼續發展下去，但將面臨新的變化：中國産業鏈地位提升、經濟重心將向節能環保等方向發展、以及新興産業崛起。這些變化將對未來中日韓産業合作提供新的環境。如果説過去産業合作的架構主要是日韓中的垂直産業鏈關係，將逐步向中日韓均衡分工合作的鏈條來構造發展。中日韓自貿區的建立有利於産業結構的升級，有利於轉變生産方式。三國經濟目前都面臨加快轉型升級的共同需求，可以積極拓展新興領域合作，增強經濟增長的活力和後勁。比如，三國投資協定的簽訂生效，使得中日韓之間有一個更加開放，特別是相互開放的一种經濟的環境、法律的環境，將推進中日韓之間産業的重組和升級，同時東亞的産業鏈也會發生很大變化。

    ——平衡TPP的戰略壓力。在WTO框架下多哈回合談判停滯不前的背景下，世界主要經濟體和貿易大國等加快了創新國際貿易規則的步伐。作為競爭熱點的亞太區域一體化，是在兩條路線圖的競爭和融合中不斷演進的，即美國主導的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以及由東盟主導的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顯然，誰先完成談判，誰就可能取得區域貿易的主導地位。而一旦中國被排除在美國主導的TPP新貿易體系外，中國出口至北美、日本的紡織服裝等中低端製造品將面臨著越南、墨西哥的競爭替代，中國出口至東南亞的機械設備、移動電話等高端製造品，又面臨美日的競爭壓力。當前中國正在推進的自由貿易區新戰略，就是要構築起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未來5年預計中國將進口10萬億美元商品，對外投資將超過5000億美元，出境旅遊人數將超過5億人次。這種巨大經濟吸引力是中國自貿區戰略的優勢。中國推動立足於周邊國家的雙邊自貿協定談判以及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不但將改善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還將使得中國在區域合作上的主導地位和引領作用更為突出，為構建更穩定、互利、合作的國際經濟關係奠定堅實的基礎。同時也是對TPP的一種戰略回應。但是，東亞經濟一體化能否成功又很大程度取決於中日韓自貿區的推進。一旦形成中日韓FTA，將出現一個人口超過15億、經濟規模超過15萬億美元的大市場，不僅會在此基礎上推動整個東亞區域形成FTA，也會影響全球的貿易自由化格局。從這一意義來説，中日韓峰會重啟會給三國官方和民間合作帶來積極信號，並逐步釋放三國合作中被抑制的動力，對推動中日韓自貿區以及東亞經濟一體化，進而重塑和提升增長乏力的東亞經濟有著不可低估的意義。

    總之，與中日韓歷史上各式各樣的“三國殺”不同，在這個和平與發展的時代，合作必然的成為國家關係的“首選鍵”。因為未來無論怎樣形式的大國競爭，都是以今天的實力作為基礎的，否則連競爭的門票都沒有，又遑論成為贏家？（北京大學國家治理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朱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