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文津圓桌研討會—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金融支持與收益保障

時間：2015年2月6日（下午）

地點：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第二會議室

盧邁：

非常感謝大家在百忙之中抽時間來參加文津圓桌研討會。

文津圓桌研討會是由國務院辦公廳政府信息公開辦,即中國政府網提議成立的，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很榮幸作為合作單位之一。今天是基金會和國信辦第一次組織這次會議，主題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金融支持與收益保障”。在座都是這個領域關鍵崗位的負責同志，或者是很有造詣的學者，非常感謝大家來參會。

首先讓楊主任給我們解釋一下今天會議的主題，講一講文津圓桌會的宗旨。

楊欽鋒：

尊敬的盧秘書長，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大家下午好！現在我們單位的名字叫國務院辦公廳政府信息與政務公開辦公室。原定今天這個會是我們辦另外一位負責人來參加，他下午有會議不能來，臨時安排我來參加。我在這裡首先代表國辦政府信息辦公室向參與承辦這次文津圓桌會的單位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向參會的各位領導和嘉賓表示熱烈歡迎和衷心感謝。

文津圓桌會是國辦主管的中國政府網聯手國內的知名研究機構和智庫共同打造的交流平臺，也是為政府部門、企業、學術界和媒體搭建的交流互動平臺。從去年年底10月份以來，已經聯合中國人民大學、新華社等單位舉辦了六次這種研討會。研討會主要是圍繞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問題、重大政策進行深入研討，更好地把握相關政策的研究方向，大家一起分析問題、研究對策、提出建議。嘉賓們的精彩發言會在重要媒體上公開發表。新華社、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也會參與報道。大家的發言和相關政策還將在中央政府門戶網站進行專題展示。

今天會議的主題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金融支持與收益保障”。這個題目也是中國政府網和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經過精心策劃、週密設計的。

黨中央、國務院對我國的企業“走出去”非常重視，習近平總書記也提出“一帶一路”戰略構想，充分體現了“走出去”在整個國家戰略中的重要地位。新一屆中央政府和李克強總理也非常重視企業“走出去”。我記得從去年年底到目前不到2個月的時間，總理曾先後兩次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這方面工作。一次是去年12月24號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專題研究部署加大金融支持企業“走出去”工作。當時會上提出了簡化審批手續、拓寬融資渠道、健全政策機制。第二次會議是今年的1月28日，研究部署加快鐵路、核電、建材生産線等重大設備“走出去”，提出了六大支持措施。

去年以來，總理到多個國家訪問，都在全力推銷中國的高鐵、核電等重大裝備製造業。我國的鐵路、核電等重大裝備在非洲、美洲、東歐等國的市場潛力非常大，影響力也非常大。我們把這些比較優勢，通過相互合作貿易的方式“走出去”，不僅能夠促進産業結構，化解富餘産能，帶動國內裝備製造發展，也能減輕國內經濟下行的壓力，有利於對外樹立中國的形象，特別是改變國外對我國製造業的印象。

在國務院有關部門和金融機構的大力支持下，我國企業在“走出去”和國際化方面確實邁出很大步伐，取得積極的成效。但是，我們也看到企業“走出去”還面臨不少的問題和困難，一直都面臨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對國外的政治因素、社會條件、經濟社會、法律環境了解不深，在本土化方面遇到困難，一些海外項目的論證不夠充分，有的出現虧損，難以保證企業收益。

基於這種情況，我們一起探討總結和分享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經驗教訓，客觀分析和評估海外項目投資對企業自身和國家發展的影響，探索更為有效的投融資方式和收益保障措施，更好地支持企業“走出去”，這顯得非常有意義。

今天這個會議還特別邀請了商務部、工信部等主管部門的領導，進出口銀行、開發銀行等金融機構的領導以及有關企業的負責同志，還有有關方面的專家學者，一起進行深入探討，希望參會的各位領導嘉賓能夠暢所欲言，發表真知灼見。今天的研討會是半開放的，我們邀請到會的幾家媒體都是合作媒體，是信得過的。大家的發言經過本人審閱後進行公開報道。對於不宜公開報道的，也可以事先聲明，或者在審閱時進行修改。大家提出的有價值的觀點和對國家層面的建議，我們將認真整理後報送國務院領導參閱，或者送有關部門參考。

最後預祝本次圓桌會圓滿成功。謝謝大家！

盧邁：

謝謝楊主任。楊主任把文津圓桌會的來龍去脈、目的、本次研討會的主題、規則都介紹得非常清楚。下面就準備開始討論。兩個大問題，“走出去”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其中很重要的是金融服務的配合。投資講求回報，大的工程項目能不能取得合理回報，理論上有很多説法，老百姓也比較關心的。今天正好有這樣一次機會。研討會的成果一是對上通過國辦的渠道向領導彙報。二是通過媒體向社會公佈，也能夠起到解惑的作用。請商務部的同志先給我們講講政策。

周振成：

我介紹一下“走出去”的情況，就高鐵和核電介紹一下相關情況。

對外投資發展比較迅猛，按照商務部統計，2002年-2014年，我們對外直接投資的流量從27億美元增長到1160億美元，13年間增長了近43倍。對外投資的世界排名從第26位上升到第3位。截止到2014年底，對外直接投資累計達到7760億美元，境外中資企業和機構超過3萬家，境外形成的資産規模達到3萬億美元。去年全口徑的投資達到了1160億美元，去年吸引外資的總體水平是1195.6億美元，對外投資規模和吸引外資的差異只有35.6億美元。對外投資和吸引外資基本持平，從目前的勢頭可以預測，今年或者未來很短一段時間對外投資會超過吸引外資的水平。

“走出去”的另外一種模式對外承包工程也發展較快。2014年，對外工程承包新簽合同額1917.6億美元，完成營業額1424美元。截止到2014年底，國外累計簽訂合同額1.4萬億美元，完成營業額9351.6億美元。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規模不斷擴大，自身競爭能力不斷增強，在全球工程承包企業ENR的排名中，內地有55家上榜，佔全球總數的22%，完成的營業額佔總營業額的13.2%。另外“對外勞務合作去年派出各類勞務人員50多萬人次，年末在境外的總人數超過100萬人。

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不但帶動大量的國內設備材料出口，也促進國內的技術和標準走向世界，並增強了企業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的能力和水平。與此同時，也幫助所在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提升工業生産能力、增加稅收、擴大就業等方面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在鞏固雙邊經貿關係和政治關係方面發揮很大作用。

今天的會議主題涉及到高鐵和核電“走出去”，我領導人比較重視，網絡上甚至戲稱總理是“超級推銷員”。我們部裏這兩天也在正在落實國務院常務會的精神。我簡單介紹一下情況，目前真正意義上的高鐵“走出去”項目，是在土耳其已經完工的安卡拉-伊斯坦布爾的安伊高鐵項目二期，核電走出動項目是在巴基斯坦實施的恰希瑪核電站項目。我個人認為，無論是高鐵、還是核電項目，投資規模大，建設週期長，沒有融資支持是很難推進的。推進當中存在模式問題，是採取工程承包加融資的模式，還是採取特許融資的模式，這取決於所在國的態度和實施企業的綜合考慮，當然這兩種模式都存在融資風險的問題。

發達國家整體法律環境比較健全，履約情況較好，各方面比較有保障。在與發展中國家合作過程中，由於其國內政局發生變化，或者法律、經濟政策發生調整，一些大的項目推進可能受到影響，如墨西哥和緬甸的個別項目停滯情況。

從運營的角度來講，如果我們通過承包工程的方式實施，而所在國沒有足夠的運營維護能力，對我們的融資回收也會帶來很大影響，這也是風險點所在。

另外一些國家財政收入來源單一，一旦國際市場價格條件發生變化，像現在國際油價下跌，單純以石油收入為主要來源的國家的還款就可能存在風險。此外，如不注意環保，對當地環境造成嚴重污染和破壞，在建項目也有可能被叫停。

從保障企業利益和規避風險的角度，有兩個層面的工作可以做。一個是從企業層面，無論是以EPC承包的方式承建，還是採取特許經營方式，企業是主體，要自主決策、自擔風險、依法維權。無論是在發展中國家，還是在發達國家投資、承建，都要對所在國的政治、經濟、安全環境、法律等各方面進行全面深入系統的評估，在此基礎上進行審慎決策。在政府層面，雖然目前我們“走出去”的規模很大，但“走出去”的時間還比較短，企業的跨國經營經驗有限，政府有必須進行指導和提示。商務部一直定期發佈《對外投資的國別指南》《國別風險分析報告》、《國別投資經營障礙報告》，讓企業事先知道投資目標國存在的困難和問題。出現問題以後，政府層面應對外進行交涉，保障企業的合法權益。政府層面還會與有關國家商簽一些投資保護協議，為中國企業營造透明穩定的環境。

劉開新：

提幾點“走出去”的政策建議。一是降低融資成本。目前在項目的貸款利率方面，國內的商業銀行能夠為大型項目提供的美元長期貸款，包括中長期的出口買方信貸，最優惠利率的綜合成本在固定利率的7%以上，而OECD成員國的長期出口信貸利率，日元是1.99%，韓元為5.44%，美元為3.31%。建議支持核電出口項目信貸額度比例突破85%的限制，全額使用，利率接近或低於2%。建議使用國家優惠貸款專項，商業貸款利率不超過4%。建議使用國家外匯儲備的微貸。

二是推動中信保承保政策突破。在投資加工程總承包模式下，出口商或進口商同為中方同一集團的旗下公司時，違背了中信保關於進口商和出口商不得存在關聯關係的要求。此外希望無主權的擔保條件下出口信貸險的商業險部分的賠付比例提高，中長期出口買方信貸險的承保期限延長。建議降低保費，為企業輕裝上陣，走向神秘莫測的國際市場提供紮實保護。

三是建議提供資本金的投資支持。目前國際核電競爭由以前的技術設備提供轉入投資為紐帶，帶動技術和設備出口的合作模式。境外的核電開發長週期性和巨大的資本金需求加大了企業的資金和考核壓力，為提升中國企業在國際核電市場的競爭力，建議國資委統籌考慮中國企業投資境外核電的一攬子的政策支持措施，如給予考核豁免，推動國新、中投等資本投資公司與中廣核牽頭國際核電市場開發的企業組成“走出去”的核電投資聯合體。

四是建議給予項目稅收優惠政策。參照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境外投資基金管理辦法的規定，對項目給予資本金補貼支持。對中方公司分回到中國境內利潤免徵企業所得稅或給予稅收優惠。對於中國公司向境外核電項目的所有設備給予全額或7%的出口退稅，並對中國公司向境外項目收取的技術使用費、設計費或服務費免徵企業所得稅、營業稅或增值稅。對中國金融機構為境外核電項目提供融資貸款利息收入的各種中國稅收，包括所得稅、增值稅給予免稅。

五是完善中國核電技術的標準體系，提高中國核電的製造水平。中國核電的製造水平和技術標準目前還不被大多數國家所認可，我們在這方面跟老牌核電大國有相當差距。核電強國和新興國家往往以技術標準、製造質量、核安全等為藉口或手段提高準入門檻，製造壟斷和壁壘，中國核電“走出去”必須加快國際認證和接軌的步伐，希望國務院有關部門牽頭予以推動。

六是建議加大對華龍1號的支持力度。建議將華龍1號列入國家重大專項計劃，集中力量，抓緊時間，投入資源，抓好示範工程建設，樹立出口工程樣板，建立國際市場的信任和信心，真正實現從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的轉變。

七是建議加強對外宣傳和公關工作。核電合作必須高舉高打，政府搭臺，企業唱戲，必要時要聘請顧問公司。政府應發揮社會資源整合和動員方面的能力，企業則以市場的角度和方式進行國外政府、企業公關和民眾的宣傳工作。

以上建議不一定全面，也不一定合理，謹供參考。

趙令歡：

我所代表的聯想控股和弘毅投資，一個是做實業和産業投資的，一個是做金融投資的，從不同角度都已經有了一些“走出去”的體驗：聯想集團通過收購IBM的個人電腦業務，一躍從國內領先企業變成真正意義上的跨國公司，取得了個人電腦業務全球第一的市場地位，這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經典案例。弘毅投資從金融投資者的角度，也在協助中國企業通過收購變成跨國公司，如2008年攜手中聯重科收購意大利CIFA，不僅規模得以擴充，更重要的是通過收購在品牌、産品、利潤率方面得到提升，從而一躍成為國際領先企業。

除了幫助中國實體經濟企業走出去，我們也嘗試以金融投資者的身份、以並購投資的形式走出去。2014年，弘毅以近100億人民幣收購英國老牌餐飲企業PizzaExpress，就是這樣的例子。我們將很快協助這家英國公司展開佈局，更好地服務於中國市場。

從我們的實踐出發，結合“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主題談幾點感想：

中國企業“走出去”是一個重要的時代命題：中國企業經過三十年的發展，不論是財富、規模的積累，還是人才、創新的能力，都有了飛躍式的提升。前面所舉的例子，從聯想集團到中聯重科，都是市場化的主體——企業，由於自身發展的需求，自發地嘗試走出去的道路。而我們作為金融投資者最重要的心得是：要鼓勵市場化的主體，充分運用市場規則、結合金融創新，自由競爭、謀求發展。

好比説，弘毅投資到英國收購品牌餐飲企業，考量的基礎是，中國經過三十年的發展已經從“世界工廠”變成“世界市場”，吸引和考驗著國際企業重新考量如何服務於中國消費者。等著這些企業自發地進來、我們慢慢學習，這是一條路；主動去收購，讓中國的專業資本管理者變成企業的擁有者，幫助它們服務中國市場，效果是不一樣的——例如，董事會從在倫敦開變成在北京開，企業對中國社會、文化、市場的解讀、把握和遵從，是本土化的。這個轉化的時代已經到來，中國企業也已經積累了實踐經驗，值得梳理、深化和不斷應用。因此，從企業自身發展角度，“走出去”是一個很及時的命題。

從經濟轉型的需求來看，這也是一個重要命題。弘毅投資的業務模式主要是運用國際資本投資中國企業，到目前為止投資了70多家國內企業，多數是大企業，也包括很多國企。這些企業目前普遍面臨著走出去的需求，像我們投資的中國玻璃，主要原因是國內競爭激烈，需要輸出産能，而國家對産能轉移又有明確的政策支持，使企業能夠把富餘産能送到需要的地方。這是來自於經濟轉型的需求。

從國家戰略角度而言，打造中國的跨國企業是“一帶一路”戰略佈局的重要體現，而“走出去”正是打造中國的跨國公司的必由之路。聯想集團當年邁出的這一步被稱為“蛇吞象”，一家從來沒有進行過國際收購的中國企業要去購買PC的鼻祖IBM，風險很大，但我們還是成功了，聯想集團現在已經成為真正的跨國公司，在全球的重要市場都有本地化的運營，但同時誰都知道這是一家中國的企業。

我認為，系統性地打造中國的跨國企業，現在正是時機。第一、目前很多中國企業已經是世界500大，但還不是500強。中國企業的優勢是本土市場，這是一個好的根據地，可以把企業養得膘肥體壯，為走出去、試錯打下基礎。第二、中國已經由資本輸入國變成資本輸出國，我們掌握大量資金，但多數企業對國際規則的理解、高效使用資金的能力還沒有趕上。因此，在提倡實業企業“走出去”的同時，國家需要鼓勵金融企業率先“走出去”。

作為中國金融投資者的代表，我們對此感觸尤深。目前，中國企業走出去所使用的金融資源、金融機構大都是國際性的，國內機構雖然有資金，但使用、管理基金，以此為杠桿幫助實體企業走出去的能力還不夠，金融企業本身也要通過收購、兼併、整合，做成國際性的金融企業，更好服務於實業發展。

同時，中國企業“走出去”也要分類管理：第一類是有重大戰略意義的國家項目，國家是主導者，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法律、金融、市場化程度都不夠，政府支持是有效的方式。但在發達國家，主要是用市場化的方式競爭。第二類是為數眾多、需求很大的市場化企業，需要通過“走出去”變成跨國公司，這時我們期望政府作為政策的制定者、規則的維護者，做裁判員但不做運動員。

在“保障收益”方面，過去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教訓之一就是在“走出去”的過程中，不僅不賺錢還丟了名譽。風險是無處不在的，從系統設計角度，我們要相信市場的力量——讓市場化的主體，運用市場化的規則，在高度競爭的國際市場上自由搏擊，反而是極好的風險管理方式。以自身為例，我們在收購國際企業時是十分謹慎的，因為用的都是我們的資金，涉及的都是我們的品牌和聲譽。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會付學費，但這會讓我們自身的能力提升。

總結一下，國家政策引導之下充分的市場化運作，是風險管理和收益保障的最好做法，其中會有磨合、學習、糾錯的過程，但政府不需要過於擔心，要讓企業在充分競爭中優勝劣汰，提升整體競爭力。

陳國才：

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支柱和基礎，基礎設施建設已經受到各國的高度重視，中國企業走出去已經成為中國參與世界經濟的重要方式之一。由於過去單一的業主和政府融資模式，已經很難滿足國際基礎設施建設市場的需求，債務規模接近上限、政府融資受區域政策限制、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管理效率低下等諸多問題都給政府融資為主的模式帶來了挑戰，從而限制了很多國家和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發展，也不利於充分發揮企業的能動性。因此，PPP、特許經營等項目融資模式的發展，融投資主體的多元化，可以説是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勢，而順應市場變化、創新融資模式也成為包括中建在內的中國工程承包商增強國際競爭力的必然選擇。

中建正式組建於1982年，並於2009年整體上市，目前已經發展成為全球最大的建築地産綜合企業集團，2013年中國建築在《財富》世界500強中排名第80位。作為中國開展對外工程承包業務的先行者，中建是最早具有對外經營資質的4家公司之一，至今已經在海外承接了大量關係當地國計民生、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基礎設施工程。

在大力發展傳統的施工總承包、EPC總承包、FEPC項目的基礎上，中建也積極創新發展模式，積極探索海外投資，涉及的投資領域包括投融資帶動總承包、房地産投資、海外並購和PPP等業務。

（1）投融資帶動總承包是指以少量的投資來帶動總承包主業的發展。2008以來，中建按此模式成功實施了巴哈馬大型海島度假村、迪拜棕櫚島總督酒店等項目，帶動合同額達20多億美元；

（2）在地産投資領域，中建主要集中開拓歐美、新加坡等法律法規比較完善、市場比較成熟的國家。已先後在英國倫敦、美國紐約收購了三個寫字樓項目；在新加坡與知名地産機構組成聯營體成功運作了蔡厝港路／鳳凰路地塊開發項目；在美國新澤西州成功開發哈德遜街99號地産項目；在巴哈馬希爾頓酒店地産開發項目也已簽訂收購協議；

（3）海外並購是中建近年來實現海外跨越式發展的重要戰略之一，2013年中建在美國成功收購了當地老牌建築公司PlazaConstruction，擴大了公司在發達國家的市場份額；

（4）在PPP等特許經營領域，中建也一直在積極探索，涉及業務區域遍及美國、東南亞、拉丁美洲、中東歐以及非洲等國家，涉及的業務領域包括機場、道路、電廠、煉油廠等各個行業。

在國際上，經過幾十年的發展，PPP模式已經成為國際承包市場上取得項目，特別是大型項目的重要模式，因而PPP模式也逐漸得到了各國政府的認可與支持，成為海外項目發展的趨勢。

廣義的PPP項目包括傳統承包、設計建造、服務外包、私人參與融資和運營的所有項目；中義的PPP項目包括了各種私人參與融資和運營的類型，即包括PFI/BOT/BOO等模式在內，這種中義的概念為各國PPP法律所普遍採用；狹義的PPP項目只包括政府與私人部門組成SPV公司，共同投資和經營，目前這種狹義的模式採用逐漸減少。

對於PPP、特許經營等項目融資模式，中建早在2012年就開始積極探索，目前中建跟蹤的相對比較成熟的PPP項目包括：

1.阿爾巴尼亞的ARBRI道路項目，項目總投資額約2億歐元。該項目準備採取政府支付固定年金方式，由阿爾巴尼亞政府財政部提供付款擔保。目前中建已經向阿政府正式提交三版項目可研方案，並已經完成幾輪澄清；

2.烏干達煉油廠項目，項目總投資額約36億美元。中建與韓國SK等公司形成投標聯合體佔股60%，烏干達政府佔股40%。該項目已經于2015年1月中旬完成投標，目前正在與烏干達政府議標中，預計于2月上旬即可明確中標單位；

3.希臘克裏特島機場項目，項目總投資約15億歐元。希臘政府出資不超過3.7億歐元，擬佔股在40-55%之間，具體佔股比例將由投標人建議。歐洲各知名特許經營的承包商都參與本項目的投標，中建與其他兩家公司的聯合體也正在積極組織投標中，預計投標截止日期為2015年4月；

4.意大利拉古薩那公路項目，項目約69公里，總投資7.8億歐元。該項目意大利政府將提供3.67歐元的財政補助。中建的合作夥伴已經中標並已簽署特許經營協議，目前中建正在進行盡職調查，並就股權轉讓細節進行談判；

5.意大利羅馬到威尼斯高速公路項目，公路約400公里，項目總投資約98億歐元。由於該項目涉及投資額較大，中建正在與意當地的合作夥伴積極洽談中。

雖然PPP項目具有普通承包項目不具有的各種優勢，但是形勢也並不是完全樂觀，這些新型的融資模式依然面臨著很多挑戰。在跟蹤各類項目的過程中，我們發現，雖然全球基礎設施建設的需求十分強勁，國際市場上的各種融投資項目機會也非常多，可是這些項目最終落實往往都非常難，很多項目持續探討了很多年，最終還是不能落實。因此，實現國際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融資模式的創新的道路還任重而道遠，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才能推動。

目前我們在推進海外PPP項目時沒有什麼成熟的經驗，在推進過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難和障礙。以下是一些常見的困難和障礙，以及相關的建議：

1.融資成本較高。近年來，中國資金已經成為支持中資企業進行海外承包和投資的一個重要因素。但由於中國金融機構的融資成本較高，因而造成貸款利率居高不下，這樣的高利率在一些欠發達和高風險國家有一定的競爭力，但在金融市場比較發達的國家，利率通常高於當地市場的正常水平，從而造成很多項目由於利率過高而不能落實。

因此建議能夠從政策上支持中資企業“走出去”實施PPP項目，對於海外PPP項目在利率上給予適度優惠。

2.金融、保險機構審批時間長。國內金融和保險機構的支持，是對外投資項目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但金融、保險機構的審批程序普遍較長，這也造成很多項目落實時間過長，甚至由於審批時間的原因導致很多項目最終被迫流産。

因此建議政策上對於海外PPP項目，對金融和保險機構能有一定的政策支持和考核要求，能夠使他們積極配合企業的PPP項目開拓，大力縮短評審和審批時間。

3.目前隨著人民幣不斷升值以及國內物價的不斷上升，造成中資企業對海外進行投資的優勢逐漸喪失。

因此建議政策上能夠給予海外PPP投資項目一定的稅收優惠，通過稅收優惠支持本國企業在海外重要領域進行PPP投資。

4.金融機構對於PPP項目擔保的要求過高。國際上通行的項目融資是通過項目本身資産和收益的抵押進行融資，但目前國內的金融機構普遍還不能接受這種形式。對於投資項目，除了項目資産抵押以外，往往還要求政府財政擔保、信用保險、母公司擔保等各類附加的擔保，造成投資方接受難度大，投資成本增加，從而使很多收益前景較好的項目，特別是商業投資項目最終無法落實。

因此建議政策上對PPP項目給予金融機構一定的支持和考核要求，協助金融機構接受PPP項目融資的模式，降低對擔保的要求。

5.推動人民幣的海外投資。匯率風險是海外投資的重大風險之一，特別是對於一些小幣種國家，在國際市場上難以尋求合適的金融産品來對衝風險，從而造成一些收益前景良好的項目由於匯率風險的原因而無法落實。目前中國已經與很多國家簽訂了人民幣互換協議，但在實際投資項目操作的過程中發現，在大多數國家實際推動和操作的案例很少，而且通常互換協議的期限都比較短，互換額度很低，操作複雜。

因此建議如果能夠有效的推動人民幣互換協議的實施，對於中資企業海外投資，規避匯率風險也會帶來很大好處。

6.國家主權基金、政策性基金對於引導和支持中資企業的海外投資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時其專業的資本運作能力也可以減少中資企業的海外投資風險。但目前這些基金更多的是關注金融證券，資産並購等方面的投資，而且收益回報要求過高，實現收益期限要求過短，不適用於基礎設施行業等這一類綠地投資項目。

因此建議能夠從國家層面增加中投等主權基金和國新等政策性基金等的額度，投資領域上關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投資，並適當放寬投資收益預期，扶持中國企業走出去實施海外PPP項目。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挂雲帆濟滄海。雖然國際工程承包領域中的融資模式創新任重而道遠，但我們相信，在政府、企業、金融機構和專業諮詢機構的共同努力下，未來國際基礎設施建設一定會取得更加深遠的發展。

宋磊：

我們在2003年向國家有關部委彙報工作時首次提出支持“走出去”戰略的初步構想，之後發展很快，截止到去年年底，總資産已超過1.6萬億美元，超過世行、亞行等國際著名開發機構的總和。其中國際業務的規模是3196億美元，在國內同業市場份額中佔29%，是最大的對外投融資銀行，業務覆蓋114個國家和地區。

存在的問題有三點。一是海外投資環境複雜多變，政治、經濟風險日益突出。中資企業“走出去”主要涉及亞非拉等經濟不發達地區，往往存在投資環境不熟悉、法律體系不完整的問題，東道國的政府部門還存在腐敗現象。加之我國企業尚未建立對海外市場的長期跟蹤機制，信息不對稱、缺乏整體把握，在紛繁複雜的環境中難以及時響應。

二是企業“走出去”缺乏科學指引，核心技術水平有待提升。一方面部分企業“走出去”的戰略目標不清晰，未能發揮主業和戰略優勢，戰略佈局不平衡，以低端市場為主，甚至為“走出去”而“走出去”，未能兼顧短期利益和長期願景。除了通信、風電、光伏和工程機械設備等少數産業已具備同步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外，大多數産業與國際先進水平還有很大差距，尤其是核心繫統和功能部件的差距更大，競爭力尚待提高。

三是金融先行薄弱，難以滿足企業“走出去”需要。企業“走出去”的大量項目集中在能源、資源、基礎設施、裝備製造及大型工程承包領域，與消費型製造出口相比具有融資額度大、期限長的特點，國內商業銀行在消費型産品、短期出口信貸産品方面有豐富經驗，但在“走出去”的大額中長期融資需求滿足方面有所欠缺，産品的服務手段單一，難以滿足“走出去”的融資需求。此外，出口信用保險承保的費用成本較高，承保面較窄。

提三點建議。一是政府層面制定對外投資戰略，創造良好的對外投資環境。在更加市場化、更加開放的投資背景下，加強與有關國家的投資合作對話機制，建立多邊投資保障機制，儘快制定國家整體對外投資戰略，出臺相關配套法律，加強企業境外投資的稅收管理服務，為企業“走出去”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二是聯合各方，破解瓶頸制約，構建“走出去”組織構架。政府部門可在宏觀層面加強指導，進一步加強境外投資的産業引導、國別引導和風險預警發佈，為企業投資決策提供科學機制的依據。二是發揮金融機構在海外網點及工作組就近服務的優勢，通過金融服務提升企業“走出去”的資金實力和市場競爭力。三是企業自身要加強內部治理結構建設、風險管理和人才儲備，制定科學合理可持續發展的海外發展戰略。四是切實發揮投行、法律、財務評估等各類機構對企業境外投資的專業化諮詢和服務作用。

三是建議擴大政策支持，鼓勵金融機構發揮融資融質作用。鼓勵金融機構加強改進金融服務，配合多種融資模式，對符合條件的企業境外融資項目積極提供必要的融資支持，並加強對境外投資國別風險的防範，鼓勵金融機構針對企業境外投資的特點和需求，積極鼓勵金融産品創新，強化政策性保險的功能，適當拓寬承保地域範圍、提高額度、降低保費，切實為企業“走出去”保駕護航。

陳曉星：

我來自中國鐵建，在國外工作多年，提幾點感想和建議。重點介紹一下鐵路“走出去”。國家提出了“一帶一路”協同發展倡議，我們中國鐵建的本行就是鐵路建設。中國鐵建原來是鐵道兵，84年兵改工，成為了企業，開始做市場。這幾年的發展很快，主要得益於高鐵的發展。我們“走出去”的時間也比較早，早在七十年代承擔了坦讚鐵路的建設。在海外的鐵路項目由中國企業承建的，大多數都集中在非洲、中東和亞洲等經濟相對落後的國家。為了高鐵“走出去”，我們做了很大的努力，下了很大的功夫，在主要發達國家和次發達國家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土耳其高鐵。最近炒得很熱的墨西哥的高鐵，也是花了很大精力，做了很多工作。在“走出去”的歷程當中，我們有經驗，有教訓，有高興的時候，也有流眼淚的時候，體會很多，酸甜苦辣都有。

總的來説，我們深深體會到作為一個企業，儘管像中國鐵建以鐵路建設為主業的單位，“走出去”是必然的。鐵路整體的施工能力已經遠遠超出了國內市場所需。國內的工程施工單位很多，競爭很激烈，大的單位也很多，企業“走出去”是我們必然的選擇。

“一帶一路”，高鐵“走出去”，對我們來説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一千年之後都不一定再有這樣的機會。這既是我國發起的合作倡議，符合周邊國家共同的利益需求，是我國企業的重大機遇。中鐵建也很重視，正在和有關鐵路系統的單位一起研究，由工程院牽頭，共同承擔中國鐵路“走出去”發展規劃的制定工作。

我們的海外市場做得還不錯，但總體份額還是很小。中國鐵建不應該是中國的鐵建，應該是全球的，應該是國際化的鐵建。我們要成為國際化的企業，任重道遠。我們單位剛剛召開了年度工作會，提出借助“一帶一路”發展機遇，儘快把鐵建變成真正國際化的企業。

在“走出去”過程中，還面臨很多困難和障礙。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是政治風險，比如最近墨西哥的高鐵。當然，冠冕堂皇來説是由於石油價格降低，當地收入減少。但裏面也有很多的政治原因，包括反對黨的干擾，等等。推進高鐵“走出去”，在其他國家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比如政局的變化，一般來説，重大的鐵路項目投資大，往往會成為國家一號項目，所以另一個政府上來以後，就要對項目進行審查，往往需要我們再做工作，再啟動，付出的人力物力就無法預計，付出的時間代價使經濟效益就差多了。所以推動中國鐵路“走出去”，要充分考慮到政治因素。

我建議首先把“一帶一路”發展倡議變成沿線各國的共同意願，變成其本身的經濟社會發展需求。要做這樣的事情，只有國家層面才能做，企業可以幫助推動。我們的意願和他們的意願，我們的需求和他們的需求對接起來變成共同的利益，這樣推動起來就會順利。

第二個問題跟今天的主題有關，這麼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入怎麼進行金融支持。很多沿線國家，仍然比較貧困，就是比較發達的國家，也不一定能拿出這麼多錢來修鐵路、修通道。對於一些國家的鐵路項目，我們都會提供優惠貸款，土耳其高鐵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中方提供了高比例的優惠貸款，沒有貸款支持是不可能把此項目授給我們實施的。貸款怎麼貸？一方面從國家整體對外方針考慮，對方國家提供主權擔保，從金融機構來説，主權擔保有多大的用處？這個國家就沒錢，像非洲的一些國家，一年的GDP只有幾十億美元，他們是還不了錢的，那也就是個心理安慰。主權擔保需要，但更重要的是財政擔保，財政擔保他們也拿不出來，很多國家往往不願意提供財政擔保。

前幾年執行的安哥拉模式，用石油換項目，很成功，做得不錯，大量的基礎設施項目都授予了中國公司，對方拿石油跟我們的石油公司合作，加上銀行融資，這個模式也很好。後來又擴大到其他模式，比如礦産資源擔保。但是現在又面臨問題了，石油價格大跌、礦産資源價格也大跌，擔保不了，這個國家的收入降低，擔保給你，你也不一定敢要。融資問題怎麼解決？一定是要有回報的，一定是要有擔保的。

我覺得應該放開思路，企業面臨著必須要“走出去”的歷史機遇。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各方面的水平都有很大提高，大部分産能都是過剩。我們在尼日利亞搞了個萊基自貿區，在這個過程中充分體會到國內企業的苦衷。現在整個國家都面臨著“走出去”，要進一步擴大在全球的影響力，也是中國要在全球做出更大貢獻的時候。

怎麼做出貢獻？特別是對第三世界國家，不光是給他們提供資金支持、技術轉讓和幫助他們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很重要的是幫助他們建設本國的産業，建設他們本國的工業化、城市化。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經驗應該輸出去，園區的模式也是很成功的因素。在境外搞園區是很好的百年大計，是中國企業集群式在境外投資的平臺。有了好的平臺，吸引大量的中國企業進去投資、建設，可以集中降低企業風險，中國企業可以抱團投資、抱團經營，降低産業鏈的投資風險，也可以幫助當地建設工業化，解決就業問題。

我的建議是鐵路通道、“一帶一路”整體規劃要和沿線各國的港口、園區以及幫助這個國家的工業化、城市化結合起來。鐵路本身是很難賺錢的，投資成本回收很慢，回報期很長。很多國家在這個方面的認識不足。在中國經濟發展這麼好的情況下，我們的鐵路投資回報期仍然還是很長。如果把鐵路建設和通道建設、資源開發、港口發展、園區建設結合起來，使這些方面産生的經濟效益，尤其是城市化建設的效益會好得多。再加上利用當地資源加工中國需要的産品，特別是農副産品。非洲有大量的土地，有很好的太陽和水利資源，可以生産很多中國需要的衛生的食品。

我們可以加大對非洲的農業開發投資，輸出一些技術和資金，拿回我們需要的産品，解決中國的糧食問題。這可能就是另外一種商業模式。在這種商業模式上的金融支持和收益保障，需要統盤考慮，不是一個企業本身可以做到的。我們搞鐵路的，搞不了農業。搞農業的，搞不了港口。我認為可能需要政府搭臺，企業共同參與，搞一個企業聯盟，或者是大型的投資控股集團，共同開發某一個地區、某一個項目。

通過通道建設，把礦産資源開發和鐵路建設、鐵路沿線的資源開發結合起來，比如港口周邊的工業園區、物流園區的開發、城市的開發，都能夠結合起來，效益的綜合性才能體現出來。

回到“一帶一路”，建議把政府、金融機構、企業的資源整合在一起。首先，“一帶一路”要把沿線各國的利益需求整合在一起，還要把國際上其他國家的資源優勢整合在一起，尤其是金融資本，以更加開放的心態接受全世界的資源，共同建設“一帶一路”。“一帶一路”需要的錢太多了，可能我們的外匯儲備都投進去還不夠。要把西方的反對聲音和勢力變成我們的合作夥伴。“一帶一路”的鐵路“走出去”，我們也有很多競爭對手。高鐵“走出去”，原來在中國是我們的技術合作者，現在我們“走出去”了，他們就成為了我們的競爭對手。我們希望所有的事情不一定都要競爭，合作也是可行的。

回過頭來再講墨西哥的鐵路，經過我公司多方運作，業主在招標中要求只要投標方的技術標準不低於歐洲技術標準既可，通過變通，我方在投標過程中實現了中國高鐵技術標準的“走出去”。建議在鐵路“走出去”的過程中，不要刻意強調標準的問題。我國高鐵經過多年的快速發展，在諸多領域取得了領先地位。在鐵路“走出去”過程中，完全可以通過收購兼併國際諮詢機構，讓他們把中國的鐵路技術標準和歐洲的標準融合起來，放到一起，實現中國標準和歐洲標準的統一。標準問題解決了，我們的裝備、材料“走出去”就沒有了障礙。

在融資方面也不能著急，要找到切入點，首先打通中國大陸和印度洋的通道，不要總是依賴馬六甲海峽。和周邊國家搞好關係，把有些項目首先列入“一帶一路”的先行先試項目，以此為切入點。

現在中小企業“走出去”的積極性非常高，但另一方面又很害怕，因為他們不了解所在國的法律、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情況。要充分發揮駐外機構的力量，尤其是使領館的力量發揮不夠。還有就是發揮商會的力量。儘量減少中國企業的內耗，避免中資企業之間的惡性競爭。

盧邁：

到現在為止的討論非常好，也很有效率。

鄭軍：

各位領導：下午好！很榮幸、很感謝受邀參加今天的研討會，借此機會，彙報下我們公司在尼日利亞投資建設的萊基自貿區情況和對企業“走出去”風險防控、金融支持的幾點建議。不當之處，還請各位領導批評指正。

尼日利亞萊基自貿區-中尼經貿合作區，位於尼日利亞拉各斯州東南部的萊基半島，佔地30平方公里。2006年5月經尼日利亞聯邦政府認可，由中方聯合體-中非萊基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非萊基”）與尼日利亞拉各斯州政府簽署合作開發協議，擁有土地使用權99年，特許經營權50年。2007年11月經中國商務部批准成為中國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之一,2010年11月通過了商務部和財政部的聯合考核確認。萊基自貿區為“綜合新城”的發展模式，將開發成集工業、商貿物流、保稅倉儲、居住、娛樂和旅遊于一體的綜合性經濟特區。

萊基自貿區位於非洲第二大經濟體的尼日利亞的經濟中心—拉各斯，該城擁有人口2100萬,也是西非最大的經濟都市和商業中心。萊基自貿區位居拉各斯東南幾內亞灣黃金海岸的優勢地段，南臨大西洋，北接萊基礁湖；離拉各斯50公里，距其現國際機場和深水港碼頭分別為70公里和60公里左右；離拉各斯新規劃的並已啟動建設的國際機場和萊基深水港碼頭分別僅有10公里和3公里，區位優勢明顯，可直接輻射尼日利亞及周邊西非國家甚至歐美國家，市場空間廣闊。

根據與尼日利亞聯邦政府、拉各斯州政府簽訂的管理協議和法律文件，萊基自貿區可享有一系列優惠政策。2010年尼日利亞出口加工區管理區（NEPZA）以政府公報方式下發了針對萊基自由區的管理規章(GAZETTE)。優惠政策主要有：1、稅收方面：聯邦、州和地方各級政府的相關稅收均予以免除；區內企業用於生産的原材料、製成品、機器和設備、消費品及其他與投資項目有關的物品，均免徵進口關稅，且不受配額限制；2、外匯管制方面：外資投資股本可隨時撤出，外商投資所得利潤和紅利可自由匯出；3、市場準入方面：區內企業生産加工的所有産品，在依據尼政府有關規定交付相關關稅後，可在尼國內市場銷售，商品關稅僅按原材料價格和零部件價格計算和徵收；貨物進出口無需辦理進出口許可證。由於《非洲增長與機會法案》，區內企業對歐盟和美國出口不受配額限制；尼日利亞是《洛美協定》的締約成員國，區內企業對歐盟市場出口享受特惠關稅；4、安全方面：區內禁止工人罷工和封閉工廠，尼日利亞政府在合作區內派駐警察，合作區可組建保安隊；5、服務方面：所有手續辦理實行“一站式服務”。

中非萊基由中國鐵建股份有限公司(包括中國土木工程集團有限公司，現改由中鐵建中非建設有限公司持股)、中非發展基金有限公司和南京江寧經濟技術開發總公司合資組建，資本金為11.4億元人民幣，其中：中國鐵建佔股74.5%，中非基金佔22.9%，江寧開發區佔2.6%。

中非萊基與拉各斯州政府及其設立的萊基全球投資有限公司合資組建了“萊基自由區開發公司”，負責投資開發、建設運營萊基自貿區。萊基開發公司由中方控股，佔股比60%，尼方股份為40%。根據協議，中方承諾現金投資2億美元，尼方投資6700萬美元，拉各斯州政府以土地使用權和特許經營權折價佔比20%，中尼資金投資比例為75：25。

自2010年年初，萊基自貿區由中國鐵建主導開發。在總結中國開發區成功經驗和參考蘇州工業園模式並充分結合尼日利亞市場特點的基礎上，確立了“綜合新城”的發展模式，即將萊基自貿區建設成為“拉各斯都市衛星城、充滿活力的商貿城、現代化的工業新城和環境優美的宜居城”。根據新的發展模式，萊基自貿區的産業定位是：以商貿物流業為先導産業，以産品加工製造業為優勢和基礎産業，以房地産為支柱産業，以金融、休閒旅遊等城市服務業為配套産業，形成具有內生增長力的新産業體系，打造配套完善、運作高效、環境優美的現代化綜合産業園區。該規劃已獲拉各斯州政府批准，成為其對萊基半島“藍綠生態城”總體規劃的一部分。

截至2014年12月底，萊基自貿區已完成投資總額約1.4億美元（14114.3162萬美元），其中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為1.1億美元（11276.9071萬美元）。完成了30平方公里總體規劃、控制性規劃、商貿物流園修建性詳規的編制和部分單體建築的設計，目前正在進行市政設計和城市設計；已經投入使用的各類基礎設施可滿足現場辦公和前期入園企業的配套服務需要。特別是12兆瓦的電站已建成將提供24小時不間斷電力供應，過渡性天然氣站、海上浮點加油平臺（SPM）、等工程項目正在推動中。

在招商方面，已有38家企業（中資企業17家，尼19家，其它國際企業2家）正式入園興建或投産，實際完成投資1.02億美元（10214.67萬美元），實現産值約5702萬美元，帶動進出口貿易4776余萬美元，帶動當地就業361人。投資範圍涵蓋石油天然氣存儲、鋼結構生産、汽車組裝、傢具和建材生産、進出口貿易、工程建造和商貿物流服務等。此外，還有60家中外企業已在園區註冊或簽署了投資意向書，協議投資總額逾7億美元，包括華為、中國重汽、玉龍鋼管、中北礦業等重要企業項目在追蹤，顯現出良好的後發態勢。

在園區運營方面，隨著“一站式”服務大廳的投入使用，尼日利亞政府駐區機構如出口加工管理局、海關、移民局、警察局等人員配置已經到位，就地可為入園企業提供高效率的一條龍服務，優惠政策逐步落實。園區內保安隊和駐區警察、憲兵24小時巡邏保衛，為區內企業創造安全的生産生活環境。

中國企業加快“走出去”是目前乃至“十三五”期間的最重要特徵之一，“一帶一路建設”、“投資非洲”和“海外工業園投資”將是三大優先發展領域。從內部環境看，2015年是萊基自貿區項目劃轉中非建設具體管理、實現與尼日利亞市場資源真正整合的第一年。公司在尼工程承包市場穩步發展，成功簽約尼日利亞沿海鐵路項目；加上萊基自貿區經過近9年的建設和發展，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尤其是過渡電廠完成即將提供24小時不簡短電源供應，優惠政策逐步得以落實，自貿區積蓄的潛力和影響力日漸凸顯，萊基自貿區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期。

我們正在制訂“三年規劃”。總的目標是：到2017年底，萊基自貿區必須實現正的現金流，力爭達到賬面盈利，實現給股東的首次分紅。

遇到的主要困難和問題主要有：優惠政策落實難、外部基礎設施配套不完善、向非洲招商難度大、專業性高層次人才匱乏，特別是融資難。

對“走出去”風險防控和金融支持的幾點建議：（一）發揮好政府的作用，防控“走出去”風險。防控企業“走出去”風險，需要政府和企業共同努力。建議中國政府方面能出臺系統的、又符合國際規範和我國國情的“對外投資法”，改變海外投資無法可依的局面；梳理對外簽訂的雙邊投資保護協議，制訂細則，使對外投資的中國企業能利用好雙邊保護協議切實維護好海外權益；對重點國家、重點領域，應簽署特殊的雙邊協定或協調機制。如對境外合作區，應有針對境外合作區合作的雙邊協定、協調機制。目前已有一些國家簽署了，但沒有達到全覆蓋，比如中尼兩國之間還沒有類似的協定。

（二）發揮好國家整體對外合作資源的協同效應。成立更高層次的政府對外合作協調機構或協調機制，破解政出多門，資源分散的問題，發揮協同效應。比如境外合作區存續時間長、引領作用大、示範效應強，又多在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比較薄弱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我國政府可有意識地、有側重地把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對外合作與有條件的合作區建設和發展結合起來，發揮好合作區的平臺作用。如對外援助的水、電、港口、道路、政府辦公設施、醫院、人員培訓等建設項目，文化交流活動的孔子學院等，政治和經濟合作中的雙邊促進活動、商品展會、區域商貿物流中心等，直接置於合作區規劃區範圍內或相關地區。一可利用合作區日益完善的基礎配套，減低相關項目的建設成本；二可增強合作區的影響力，便利和促進合作區的建設及運營；三可直接引領和服務於走出去企業，堅定其投資信心，拓寬其經營渠道，擴大其投資收益。

（三）加大對走出去重點領域、重點項目的扶持力度。企業“走出去”，更要持續“走下去”，面臨各種壓力和風險。建議政府能對有發展潛力的重點領域、重點項目多些傾斜政策，幫助解決重大的政策和技術問題。比如對境外合作區建設項目，涉及的層面多，投資大、週期長、資金回籠慢，困難多、風險大。但放眼長遠，對國家、對企業都極具戰略意義和經濟意義。要有打持久戰的準備。作為實施企業，又面臨著生存和發展的現實問題。因此建議我國政府能在“政府引導、企業主體、市場運作”的原則下，“引導”和“扶持”並重，繼續加大對境外合作區的發展資金扶持力度，並根據境外合作區建設的不同階段、特點、國別和需求，適時研究出臺更多的扶持發展政策，包括對與境外合作區建設和發展相關聯的協同政策、招商促進政策等等。

（四）加快金融“走出去”，協助解決融資難問題。“走出去”企業迫切需要金融業的強大支持。一方面需要金融機構加大改革創新力度，為走出去企業創新金融産品，破解融資難題；另一方面，也需要更多的金融機構“走出去”，能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務。比如，境外合作區實施企業普遍存在融資難的問題，內保內貸，致使實施企業除了要承擔巨大投資壓力外，還要承擔擔保風險，不被股東方所接受；而外保外貸，又面臨高昂的境外融資成本，企業不堪重負。這些問題也是入園的中資企業普遍面臨的問題。建議探討如何盤活境外合作區以及走出去企業在境外形成的固定資産，使其能成為可擔保抵押物；又能充分利用國內外匯儲備，實現外保內貸，降低融資成本。還建議國家政策性銀行給予境外合作區項目優惠性貸款的先行先試和傾斜性政策。謝謝大家。

張天琴：

我先簡單介紹一下進出口銀行的情況，再對剛剛各位企業家提出的問題進行回應。進出口銀行是以支持開放型經濟發展為主業的政策性銀行，支持“走出去”始終是進出口銀行的基本職責和工作重點。一直以來，我行充分運用援助、信貸、擔保、投資和同業合作等各種金融服務手段，不斷完善支持“走出去”的政策性金融服務體系，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進出口銀行已經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融資主渠道。同時積極加強與國家發改委、工信部、科技部、文化部等産業主管部門合作，在政府部門的指導下，最大限度地發揮政策性金融資源在該領域的支持效率。1994年至2014年，進出口銀行累計支持“走出去”項目1832個，支持合同金額共計4234.15億美元，涉及國家和地區超過150個。

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我們親身經歷了中國企業“走出去”從小到大、從單一的産品出口、承包工程到進行大規模海外投資並購、收購的發展歷程。在這個過程中，進出口銀行在業務産品體系建設上逐步完善，通過發揮“兩優”貸款、境外投資貸款、對外承包工程貸款、出口信貸等政策性強、利率低、貸款期限長的優勢，我行在助力中國企業有效拓展海外市場，拉動出口貿易，帶動過剩産能轉移、成熟技術轉讓和中國標準“走出去”，培育中國跨國公司和國際知名品牌等方面充分發揮了“敲門磚”和“助推器”的作用。剛剛大家提到利率偏高，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進出口銀行在這個方面有一定優勢，例如兩優貸款利率是相對較低的，貸款期限也比較長，最長可達25年。

在支持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進出口銀行也隨著企業發生變化。剛開始只是支持機電産品和成套設備出口項目和企業從國內走向國外的投資設廠。企業“走出去”以後，怎麼走得更好、走得更穩，這是我們這兩年做的工作。這兩年，我們加快業務創新步伐，推出了境外中資企業發展貸款，為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提供全流程的金融服務，支持領域涵蓋企業走出去的前期準備、實施投資、後期運營到擴大發展等業務發展的各個階段，扶持中國企業不斷成長為大型、全球化經營的跨國企業。同時，我行還推出了國際經濟合作貸款、買方信貸配套資金貸款等創新業務品種，以維護中國利益、增強中方企業對外貿易“話語權”為業務主旨，不斷充實政策性金融服務“走出去”的業務內涵。

今天會議的議題是關於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金融支持，中國企業不僅包括生産型企業或者是建築企業、工程承包企業，也應該包括金融企業的“走出去”。大家都提到産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共同“走出去”的問題，從國內外的發展情況來看，通過金融資本“走出去”引導産業資本“走出去”是一個趨勢，而我國金融資本走出去的步伐還是偏慢，金融監管也很嚴格。我想提一個建議，建議政府對金融“走出去”提供更大的支持力度，加快政策性銀行海外機構網點的佈局建設。進出口銀行成立二十年了，到目前為止，只有一家海外分行，三家境外代表處，與中國企業“走出去”要求的金融服務配套還有很大差距，只有加快金融企業海外網點建設，才能更好地帶動中國企業“走出去”。

第二，要加快金融業的改革開放。大家都提到貸款利率高，這沒有辦法，是因為銀行的融資成本就高。現在進出口銀行遵循保本微利的原則經營，走出去業務實際是虧本經營，但長期虧本經營是不可持續的。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因為融資成本高造成企業的貸款利率高。怎麼降低融資成本？這關係到金融業的改革開放。很多企業都知道境外有低息資金，但金融機構用不了，金融機構對國外的融資需求也是非常迫切的。如果國家在這方面給予寬鬆政策，允許中國的金融機構在國外進行融資，可以降低融資成本，也有助於金融機構更好地支持中國企業“走出去”。

第三，對“走出去”的金融支持不僅是貸款的支持還應包括投資、擔保、直接融資等一系列融資手段的協同配合。我們提到“走出去”只想到需要銀行貸款支持，這個看法是比較片面的。目前中國企業“走出去”都是以間接融資為主，如果股權投資等直接融資手段與銀行貸款相配合，可以適當減輕企業的財務負擔。近年來，進出口銀行與境內外優秀機構投資者合作，共同發起設立了中國-東盟投資合作基金、中國-加拿大自然資源投資合作基金、中國-中東歐投資合作基金、中國-意大利曼達林基金、中國-日本節能環保投資基金、區域信用擔保與投資基金等多雙邊合作國際基金，投資業務遍及全球各大洲，初步形成了覆蓋全球的股權投資合作平臺，可以幫助中國企業發掘海外優質投資項目，拓展融資渠道。進出口銀行也可借助多元化的業務平臺，以投貸結合方式為“走出去”企業提供更加靈活便利的融資安排，在保障企業出資人更多的享有未來權益增值的同時，拓寬企業資金來源渠道，滿足企業多元化的融資需求。

第四，從支持“走出去”的環境建設來講，建議希望中國有更多服務類型的仲介機構“走出去”，更好地支持中國企業“走出去”。對外直接投資仲介服務機構（如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資産評估公司、投資顧問公司、財務諮詢公司、財經公關公司以及管理諮詢公司）在中國企業國際化進程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有廣泛的信息來源，可以減少對外直接投資中的信息不對稱，降低對外直接投資的風險；同時仲介機構專業能力精熟，通過仲介服務機構的前期盡職調查，可以為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提供科學、可行的評估，明辨法律財務等風險，幫助企業進行科學合理的投資決策，提高國際化運作效率。由於外資品牌投資仲介機構服務費用較高，部分企業為節省投資成本，放棄聘請有豐富經驗的國際化投資服務機構，結果因專業經驗欠缺及項目盡調不充分、方案設計有遺漏等原因，導致交易後隱藏的矛盾暴露，有的甚至影響到項目正常運營下去。而中資的諮詢機構主要是以中國市場和中國企業的了解為主，對國外的情況，包括投資所在國的情況，他們並不清楚。在實際操作中，他們對諮詢服務報告中的風險判斷、資金測算和項目實施還是有所差距的。從政治和經濟的角度來考量，有些重大項目不宜與外資機構合作。因此支持仲介機構的做大做強也是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

第五，大力支持中國標準“走出去”。標準是當前國際市場競爭的重要手段。以前單個産品之間的差異化競爭已逐步演變成所在行業的標準競爭，控制或影響標準的制修訂成為市場競爭新的焦點，標準競爭優勢是一個國家在國際市場競爭中分配更多利益的重要基礎。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將主導制定國際標準作為促進産業升級、提升市場競爭力的重要手段，依託先進的技術標準掌控國際市場競爭的主導權。因此，大力推動中國標準“走出去”，讓更大範圍的國際市場接受和採用中國標準，也是提高企業“走出去”能力，提高我國國際話語權的具體抓手。

陳新：

感謝盧秘書長的邀請，讓我有機會跟大家一起交流學習。我先介紹一下信保的情況，再談幾點建議。

中國信保是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後成立的一家政策性保險公司。當時國家是希望通過國際通行的做法來支持中國企業“走出去”，而且也是充分意識到中國企業“走出去”面臨的各種問題，包括剛才幾位專家提到的融資問題、仲介服務的問題，以及“走出去”面臨的各類風險問題。中國信保成立的第一年，保險金額是27億美元，到去年年底，保額已經達到4456億美元，其中短期險實現承保金額3400億美元，中長期險和海外投資保險也均創歷史最好水平。

關於會議通知裏講到海外投資的鐵路和核電的問題，簡單給各位領導彙報一下數字。中國信保在支持海外投資方面，主要承保海外投資的政治風險，支持中國的對外投資、工程承包和大型成套設備出口。從2001年成立以來到現在累計海外投資險保額超過1400億美元，涉及國家和地區80多個，行業主要是油氣、礦産、新能源、電力。我們既保股權，又保債權，包括股東貸款。從海外投資的洲別分析來看主要在亞洲，1400億中的1013億美元在亞洲，非洲是165億美元。在鐵路和核電方面，之前中國企業主要通過EPC總承包、機車和客車出口等形式“走出去”，對此中國信保主要通過出口信用保險為這類項目提供支持。在支持鐵路、高鐵、機車和客車出口方面，截至目前中國信保累計支持了28個項目，主要分佈在埃塞俄比亞、巴基斯坦、肯尼亞、阿根廷等國。核電項目方面，中國信保已成功承保一個項目，保險金額超過7億美元。

關於企業“走出去”過程中遇到的風險，主要有以下幾類：第一是徵收風險，分為直接徵收和隱性徵收。直接徵收越來越少，現在主要都是隱性徵收，比如東道國通過稅收、法律的變更使原本可行的項目變得不可行，最明顯的是歐洲的光伏項目，當時對方政府承諾了補貼和稅收優惠，但後來由於財政困難，補貼和稅收優惠不能落實，項目經營不能持續，變得不可行。第二是戰爭和暴亂風險，例如利比亞戰爭的風險、越南暴亂的風險、緬甸軍事衝突的風險等。第三是項目的執行風險。第四是政府違約的風險，很多項目都要跟當地政府簽特許權協議或執行協議，只要承保的時候這些協議已經簽署，都屬於中國信保的保障範圍。

關於本次的會議主題，無論是“走出去”，還是金融支持、收益保障，其實都跟風險有關係，既包括政治風險、法律風險，也涉及執行風險和市場風險。關於這些風險，中國信保既能保政治風險，也能在信貸項下承保商業風險。在座有很多企業也是我們非常重要的客戶，銀行也是我們的客戶。

關於推動中國企業“走出去”談兩點認識，第一，我們認為首先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在國內，政府具有調動資源集中做事的優勢，中國改革開放發展取得這麼大的成績，與這一點是密切相關的。但在國際市場上，政府和市場要有所分工，政府應該更多關注制度建設，參與制訂規則，搭好平臺。而對一些商業談判和風險評估，投資人、企業和金融機構要做更多的工作。另外，在金融支持方面，也有政府和市場資金的問題。政府參與得多了，無形當中會擠出市場的資金。處理好了會雙贏，處理不好對雙方都有傷害。因此，建議政府充分利用中國信保這個政策性工具，更好地發揮“看不見的手”的引導、推動作用。第二，融資模式方面，我們感覺到中國金融機構的市場程度不夠高。因為我們的金融機構是本地長大的，要到市場化程度非常強的海外市場打拼，很多東西都是我們沒見過的，因此金融機構也有很長的路要走，要學習。對於一些國外項目的融資，國外經常通過公私合營、非約束保險、債券市場、資本市場去操作，風險規避措施也有通過衍生産品操作，但這些我們用得還很少。包括對境外資産的認可程度，包括它的評估、管理，都是需要逐步探索的。我們現在也在擴展可接受的擔保措施，也不光是主權擔保，境外資産抵押、長期貿易合約抵押、倉單的抵押、固定資産的抵押。

提幾點建議：一是貿易規則和制度安排，希望政府能夠多參與，包括大家提到的投資保護協定。在英美國家，在沒有簽訂雙方投資保護協定的國家是不保險的，他們認為保了以後沒有後續的手段。有投資保護機制的，我們可以依據協定去追償。

二是稅收的問題，項目在國內研究是可行的，到國外就不可行，很大的問題是在稅收上。包括勞工和社區管理都有很多問題，這方面我們結合賠付項目進行過總結。目前正處於國際貿易規則重構的時期，發達國家也願意跟我們談，而且希望聽我們的建議，應該抓住機遇。由於對歷史背景不了解，對於規則對我有利，還是無利，掌握不透。有些項目不能完全市場化，政府補一下就可以市場化，也就是公私合營的方式。像鐵路就是這樣，在有些國家是可以商業化的，而鐵路項目很少可以通過市場回收。我聽他們説香港地鐵是上市公司，是有收益的，北京有一段地鐵也是可以的，其他的都很難。這就需要在項目分類支持過程中有所了解，需要政府制定規則。

第三個方面是涉及到中國信保的。中國信保承擔著推進“一帶一路”戰略項目的責任，我們的壓力也很大，對中國信保的風險處理能力的要求也很高。當然，我們自身也要提升風險處理能力。關於提高風險處理能力，有兩條路：一個是學會運用國際慣例，比如訴訟問題，國際慣例國際規則問題，包括國際上的債務重組安排，有很多機制。中國信保可以賠，但賠了以後要去追償，我們也要承擔責任。我們本身是風險的屏障，我們不能把國外的風險系統性地傳遞到國內。二是中國信保必須在海外建立機構，我們保的大量資産在外面，風險也在境外，僅僅國內的管理肯定是不夠的，因此這方面也希望政府部門能夠大力支持。

四是要用好政府的力量，發揮好市場的作用。中國現在的體量在國外的影響力還是非常大的，要用好。當年美國奧巴馬上臺的時候提出“巧實力”，並不是説美國沒有塊頭，而是要用“巧實力”。

李甦：

簡單彙報一下我們在“走出去”過程中的感受和體會。國家核電技術公司是2007年5月份成立。公司主要業務是三條線，一是組織建設國內首批三代非能動機組建設。二是做好技術引進，做好國內技術共享，提升行業水平，包括實現三代核電的自主化、普及化。三是承擔國家重大專項的實施主體，開發出更先進的、具有自主知識産權的新一代核電技術。目前CAP1400已經基本完成了項目設計，初步安全分析報告已經通過國家核安全局的審查，示範電站在石島灣，正在等待國家的開工批准。近幾年來，國家核電在緊鑼密鼓的開展海外項目開發工作，到目前為止，在重點目標市場，比如南非、土耳其，取得了階段性進展。在土耳其市場，去年年底，聯合美國西屋公司與土耳其國家發電公司，在土耳其能源部部長的見證下簽署了土耳其第三核電項目的開發可行性研究排他性協議。

下面跟各位分享一下核電“走出去”的市場機遇。據目前世界核協會的統計，到2030年前，明確有核電建造計劃的反應堆是158台，還不包括中國規劃建設的59台，平均每年要建成8台新機組。新建核電總計容量是17800萬千瓦，總投資1.5萬億。這些市場國家中，除了已經完成招標或選定供貨商的國家，以及美國、俄國、法國等技術出口國以外，剩下可供開發的國家的臺份是60-70台，包括土耳其、南非、英國、巴西等等。

盧秘書長提出一個問題，就是核電的建成價的問題。目前從美國學術機構研究公開的數據來看，美國三代核電的千瓦建成價是每千瓦6500美元的水平。我們國家的要求是核電上網電價要與脫硫燃煤機組上網電價相比有競爭性。

針對這種市場空間，從國家的戰略角度來看，核電也是企業“走出去”的重要名片，推動核電在“一帶一路”中進行科學規劃和佈局，完全契合國家的戰略目標。據統計，“一帶一路”上的國家總共有50個新建的核電機組規劃。這對中國的核電企業來講意味著巨大的機遇。同時，這也是機遇窗口期的概念。從核電來講，兩代核電的壽期是40年，三代的是60年。如果這次戰略機遇期錯過，就還要再等待幾十年的時間，才能趕到下一次的世界核電發展。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核電市場的新趨勢和新特點。首先是新技術。在福島事件以後，新建各國都明確要求把先進性和安全性放在第一位，目前能夠“走出去”的基本上是三代先進的核電機型，對我們和歐美發達國家都是一樣的。第二個新趨勢是從以往的比較純粹的總承包方式向EPC帶資，甚至於向股權投資、BOO的方式轉變。下一步的核電開拓國際市場，就要與金融機構和銀行結合。

三是對經濟性提出更高的要求，一是核電站的設計、設備和建造要具有競爭優勢，另一個是投融資條件也是提高經濟競爭性的重要因素。從核電的特點來講，一是建設週期長。二是在建成價裏面，財務成本佔很高比例。實際上融資成本和財務成本也可以體現綜合的經濟競爭性。

四是隨著新興國家發展核電，目前出現了兩種比較有特點的模式。一種是全産業鏈的保姆式的模式，都由乙方承擔，包括乏燃料。另外一種模式是在建設核電的過程中，明確提出比較高的自主化和國産化的目標要求，要求在建設的同時，幫助目標所在國搭建核産業工業體系，這對自主化和國産化提出了明確要求。

從這點來看，我們也提出幾點建議。一是從政府層面，在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要提供政策支持，還要提供對我有利的國際間協議和公約的法律框架。核電上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如果核電作為投資運營方，必須要準備好承擔核電運營的第三方損害賠償責任。國際上有兩大體系，第一是以歐洲公約為代表的。第二是目前美國推的核損害賠償補充公約體系，主要是美國牽頭，印度、東南亞、日本參加。我們的是以國務院法規形式頒布的國函64號文。在核電企業走到國際市場當中，針對損害賠償的法律框架，如何快速有效地跟目標國的法律法規接軌，這也是目前研究的問題。

同時，針對投融資的工作，也有幾點考慮和建議。一是現在目標所在國，無論是歐洲國家，像張總提到的英國，還有東歐國家保加利亞，還有土耳其這樣的國家，目前是不提供主權和財政擔保的。以英國電力市場改革為代表的差價合約的方式，或者是向承包方、投資方提供差價合約回報擔保的協議或者是構建保障協議的方式來保障投資方的投資回報。建議與金融機構一起針對這些模式進行深入研究，適應市場的明確要求。

我們了解，國家準備建立一系列的基金，比如中非發展基金、金磚銀行、絲路、投貸基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我們希望能夠很好的對接，積極尋求運用好這些基金，為我“走出去”提供更有優勢的支持和服務。特別是感受到對核電這種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前期開發、可行性研究、培訓和本地化能力建設，前期投入相對較大，也包括下一步支持企業在當地履行社會責任、提高國際市場的公眾接受程度。如果共同運用好基金，可以更好地為“走出去”提供支持和保障。

唐和義：

我從製造業“走出去”工作的角度談一下。目前我們國家已經成為製造業大國，正處於産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目前正在積極推動我國從製造業大國向強國的轉變。結合國家的重大戰略部署，提高製造業國際化發展水平、面向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拓展新的開放領域和空間、推動産業國際化佈局、引導企業提高國際化競爭水平，這幾個角度已經成為我們制定“中國製造2025”的重要內容。“中國製造2025”是國務院要求工信部制定的重要規劃，我們也正在制定“十三五”規劃，推動“走出去”也成為重要的戰略任務。

近年來，我國製造業“走出去”十分活躍，除高鐵、核電領域外，也包括像吉利並購沃爾沃、南車收購德國伯格、中聯重科收購意大利的西法。此外，還有製造業企業到境外設立研發中心、投資建廠等。這些都直接推動了我國製造業的國際化進程。工信部一直高度重視“走出去”工作，我們與發改委、商務部、開發銀行等部門和機構合作，在推動“走出去”方面開展了一系列工作。

十八大以後，為了貫徹中央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精神，我們正在研究制定加快製造業、特別是裝備製造業“走出去”的相關政策措施。最近陸續召開了機械、輕工、電子、汽車、石化10家行業協會的研討會，分別與三一重工、華為、南車、吉利等重點企業進行座談。這幾天有兩個工作組在地方進行調研。在研究工作中，一些企業普遍反映出“走出去”面臨的一些共性問題，比如缺乏頂層設計、國家總體戰略不明確、國內法律政策、仲介服務支撐力度不夠、海外風險防控能力不足、融資能力低等等。

下面針對會議命題，聚焦金融支持和風險防控兩個方面的內容，結合當前的工作，談一點意見。

關於加大海外金融機構的服務力度、解決融資難問題，是企業普遍關注的重點問題。在金融支持方面，企業普遍反映存在3個問題：一是對企業的“走出去”金融支持力度不夠，系統性不夠。當前我國的優貸資金有限，支持的多數為國有大中型企業，而且主要是大項目和大額資金，對於民營企業和小企業的支持力度不夠。製造業“走出去”項目的申請難度大、週期長。有些企業提出某些政策性銀行對於對外支持的貸款，按照國別要劃分額度，額度已經滿了的要排隊，拿不到貸款。二是我國政策性銀行和商業銀行的境外分支機構佈局結構不能滿足實際需要，而且境外分支機構貸款意願不強，能力不足。不僅製造企業的海外客戶難以申請貸款，製造企業的海外項目也難以獲得貸款，特別是對海外客戶，比如某汽車企業提出能否對海外經銷商提供政策性貸款，支持産品走出去和海外服務網絡的建立，在這方面可能還有欠缺。三是對政策性銀行或基金的操作模式，企業還不夠了解，難以及時申請支持。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在研討中，各方建議採取以下措施：一是請政策性銀行和金融機構加大政策的指導力度，進一步細化、明確申請程序、規則，增強程序的透明度，便於企業申請。二是擴大優買優貸政策性貸款的資金規模，結合企業發展的不同階段，根據需要，適度延長貸款年限，取消相關額度限制。三是加大對民營企業和小項目的支持力度，相對於能源和基礎設施等項目，製造業的項目相對較小，扶持資金要適度向製造業“走出去”和項目傾斜。四是加快構建我國海外金融服務體系，可以借鑒日本、韓國、美國等國的做法，企業到哪，金融服務就延伸到哪，做貼身服務。在金融機構網點設置、業務類別安排上多聽企業和行業的意見。五是鼓勵和支持企業積極申請亞行、世行等國外金融機構的優貸資金。

在海外投資的風險防控上要建立法律完善、指導有力、應對高效的長效機制。關於海外投資風險的防控，企業普遍反映的問題是近年來受“中國威脅論”的影響，部分國家對我國企業“走出去”設置了多種技術壁壘、綠色壁壘、安全壁壘，造成對外投資的障礙，有些已經達到刁難的地步。一些國家政局不穩，社會動蕩、治安惡劣，駐外人員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地緣政治的風險十分突出。現在的通脹和匯率不穩定，使企業收益難以得到保障。

建議採取以下幾項措施，進行風險防控：一是抓緊完善國家的法律體系，對企業境外投資資産給予保護。二是加強對高風險國家和地區投資的指導和掌控，完善應對貿易摩擦和境外投資重大事項的協調機制和預警機制，及時對有關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重大風險進行預警，提出應對預案和風險防範措施。可以考慮開展境外重大經濟合作項目風險排查，建立境外企業投資外源性風險管控的評價體系。三是進一步加強部門間合作，建立境外機構和人員安全保護工作的應急長效機制，解決和處理境外安全問題。四是國家層面加大對貿易壁壘的協調力度。一方面建立各個部門的雙邊合作機制，在國際層面做好協調服務；另一方面做好企業應對的指導工作。五是進一步做好境外投資保險業務的支撐。

今天在座有很多金融機構的領導和同事，借此機會也希望大家在今後確定扶持的重點確定、扶持項目安排方面加強與我們的合作和交流，特別是安排項目方面，希望能夠發揮工信部熟悉行業、貼近企業、熟悉産業政策和技術發展的優勢，大家積極配合，共同推進工作。

這次會議聽了很多專家對“走出去”工作的認識，對我們做好“走出去”工作有很好的支撐作用。謝謝大家。

趙晉平：

首先感謝主辦方邀請我來出席這次會議。作為政策研究人員，對企業“走出去”是非常關注的，無論是在國內調研還是出國參加國際會議或出訪，經常要請一些已經走出去的企業召開座談會，聽聽他們的情況介紹和意見。在這次會上，無論是金融機構，還是“走出去”企業的現身説法，確實給我們研究相關政策提供了非常好的支撐，也是向各位表示感謝。我主要想講四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走出去”正在成為中國經濟國際化戰略的新常態之一，如何認識其重要意義。剛剛大家講了很多，如果梳理一下，應該可以總結成五個方面。一是在全球配置經濟發展資源的重要方式，既包括礦産資源，也包括能源、人才、資本等等戰略性資源。二是培育國際競爭新優勢的重要途徑。過去三十多年，我們利用傳統的競爭優勢，從全球化中獲益，可以説是最大的獲益者之一，今後恐怕不行了，因為比較優勢在減弱，需要培育新的優勢。新的優勢是什麼？就像大家講到的，技術、品牌、管理、國際營銷渠道、服務質量，這是我們面臨的新挑戰。通過參與國際投資，應該説可以得到快捷的效果，包括品牌技術，有很多成功企業已經在這些方面取得了實際進展。三是拓展新的經濟發展空間和激發新的增長動力。就以“一帶一路”來説，涉及到全球人口的62%、全球GDP的28.5%、全球農業增加值的51%、2013年外資凈流入的41%，出口和進口都是在31-32%左右。這麼大的市場對我們來説是千載難逢的機遇。四是成為我國和世界各國之間互利共贏合作關係的重要紐帶。與貿易不同，投資更容易為合作各方帶來利益，也就是成為利益共同體。不管到哪一個國家，首先提出來的是希望中國企業到這兒來投資。我們今後加強周邊合作，特別是建立面向全球的互利共贏合作體系的重要紐帶和重要渠道。五是參與全球治理結構改革和規則制定話語權的重要契機。要參與規則制定，參與標準的制定，企業通過“走出去”，成長成為跨國公司，在全球市場佔有一定份額，為增加規則和標準話語權提供有力支撐。

第二個問題是目前企業“走出去”的風險和困難。這兩個是不同的。從風險來説，尤其是信保的同志講得非常全面和系統，我不再展開。一般講到企業“走出去”的風險主要是四個方面，政治風險、安全風險，作為安全風險，既有企業員工人身安全風險，也有企業財産安全風險。像華為這樣在全球形成網絡的公司，一旦什麼地方出現恐怖襲擊、災難或動亂，難免就有本企業的人成為受害者。三是法律風險，大家並沒有提到。我們到國外，或者説跟其他國家的官員、專家、企業家在座談的時候，他們經常提出的一個評價就是認為中國企業沒有很好地遵守當地的法律。我們是不是會對法律進行非常系統的了解和遵守，這是需要注意的問題。另一方面，有些國家的法律變化和調整給企業帶來的投資也會帶來巨大風險，比如南非，外國投資法正在醞釀大的調整，首先要把一定的股權讓給黑人，必須通過黑人擔保的方式才能在當地投資。如果已經進去了，對企業投資而言顯然是損失。迪拜也有這樣的政策。類似于這樣的法律風險，我們怎麼應對，可能也是需要注意的。一方面是企業自身遵紀守法的問題，另一方面是面臨的法律變化調整。

關於困難，大家反映的最集中的問題也是今天的主題要解決的，就是融資難。我們在前幾年做過很多企業的調查，包括利用企業問卷調查的方式。反映最強烈的、最集中的問題就是融資困難。不僅是難的問題，還有融資成本高。融資難也是制約“走出去”發展的重要因素。當然，還有其他困難，包括缺乏國際型人才、缺少開展國際化業務的經驗等困難。

第三個問題是如何加強金融支持。我們討論這麼多問題，可以分分類。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加大金融支持的手段，既然它是核心的難點和困難，怎麼解決。我覺得首先是加快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這個好像是虛，實際是並不虛，比如資本項目可兌換和利率市場化。由於目前企業不能在國際市場上直接融資，不僅是金融機構，包括企業，想到國外舉債是不允許的。在上海試驗區內，按照央行的31條，在資本項目可兌換方面和利率市場化方面開始先行先試。企業進去了，可以在國際市場直接融資，而且在一定的監管條件下，可以用於境內的生産和投資活動，這對企業是非常便利的。

弘毅做的第一筆對外投資項目，在自貿區內獲得很大成功。2013年出現大量的“出口一日遊”現象。因為國內融資成本太高，企業承受不了，沒有辦法，只能通過做貿易的方式，通過廣東和深圳之間的“出口一日遊”，帶來的是境外的低成本的資金，解決企業的融資。雖然這種方法是不合法的、違規的，但它有一定的合理性。從這個角度來講，資本項目的開放、金融市場的改革和金融市場的開放，如果不加大力度推進，融資難的問題很難在中期時間內解決。當然，我們看到中央下了決心，這也有助於未來建立很好的預期。我們的市場和國際資金市場是對接的，風險會上升，但企業一定會享受到國際金融市場成本比較低的實惠。

還有一點是需要加強官方合作，通過政策溝通和協調，通過簽訂雙邊或多邊投資協定，為對外投資企業提供合法權益保護。大家都説到了投資保護協定，它還是傳統意義上的投資協定，我們把它叫做準入後國民待遇，雖然能起到一定作用，但作用是有限的。並不涉及投資準入開放。奧巴馬訪華和習主席達成一致意見，決定在2015年啟動中美投資協定負面清單談判。這意味著中國將會在投資準入方面實現新的突破，另一方面也要求投資東道國全面開放投資準入。中國將由直接投資的凈流入國轉變為凈流出國，希望其他國家開放投資準入和提供投資保護將成為主要的政策目標之一。

政府要做的工作還是比較多的，在相關的信息服務、財稅政策等等方面，大家對財政政策有一定期待，在國際上也是有先例的，美國最到的本土投資法，企業對外投資以後，在當地繳納企業所得稅，如果要把利得帶回美國，就必須按照美國企業所得稅稅率補繳。但是美國前幾年為了鼓勵美國企業回流美國，對該法律進行了修改，不再對美國企業回流資本徵繳稅差，對於鼓勵美國企業回流本土投資起到了積極作用。這也值得我們探討，真正為企業提供必要的支持。

第四個問題是為走出去企業提供金融支持，需要充分發揮官方金融手段的作用。三大官方支持手段，第一個是提供信貸擔保，尤其是對於中小企業而言，資産本身是有限的，沒有辦法提供抵押物，怎麼辦？恐怕需要政策性的手段承擔。二是提供政策性貸款，如貼息等，這些貸款的利率比市場利率低一些，有助於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幫助企業解決資金困難。第三個是信保講到的投資信用保險，出口信用保險也包含這樣的內涵，進出口銀行也承擔了部分信用保險業務。正想企業談到的，目前政策性信用保險機構的能力還比較有限，我個人認為恐怕要拓寬經營準入範圍，允許其他一些金融機構參與其中，為企業提供信用保險服務。

第五個問題，對企業“走出去”的收益保障。一些觀點把一個投資項目本身是否盈利作為投資收益的主要判斷標準，似乎只有有利潤了才算成功。關於這一點，我有一個不同的看法。企業在境外的並購投資，不能過度地用它在境外投資這件事上是否賺錢來衡量並購是否成功。要站在企業全球收益的標準上衡量投資項目成功與否。企業不同投資目的地投資業務的功能是有所不同的。有些是它的成本中心，有些是它的利潤中心。如果要求所有投資項目都必須獲益，這個觀點是有問題的。要從合併核算的方法判斷企業的投資收益狀況。有些情況下，獲得利潤並不是企業投資的唯一目的，除此之外，還有技術、品牌等戰略性資産。近看利潤是不全面的。幾位發言的人都提到了中聯重科例子，我也曾經在中聯重科做過調研。中聯重科的國際化戰略是十分成功的。一個是國際化人才，長沙的總部有一批外國人，或者有過在國外跨國公司工作經歷的中國人，完全具備國際對接的能力。二是它投資並購後的品牌戰略也很成功，中聯重科的品牌是要提高影響力的，但現在還不行，那就和西法的品牌並列方式逐步擴大影響力。在面向歐洲市場的時候就利用西法的品牌。通過組合的方式，確實提升了中聯重科品牌的影響力。第三個重要經驗是“廠中廠”，在中聯重科的總部設一個小工廠，把西法的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和一線工人都請過來，是相對獨立的，在這個小工廠裏按照生産活動的自然規律進行生産經營。通過把公司的很多人員派進去，跟著他們一起幹，掌握大量的技能和工作技巧、管理經驗。技術溢出效果明顯提升。

對於基礎設施投資，由於它的回報週期比較長，恐怕不能從短期的進展考察是否合格，更重要的是看長期需要。我並不是否認投資項目盡可能獲益，但也要有一些不同的視角。

王躍生：

首先感謝邀請我來參加這個活動。我是看到研討題目以後才來的，這個題目很有意義。我也認為“走出去的金融支持和收益保障”是當前中國企業走出去的至關重要的問題，所以我很想來聽聽各位政府官員、企業家和金融界人士的高見。聽下來以後感覺收穫不小。

我在學校研究中國企業“走出去”，而且專門講授跨國公司金融和財務管理，就是解釋投融資的問題。聽了各位的觀點，有些很贊同，對有些觀點也有想法。下面簡單介紹一下我的想法。

我認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高速發展是一個很特殊的現象，具有“中國奇跡”的特徵。首先，中國企業走出去海外投資發展速度非常之快，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在企業海外投資發展史上也是非常罕見的。2002年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年度規模才20多億美元，現在增長到1千億美元以上。其次，按照FDI的存量計算，70%甚至80%以上是國企和央企的投資，這樣一個對外投資存量結構在國際上也是很少見的。對外投資主要是來自國有企業，這是很特殊現象，也是中國特色。

由於上面兩個特徵，我認為儘管對外投資規模很大，但中國企業走出去海外投資還很不成熟。因此，中國的對外投資跨過了從無到有粗放式規模擴張的階段後，到了需要深耕的階段，或者説精耕細作的階段。這個轉變可能就是從2014年開始的。因為這一年FDI的流出和流入大致平衡，有人説這一年是中國FDI元年，流出規模已經達到世界第三，我認為到了深耕的階段。

從企業走出去對外投資的意義來講，在全球一體化、中國影響力不斷擴張、一帶一路戰略付諸實施這些大背景下，走出去對於中國的戰略意義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從企業來講，從微觀基礎來講，中國對外投資“走出去”又是準備不足、基礎不牢的，有點倉促上陣的意味。

這就説到走出去的決策與選擇問題。走出去是國家的宏觀大戰略，國家應當為企業走出去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條件，積極鼓勵企業走出去，這沒有問題。但是，企業走出去終歸是企業行為，為了企業的發展和成長，當然要“走出去”，但這個過程不要成為行政命令的結果，更不能越俎代庖，由政府代替企業決策。我們知道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後提出國企改革，其中一個主要問題是政企分開，完善企業的治理結構。有的地方把國際化程度確定為考核國企老總的工作指標，我覺得就未必是適當的，也與國企改革的大方向不相吻合。不要讓對外投資成為純粹的政府行為，政府的責任是建立規則、培育環境、提供支持。一般而言，不要讓政府既當教練員、裁判員，又當運動員，一身幾任。我認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由市場發揮主導作用之日，就是海外投資成熟化之時。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走出去的金融支持問題。聽了各位老總的觀點，我都很同意。但我認為在討論金融支持問題時要防止一個傾向。我們現在説的融資金融支持好像只是銀行貸款，政策性貸款，希望貸款的成本更低一點，越低越好。當然，這沒有錯。但是，大家不能僅僅把眼光盯在國有銀行的政策性貸款上。企業走出去的國際投融資、融資安排是非常廣闊的概念，內涵豐富，企業要解決對外投資的資金來源問題，有很多的融資方式、融資的途徑、融資的渠道。中國企業的發展程度和資本市場的發展程度都有限，現在的做法是企業從國內銀行借錢，帶錢出去投資，基本都是這樣做。是不是中國企業走出去一定都要從中國帶著錢出去，是不是全部資金都要來源於國內？融資方式是不是就是銀行貸款？未必如此。如果我們僅僅這樣考慮問題，我覺得這個做法未必是可持續的。就算我們有錢，也不是這個做法。

當然，有人説把外匯儲備交給企業投資比買美國國債好多了，這是有道理的。但是不是僅僅有從銀行借錢進行對外投資這種形式？一方面，“一帶一路”建設需要大量的海外投資，國有企業從國有金融機構借外匯從事風險巨大的海外投資，把海外投資的風險完全壓在國家4萬億外匯儲備身上，這是有問題的。另一方面，當我們的國有企業海外投資規模日益擴大，企業已經成為跨國公司的時候，作為跨國公司的高層管理者，有沒有通盤的財務金融管理方面的籌劃？資本結構和融資安排有沒有通盤的考慮？我之所以説中國企業跨國經營需要深耕，就是因為我們的海外投資者在金融財務管理上概念上還是不足，在投融資規劃上仍然滯後。國有企業的思路還是我們是執行國家戰略、執行國家任務，我們是國家隊，代表國家去修鐵路、建核電站，國家應給我們提供資金保障。這個思路不是沒有道理，但這畢竟不是問題的全部。在這方面，國企、央企應當向民營企業學習，學會在市場中游泳。而我們的金融機構，包括政策性金融機構，不僅應當積極支持央企走出去，而且應當大力支持民營企業走出去。民營企業大規模“走出去”才是中國企業“走出去”逐漸成熟的表現。

如果我們的企業經營者有了在國際市場融資、在全球尋找資金來源的觀念，大家所説中國的資金貴，國際的資金便宜，內外融資成本倒挂的問題就不存在了，也就不會再一味地要求銀行降息支持。當然，國有企業在海外直接融資，進入國際資本市場，可能還有制度性障礙和政策性障礙，而這恰恰是需要改革的地方，需要大家呼籲的地方。當制度性障礙不斷消除，如果是由於你自己的能力不行，不熟悉國際自己市場的運作方法，不知道怎麼進去，那就需要我們自己提高融資能力了。

馬駿：

過去十年，由於中國企業國際化步伐顯著加速，國務院發展中心企業所對中國企業的國際化現象進行了長期跟蹤研究，對在座的一些企業也進行了調研。由於時間關係，我只補充一個方面的內容。

根據商務部的統計，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特點可以用“三高”來概括。一個是對發展中國家投資佔比高。二是能源、金融、基礎設施等基礎性領域佔比高。商務部剛公佈，2014年中國企業參加348個國外鐵路項目，比2013年多了113個。三是國有企業投資額佔比高。雖然從企業數來看民營企業較多，但從投資量來看，國有企業佔比高。

“三高”是相互關聯的，它顯示出我國企業國際化可能面臨更加突出風險。大家知道，發展中國家投資風險高，特別是政局不穩、法律不健全、治安不好等矛盾比較突出。我們又較多投資一些基礎性領域，基礎性領域的投資資金需求量大、回收週期長，有些産業甚至很難盈利。這些長期投資很容易被套牢。以上兩點對企業提出了很高的的要求。而我們的對外投資企業中，國有企業佔較高比重，他們能否應對這些風險？從實踐看，很多國有企業的國際化做得不錯，雖然有些也交了一些學費，但已經培養了一批國際化投資的專業化隊伍。但是，我們也看到，有些國有企業出現一些問題，甚至是比較重大的問題。不可否認，當前國有企業的管理體制還不完善，包括國資管理體制不適應市場化和國際化的要求，公司治理不完善，內部管理效率低等問題。這些問題對企業國際化造成了不利影響。

針對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這些特點，主要提四點建議。

首先，要加快國有企業改革。包括改革國資管理體制，推行混合所有制，健全公司治理，完善內部激勵約束制度等等。通過改革，進一步激發企業活力，提升企業競爭力。

二是國有企業走出去可以採用聯合投資的方式。這是一個比較有效的方式，很多企業已經這麼做了，包括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國有企業與外資企業企業聯合投資。比如聯想收購IBMPC，中石油在海外投資油田，中國南車在美國投標機車等等。聯合投資有很多方式，可以構建統一投資主體，也可以分別出資。聯合投資可以取得優勢互補、取長補短的作用。

三是國內應繼續放鬆金融管制，支持企業走産融結合道路。國際上很多跨國公司都搞産融結合，用金融支持産業發展。我們國家過去長期限制金融業務發展，實業企業利用金融資源能力嚴重不足。搞産融結合，並不是要內部循環，關鍵是提升實業企業利用金融資源的能力，通過在全球配置金融資源，突破金融服務的瓶頸，更好滿足客戶要求。

四是加強海外商會和行業協會的作用。海外商會為中國企業創造更好的投資環境，在多方面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包括：與當地政府和社區溝通，為中國企業提供服務，減少內部惡性競爭等等。行業協會應加強技術標準的制定，為中國産品和服務走出去提供基礎性支持。

盧邁：

今天參加研討會的有企業界的，銀行的負責同志，還有學者，我自己的收穫很多，有幾點感想。第一，2009年亞洲協會發佈報告，參考日本的指標，根據我國的發展情況，估計2020年中國的對外投資要達到2萬億美元。我們當時都覺得非常驚訝，但現在來看，現在已經1.4萬億美元，按照現在一年1千多億的速度，到2020年完全可以達到2萬億。説奇特也奇特，如果人家已經根據我們的發展情況進行推算，我們有特殊的地方，但我們也有共同的地方。

第二，這些“走出去”的企業，在經濟方面做出了貢獻，政治方面也做出了貢獻，不管是國企，還是民企。國際上關於衡量一個國家是否是一個大國，，彼德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給出了三個指標。一是體量足夠大。二是有足夠的活力。三是對外開放，要有影響。按照這個標準，只有美國、歐盟和中國。日本接近，但開放程度不夠。其他國家的影響力不夠。中國作為真正負責任的大國，要發揮優勢，要保持活力，同時要把我們的經驗、長處、投資帶到其他國家去，從大的歷史趨勢來講，這也是很重要的。

第三，今天提到的很多方面都是很值得注意的。有同志提出説要把我們的目標和人家的結合起來，這一點很重要。我們目前的目標是産能“走出去”和“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而那些發展中國家，比如埃塞俄比亞的總理講就是2020年進入中等收入國家。斯裏蘭卡也這麼講。中國給了他們希望，讓他們看到了這種可能性。中國“走出去”就是幫助他們實現這個理想。所以我們也不怕墨西哥的情況，如果能夠給當地帶來就業和增長，遲早還會回到這些問題上。

中國目前在這些問題上的研究不夠，比如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印度關於公路建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都有研究報告，我們只有在80年代做過類似研究，現在是世行做，我們自己還得再做。基礎設施建設也好，工業園區也好，我們向人家介紹的是經驗，，還帶來投資，還帶來技術。沿著這條路，幫助他們從低收入國家進入中等收入國家。這方面的研究還是要做的。

二是大家提到的政府如何保護企業對外投資，專家在這方面説得很好，下一步需要研究。政府如何拿捏好自己的角色，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在國際市場環境裏，必須符合它的規則，市場經濟需要企業獨立運作，政府必須很好地幫助企業，就像我們總理出去做推銷員一樣。

三是很多具體的做法需要研究，像在境外設立機構、在國際市場上融資、稅收優惠等等。這些具體的建議都可以列在上面，一塊報上去，但需要更多的研究。

四是中國最缺的還是協同。就像體育運動裏的單打總是還可以，一到集體的時候就不行。在協同上，政府可以起作用，企業可以牽頭起作用，像核電這樣自己組織。還可以借鑒國外的做法，比如美中貿易委員會有很多這樣的組織、歐盟的商會、香港的貿發局。這些機構的資金來源是企業捐贈，服務的對像是企業，它的監管是由理事會負責，比政府直接操作好得很多。這些都是現在急需發展的。中國的經濟增長快，做這些事情也需要學習的過程，要用只爭朝夕的精神儘快做好這些工作。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起成立的非營利組織，願意為各位企業界、為學者提供服務。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在3月份會舉辦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由基金會承辦，得到了部委的支持。各位企業的領導可以來參與，跟國外公司的大老闆交朋友，“走出去”的時候共同開展工作，借用他們的諮詢服務，學習他們管理分擔風險的經驗。

今天的研討就進行到這裡，非常感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