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重大決策部署之一的新型城鎮化政策，在各地落實得怎麼樣？如今，16個被督查省份的落實情況已被披露，那麼其餘省份呢？記者通過採訪發現，這些省份在推進新型城鎮化過程中，積極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讓農村轉移人口享受“市民待遇”;注重“産城融合”,防止“攤大餅”式發展；創新機制，努力破解資金難題。

--公共服務均等化共享“市民待遇”

安徽蚌埠人潘少飛前年來到杭州店口鎮，租了兩間樓房，雇了兩個人經營汽車配件加工生意，他的孩子和妻子也跟他一起到了店口。孩子目前正在鎮裏的公辦小學上學。

問起搬來“新家”的感受，潘少飛説：“感覺沒啥不一樣，本地人享受的政策和服務我們也都享受了，挺好的。”

根據新型城鎮化要求，推進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很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讓1億進城農民工能夠在城市紮根。據了解，各地紛紛出臺了涉及農民工就業培訓、住房保障、隨遷子女教育等政策措施。

山東今年出臺《山東省農民工職業技能提升3年行動計劃》、《山東省農民工權益保障3年行動計劃》和《山東省農民工公共服務3年行動計劃》，規劃2015年至2017年，力爭每年對180.7萬農民工開展各類培訓。

重慶啟動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以來，對進城務工時間較長、工作較為穩定並適應城市生活的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鼓勵本人及其家屬轉戶進城，享受城市居民在就業、社保、住房、教育、醫療等方面相同待遇，並允許繼續保留在農村的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以及按市場化方式處置後獲得收益的權利。截至今年11月20日，重慶市共轉戶406萬人。

“城鎮化不是逼民上樓，要追求以人為本的高品質城鎮化，而不是簡單的GDP增長。”在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院長徐勇説。

--創新機制破解資金難題

加快推進城鎮化需要鉅額資金。如果僅靠財政資金來支撐城鎮化進程，不僅不可持續，還蘊含巨大風險。記者在各地採訪時發現，不少省份選擇通過創新投融資機制來破解資金難題。

浙江是民營經濟大省，民資相對豐厚，社會資本參與城鎮建設積極性高。浙江小城市培育試點專項資金評估報告顯示，27個小城市組建股份制投資建設公司，推進基礎設施建設和教育、醫療等社會事業，整合資源設立政府融資平臺，吸引社會資本950億元，社會資本佔小城市投資比重高達77.4%.

重慶在推進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中，探索建立多主體、長週期合理分擔改革成本的機制。經測算，改革成本大體由政府、用工企業、社會三方面各承擔三分之一，並且大部分改革成本並不需要一次性即期支付，是一個10年至15年時間長週期平衡過程，最終可實現成本可控、資金來源有保證。

陜西積極探索吸納社會資本參與移民搬遷安置。如安康市寧陜縣皇冠鎮就利用企業和社會資金實施全鎮的移民搬遷，把搬出後的山溝建成了旅遊景點，現在投資已增加到20多億元，農民不花錢就住上了寬敞的大房子。

--“産城融合”防止“攤大餅”發展

新型城鎮化，並不是要大拆大建、盲目設立新城城區。記者在採訪時發現，部分省份積極培育小城市，發揮其對區域的集聚和輻射功能。

在杭州市余杭區塘棲鎮，京杭大運河穿鎮而過，修建於1498年的廣濟七孔橋橫貫其中，運河兩邊是古色古香的白墻黑瓦水鄉建築，沿著拱橋兩岸延伸，則是禦碑文化主題公園、漕運倉儲博物館等建築。

這是浙江培育小城市試點的一個縮影。自2010年起，至今浙江已經有43個小城市正在發展中。

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區域發展處處長胡金生表示，43個小城市著力於讓農民享受城市公共服務，促進外來人口融入當地社會，注重文化共同體的建設。

與此同時，近年來一些地方出現的空城現象，讓人們認識到，城鎮化不是簡單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積擴張，而是産業支撐、人居環境、社會保障、生活方式等由“鄉”到“城”的轉變。

記者在採訪中發現，各地在推進新型城鎮化過程中，更加注重“産城融合”.

在瀋陽和本溪中間，坐落著被稱為“藥都”的沈本新城。從2008年“藥都”啟動建設以來，本溪市生物醫藥産業迅速集聚，累計引入包括華潤集團、四環藥業等多家國內醫藥百強企業和上市公司在內的生物醫藥産業項目96家，完成註冊劃轉和投産的醫藥品種371個。今年藥業及相關配套産業銷售收入預計突破300億元。

産業集聚帶來人口集聚，沈本新城如今已有10萬人口。如今，漫步在20平方公里的沈本新城建成區裏，完善的交通路網、規劃整齊的住宅小區、現代化的藥企廠區交相輝映，供暖供水基礎設施完備，一座新城已然成型。

“沒有産業的城就是空城，早晚得變成‘鬼’城。”遼寧省瀋陽經濟區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始傑説。

隨著我國新型城鎮化的不斷推進、質量不斷提高，人們有理由期待，城鎮將真正成為人們的安居之處、樂業之地。（參與采寫：商意盈、陳夢陽、皮曙初、袁軍寶、陶冶、王軍、陳剛、陳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