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知識産權須優化公共政策

加強知識産權保護，一是可提供低成本的知識産權保護體系，降低維權者的邊際成本。二是建立高額的懲罰性賠償機制，提高維權者的邊際凈收益以鼓勵維權積極性

4月26日是第16個世界知識産權日。最高人民法院日前發佈的白皮書顯示，2015年全國法院積極履行知識産權司法審判職責，全年共審結各類知識産權案件超過14萬件，比上年增加一成多。

現代發展經濟學在對窮國與富國進行大數據的對比研究後發現，貧富的差距不在於資源稟賦的差距，而在於産權制度的保護。對我國而言，高度資源和投資驅動的經濟發展模式已難以為繼，保護知識産權才是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基礎保障。我國一直高度重視知識産權保護，近年來通過司法保護等手段取得了顯著成效。

但應該清醒地看到，我國知識産權保護效果與社會期待還存在不小的差距，現有的法律體系還不能滿足知識産權保護的現實需要，例如知識産權維權難，週期長、成本高、賠償低。筆者認為，構建知識産權司法保護制度，需要優化維權與侵權兩者之間的博弈關係，設計出一套有利於維護權利人合法權利、打擊侵權人不法行為的公共政策。

利用法律制度的強制力來界定和保護産權是一項“社會發明”，能夠充分提升經濟效益和社會總福利。而對産權的保護，主要是指對産權的“排他性”進行有效保護。可以説，如果不建立對産權利用的排他性權力體系，就很難有合理的經濟秩序。不過，“理性經濟人”總是基於“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來做出決策行動：當控制和保護産權的“邊際成本”高於其帶來的“邊際收益”時，産權將被放棄，市場也不會有效地配置這樣的資源。具體到知識産權司法保護上來，維權者因為打官司週期長、成本高、獲得賠償低，往往“贏了官司輸了錢”。久而久之，不少維權者即使被侵權也不選擇訴諸法律，而侵權者因為損失小、獲利多，侵權行為變得有恃無恐。

毫無疑問，知識産權中的保護與侵權存在此消彼長的博弈關係。博弈論告訴我們，在“承諾博弈”中的“承諾”（法律的懲罰），需具有可觀察性和可執行、可被“信任”，才能達到“威脅”的目的，否則所謂的“威脅”只不過是句唬人之語。換句話來説，只有“可執行的威脅”，才是有效的“承諾”。比如：公共場所吸煙問題，罰款是“可執行”的，而“判刑”是不可執行的。“有法可依”必須加上“有法必依”，才能贏得法律應有的尊嚴。

當然，知識産權保護中“可執行的威脅”遠比公共場所吸煙罰款複雜，涉及取證難等特殊性。但從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博弈關係等出發，並充分考慮實際落實情況，可以設計出一套良好的知識産權保護的公共政策。一是可提供低成本的知識産權保護體系，降低維權者的邊際成本。例如降低維權者初期訴訟收費的門檻；優化法律程序，縮短判決週期；簡化法律程序、縮短司法時間，提高對判決結果的執行力等。二是建立高額的懲罰性賠償機制，提高維權者的邊際凈收益以鼓勵維權積極性。例如：提高法律賠償額度，建立類似消費者權益保護的“以一罰十”的懲罰性賠償制度。而且，對於侵犯知識産權的一方，要設計一套懲罰制度，令其非法攫取知識産權的“邊際成本”要遠遠大於其“邊際收益”，從源頭上消除攫取行為的獲利動機。（盤和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