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經濟學人》年刊《世界2016》刊發的《中國經濟的藍圖》引起了國內外輿論的廣泛熱議，其所釋放的經濟信號值得高度重視。因為在十八屆五中全會剛結束不久之際，中央政府最高層對經濟工作的思路很能夠反映出中央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判斷，以及未來政策調整的取向。

從李克強總理所刊文章來看，透露的重要信號是以結構性改革來促進中國經濟更有效益地發展，儘快構建起一個大幅度增加創新驅動和消費拉動力的可持續增長新模式。結構性改革不僅是尋找新的增長點，也包括提高傳統産業的競爭力。

當前，中國經濟正面臨著失衡的風險。在宏觀上，經濟增速放緩，增長動力缺乏。在微觀上，企業盈利減弱，行業債務率上升。債務和通縮相互作用導致經濟下滑，不僅使傳統行業生存困難，也拖累了整個經濟的效率，更是造成了大量的僵屍企業。不過，儘管增速有所放緩，發展前景面臨困難、充滿荊棘，但是經濟運行仍然保持在合理區間，中國經濟正在朝著更多立足內需和創新拉動的方向發展。

對中國經濟謹慎而樂觀的判斷從李克強總理在今年10月23日于中央黨校作的一個經濟報告中可見一斑：中國經濟的未來仍然光明，我們沒有理由對中國經濟的未來不充滿信心。李克強指出，觀察中國經濟，除看到經濟增速的具體數字之外，還需要進行縱向比較，所有國家的經濟都不可能維持超高速增長。在高速增長一段時間之後經濟增速放緩是自然而然的事，關鍵的是經濟增速是否合理，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比短期的快速增長更加重要。更何況，經濟增長新動能正在加快形成。通過“雙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自去年以來，平均每天新增市場主體10000家以上。經濟結構也在發生著向好的變化，今年前三季度，在中國經濟發展中，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近60%，服務業比重超過50%，高技術産業增速明顯快於整體工業。

顯然，面向“十三五”所需的改革發展，經濟增速適度放緩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在保持經濟增長底線的情況下推動經濟結構性改革，才是當前最為緊迫的事情。而經濟保持在合理的區間平穩運行為結構性改革和結構調整創造了條件，也堅定了中央推進結構性改革的信心和決心。從某種意義上説，如果沒有一輪刻骨銘心、脫胎換骨、刮骨療傷的結構調整，穩增長是穩不住的。

中國加速推進結構性改革的信號已經十分明確。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不久前（11月10日）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11次會議上，明確強調要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實行宏觀經濟要穩、産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戰略上堅持持久戰，戰術上打好殲滅戰，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

很顯然，下一步經濟工作的重心將從過去的強調需求側轉向強調供給側，體現出中央決策層的思路轉變。值得注意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求清理僵屍企業，淘汰落後産能，將發展方向鎖定新興領域、創新領域，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這顯然是著眼于解決發展效率低下的問題，也是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應有之意。

實際上，中國已經實施的多數政策都帶有明顯的供給管理特徵，比如從結構性減稅到大規模減稅、放鬆政府管制、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項目、打破壟斷、鼓勵創新和創業、加快城鎮化步伐、實施新一輪的價格財政及金融改革等。從某種意義上説，在當下的中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堅定地推進市場化改革。

當然，結構性改革的推進有賴於一個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中國經濟將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轉向更多依靠消費拉動，這將是一個艱難的調整過程。例如怎樣確保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就是一個巨大挑戰。當前，國內財稅改革進展緩慢以及改革之後對地方利益的保護都令人擔憂。而隨著經濟增速放緩，中國財政收入也明顯減速，財政收支矛盾日漸突出。

同時，值得關注的是，國企仍在加杠桿。全部國企的資産負債率已經從2007年的58.3%上升至66.4%，中央國企的資産負債率上升更多，從2007年的56%上升至67.7%，地方國企加杠桿是從2008年開始，當前已經由2008年的63.5%上升至64.8%，中央加杠桿力度強于地方國企。國企加杠桿很可能繼續擴大無效投資，也可能帶來不良資産的擴大，會在某種程度上遲滯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

由此可見，推進結構性改革任重道遠。用專家的話説，目前，中國有兩件事情必須加快解決：將資源要素從産能過剩的、增長空間有限的産業中釋放出來；為提供中高端消費服務的“朝陽産業”輸送更多的勞動力、資金、金融和技術。

真正有效的供給側政策，必然應該包括這樣的內容：一是推動中國國有企業的適當收縮，這些國企的效益太糟糕，阻礙了市場創新；二是適當減少穩增長政策，如果把握不好，穩增長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會妨礙和推遲結構轉型；三是不應過度依賴寬鬆的財政或者貨幣政策，這些宏觀調控政策並不能改變資源配置效率；四是強化知識産權保護。如果不包含這些要素，那麼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政策很可能就有名無實，落入過去的政策怪圈。

總之，只有進行結構性改革、提升企業獲利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才能為中國經濟創造更多活力。如果説過去的中國經濟是用投資來拉動消費，那麼今後中國經濟將會用消費來拉動投資。實際上，我們所説的中國經濟轉型，就是這種意義上的轉型，如果不如此，就不能將中國拖離“中等收入陷阱”，就不能建立和提升中國的社會公共福利水平。（周子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