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EP的達成為中國在貿易規則制定的激烈競爭中贏得了戰略主動。從戰略層面、大國責任層面分析，對中國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經濟利益都具有極大的增進價值和意義。

    ——寫在李克強出席RCEP領導人聯合聲明發佈儀式之際

    李克強總理密鼓般的馬來西亞“三會一國”之行，迅即在東南亞颳起了中國旋風。有外媒稱，這股“強”動力及時注入到亟待加速構建的東亞區域一體化進程中。因此，會議間發表《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領導人聯合聲明》提出力爭2016年結束RCEP談判，也就顯得那麼地即情即景、水到渠成了。RCEP的建成，將成為全球貿易史上一件里程碑性大事，屆時將形成一個覆蓋全球一半人口、總貿易額佔世界30%、成員構成最多元化、發展最具活力的自貿區，由於其廣覆蓋及內嵌高水平規則無疑將成為區域及全球經濟增長的超級引擎。

    在WTO框架下多哈回合談判長期休眠、全球貿易規則發展停滯不前的背景下，世界主要經濟體、各貿易大國加快了創新國際貿易規則。各種雙邊、多邊FTA等貿易談判形成群雄逐鹿之勢，亞太地區逐漸成為各方利益爭奪的戰略焦點。區域一體化在兩條方案線路的競爭和融合中不斷演進，一是以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為代表的“美國方案”；二是由東盟10國與中、日、韓、印、澳、新（10+6）推動的RCEP談判，是為“亞洲方案”。RCEP談判進程的實質性推進，標誌亞太區域一體化的複雜博弈中，“亞洲方案”正與“美國方案”齊頭並進，豐富了亞洲一體化的選擇菜單。

    RCEP的達成為中國在貿易規則制定的激烈競爭中贏得了戰略主動。從戰略層面、大國責任層面分析，對中國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經濟利益都具有極大的增進價值和意義。

    從戰略層面看，RCEP的建成可以對衝美國“亞太再平衡”和TPP給中國帶來的安全和經濟方面的巨大壓力。美國全力推進TPP談判的時間差不多與其轉向亞洲、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同步，由此看出其深層次的戰略考量。奧巴馬曾對日本首相野田表白：TPP不單是經濟問題，也是美日同盟的戰略問題。美國一位戰略家稱，TPP是美國亞太“經濟再平衡的核心”。換言之，美國推動TPP能否成功，將決定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可持續性。

    一項研究模型顯示，TPP將極大促進美國GDP和進出口(特別是出口)增長，使其貿易條件得以改善。但由於美國存在巨大的商品貿易逆差，儘管TPP對其出口的促進程度超過進口，其貿易收支仍將出現逆差。值得注意的是，美國通過TPP獲得的福利在所有成員當中是最高的。可以預見，TPP將為美國帶來巨大福利。除了經濟上的好處，美國推進TPP還有兩個戰略動機，即一方面為其主導的遠期“美式FTAPP”打造基礎。美國借助TPP與TTIP，對內則可以改善自身貿易結構、完善國內市場環境、促進國內經濟改革、帶動國民經濟復蘇。對外可以重塑全球領導力並在亞太經貿規則制定中起主導作用，同時通過經濟利益調整地緣政治格局。

    另一方面TPP的構築還有遏制中國崛起的成分，即通過架空東亞的“10+3”、“10+6”合作機制，最大限度地抵消中國在全球、特別是東亞經濟合作中日益增強的影響力。由於TPP成員國相互之間實行零關稅，以及將形成更加穩定、透明和可預期的營商環境，有利於成員之間經濟和産業鏈的全面整合，這將提升其成員國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比如TPP中的“原産地規則”就對中國進出口影響很大， TPP成員國從美國進口紗線，再把服裝出口到美國，可享受零關稅。由於美國是中國紡織品出口主要市場，這一規定不僅對中國製造的産品、而且對只要採用了中國原材料的産品都會受到很大衝擊。如此一來，中國出口至北美、日本的紡織服裝等中低端製造品將面臨著越南、墨西哥的競爭替代。此外，中國出口至東南亞的機械設備、移動電話等高端製造品，又面臨美日的競爭壓力。由於中國傳統競爭優勢正在加速流失，而新的競爭優勢生成卻相對緩慢，TPP雙向擠壓將減少中國進入WTO得到的關稅減讓和自由貿易的紅利，進而削弱全球貿易大國地位。國內一項研究分析表明，在TPP衝擊下，由於受到對非成員歧視待遇的影響，中國的GDP、福利和進出口將受到衝擊，導致貿易條件趨於嚴重惡化。但是如果中國加入RCEP或FTAAP後，中國將獲得較為顯著的宏觀經濟收益，雖然貿易條件將因競爭的加劇而惡化。比如在行業層面，作為中國支柱産業的電子行業受益顯著，機械行業則將受到一定衝擊。但是自由貿易協定的範圍越大，總體收益越顯著。

    面對美國咄咄逼人戰略迫近，以及出於經濟增長、強化亞太經濟合作主動權的考慮，中國都必須深化東亞經濟合作而不是僅僅滿足一些雙邊FTA。這種背景下積極推動RCEP進程就顯得尤為必要。RCEP與TPP成員之間有較大範圍疊加，RCEP包括TPP的7個成員，這必然稀釋TPP的影響力。當前中國正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以增加一些國家在未來國際貿易規則制定過程中企圖邊緣化中國的成本。比如推進APEC自貿區、中日韓自貿區等，變被動為主動。迄今為止，中國已與22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14個自由貿易協定。未來5年預計中國將進口10萬億美元商品，對外投資將超過5000億美元，出境旅遊人數將超過5億人次。這種巨大經濟吸引力是中國自貿區戰略的優勢。正在推進的自貿區戰略，就是要構築起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貿區網絡。自貿區戰略可以被看作是中國應對TPP壓力的有效手段。

    從大國責任層面看，RCEP不但將顯著改善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還將使中國在區域合作上的主導地位和引領作用更為突出，併為構建更穩定、互利、合作的全球經濟關係奠定物質和制度基礎。RCEP雖然由東盟主導，但是中國積極支持和直接推動的結果。可以説，RCEP的建成也是中國為東亞提供的區域公共産品的一部分，由此顯示擔當和責任的大國形象。

    二戰之後，美國是東亞地區公共産品的主要供給者。在經濟領域，由於東亞地區被深深地納入國際生産分工網絡，缺少內部完整的生産—銷售市場，大多數經濟體運轉主要依賴於區域外部市場尤其是歐美市場，抵禦外部經濟風險的能力較弱。美國通過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供給區域經濟公共産品，維持著基本的貨幣穩定和經濟發展；安全領域，美國通過軍事同盟、條約和協議等建構以“集體安全”為名的聯盟體系，提供東亞安全秩序的制度保障。這就是所謂的霸權穩定。冷戰結束後的相當長時間裏，東亞各國對於安全公共品的需求較小，美國以低成本投入為東亞提供廉價的壟斷性安全公共産品，維持其地區軍事安全體系。東亞經濟和安全秩序都被動地適應美國的全球戰略並且這些經濟和安全公共品也淪為美國謀取霸權利益的工具。隨著美國對華政策由“接觸”逐漸轉向“遏制”，特別是美國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對東亞合作産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東亞地區秩序形態的演變方向也變得更具複雜性和不確定性。然而，有兩件歷史性事件的發生改變了亞太地區的力量對比和地緣政治格局。其一是東亞地區一體化進程的縱深發展。比如，東南亞國家努力建立一個融安全、經濟、社會文化于一體的東盟共同體。這次會議就發表了建成東盟共同體的吉隆坡宣言。這意味著一個新東盟的出現。隨著力量增強、影響力擴大以及區域內外大國的倚重，東盟逐漸産生了對地區公共産品的更大需求和自主供給的強烈願望。實際上，類似10+1、10+3、10+6以及東亞峰會等地區機制，還有一些政治安全機制，如東盟地區論壇(AFR)、亞洲合作對話(ACD)、亞歐會議(ASEN)、東北亞合作對話等，都可以看作是東亞地區通過國家間合作創設的公共産品。但是這些經濟和混合型的公共産品也遠遠趕不上東亞一體化發展的速度，顯示出東亞地區自身公共産品供應不足的結構缺陷，這主要是由東亞地區制度化程度低、國家之間歷史和現實矛盾多、相互不信任、猜疑等因素造成的。

    其二是隨著經濟迅速發展和綜合實力的壯大，中國重新成為地區中心力量。作為地區內部最有能力提供主要經濟公共品的大國，由此産生在經濟領域為東亞提供較高水平的公共産品的意願。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的成立，就是中國為促進亞洲互聯互通建設，搭建地區性融資平臺，加強區域經濟一體化，向亞洲社會提供的經濟公共産品。這對亞洲各國提供有效需求，創造就業機會，振興經濟增長將發揮重要的拉動作用。作為一個囊括不同發展階段、文化背景和人口規模國家的自貿協定，RCEP是對各國或組織之間既有成熟自貿區的整合，除去提供地區公共品的價值外，在國際規則制定方面的探索對中國也是大有裨益的。作為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未來中國在經濟全球化中不僅是參與者，而且也要成為引領者甚至是規則制定者。

    從近500年曆史來看，商業利益爭奪的背後永遠隱藏著貿易規則和貿易主導權的爭奪，大國的興衰往往與貿易的興衰密切關聯。當然，貿易和商業儘管也帶來紛爭和對抗，甚至引發衝突，但終究是非軍事性質的，甚至其衝突都不過是國際合作的另一種形式。在19世紀，英國在推動全球自由貿易、建立自由貿易體制方面扮演了關鍵的角色，由此成就了“日不落帝國”；從二戰後直至冷戰結束，美國是多邊貿易體系的主要推動者和受益者，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全球霸權。一定意義上，全球化正是自由貿易的一個結果。但是，國際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輿論傾向於用“貿易保護主義”對付成為全球貿易大國的中國。在北美、歐洲，實行的都是排他性的經濟區域主義：區域內部開放，對外則是極端重商主義。維持自由貿易既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也符合國際體系內其他國家的利益。推進自由貿易、抵制貿易保護主義已經成為中國一項艱巨的國際任務。中國積極推動RCEP這件事，有力説明了中國在推進自由貿易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儘管如此，中國並不謀求在RCEP中的領導作用，而是至始至終的支持東盟在東亞地區扮演主導角色。中國這樣做，無疑體現了大國責任風範。

    與北美、歐洲地區主義相比，東亞區域主義是多元的、包容性、開放性的。比如，東盟秘書處總部設在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國家印度尼西亞的雅加達，而歐盟卻長期拒絕作為穆斯林國家的土耳其加入。這很能説明問題。促成這種開放性的是亞洲自身文化多樣性和差異性，以及長期堅持的“亞洲價值”，以及中國長期的開放政策。這就是中國一直倡導的“地區組織的開放性”概念的本質。長遠看，開放性的東亞模式，要比封閉性的北美模式和歐洲模式更有全球貢獻價值。封閉的區域模式不過是完成區域內資源配置，而開放性區域模式會對全球資源進行高效的區域配置。區域一體化不是為了封閉，而是為了更高水平開放。這種新區域主義，不正標誌著一個亞洲新規則的出現？

    需要記住的是，貿易的政治化等等價值考慮畢竟都是舊秩序留下的舊思維，在這個新時代隱然開來的全球一體化進程中，更加顯得老大不適宜甚至是格格不入。從這一點來説，作為上個世紀在戰爭血泊中誕生的霸權美國，在應對一些新的事物和變化已經變得那麼地不從容了。而對中國這樣一個正在興起的大國和即將新生的RCEP來説，有足夠的時間去學習和應對新的變化和需要。這樣説來，TPP所帶來的機遇要遠遠大於它的挑戰。一如當年加入WTO，中國有必要通過更高水平的開放來倒逼改革。數千年的文明演進中，中國賴以生存和強大的法則就是:改變自身，適應外部。

    不言而喻，美國具有制定全球規則的強大軟實力，未來TPP規則存在全球化可能。也就是説，TPP可能成為新一代國際經貿規則構建的領跑者，進而影響未來全球性國際經貿規則、全球經濟治理框架的建立。中國應主動應對TPP挑戰，比如對標TPP，推動金融改革，減少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提升産業競爭力；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通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以更高的國際勞工標準要求自己，改革勞動條件、提升人權。實際上，中國與TPP之間的關係，本質上也是中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加快推進中美投資協定談判也變得尤為迫切。一旦中美投資協定落地，中國所面臨的TPP壓力就會大大分解，還能獲得局部外溢性價值。

    歷史地看，RCEP與TPP終究都不是彼此禁錮對方的門檻，而終究不過是全球化進程的某種文化遺蹤。因為一個更為包容、更為開放、更為高水平的貿易規則是符合各國利益需要的。因此，RCEP與TPP必然融合，一個更高水平的亞太甚至是全球貿易規則終將出現。（北京大學國家治理創新中心研究員 朱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