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國家失去製造能力時，同時也在失去創新能力”

公元前557年，晉平公元年，晉國中軍主帥中行偃在湛阪之戰中大敗楚軍，重振晉國霸業，一舉奠定中原地區近半個世紀的和平穩定，晉國步入最後的鼎盛時代。2500年後的1957年，考古人員在山西省侯馬市發現了這個時期的晉都新田遺址，在牛村古城南挖掘出了一個東周時期的大規模鑄銅坊。

　　在近20萬平方米範圍內，出土了5萬餘件鑄銅陶范，大到一人多高的編鐘，小到空首布（晉國貨幣），門類繁多一時空前……美國考古學家羅伯特·貝格力考察了遺址規模、範圍及龐大銅器群後説，“侯馬晉國鑄銅遺址在當時全世界範圍內都堪稱最大的鑄造工廠。”

　　令人驚嘆的是，侯馬青銅器工廠採用的紋飾，有西周晚期的蟠龍紋，有草原民族的動物搏鬥紋，還有中亞、西亞的鷹頭獅身帶翅怪獸——格裏芬。這意味著，比漢朝張騫出塞早400多年，侯馬青銅器可能就已遠銷西域。

　　這並非最驚奇之處。德國海德堡大學哲學歷史學院院長雷德侯研究認為，一次澆鑄十幾噸、數百件，中國青銅器是專業工匠大規模協作的結果，他們發明了模件體系，形成了完善的勞動分工，每個人負責完成其中一項標準化工序，産品在一個生産體系內被極為順暢而高效地裝配生産出來……

　　在深入研究了諸如青銅、蠶絲、生漆、陶土和木材等製作的許多中國古代器物和建築後，雷德侯在其《萬物——中國藝術中的模件化和規模化生産》一書中寫道，“假如一個工廠可以由其體系化的項目，譬如説勞動力的組織、分工、質量控制、系列化加工以及標準化加以定義，那就可以説，青銅器、絲綢或許還有玉器的工廠，早在商代（公元前1650～前1050年）就已出現。”

　　“而且這些工廠已經在探索大規模生産的方法。”亨利·福特為1947年版《不列顛百科全書》撰寫的“大規模生産”條目，將其定義為，“對應于具動力、精確、經濟、系統、持續、速度，還有循環複製之原則的製造業的項目。”雷德侯認為，除去動力差別，福特原則可以適用於3600多年前的商代工廠。

　　雷德侯的視野像一面透鏡，放大出中國燦爛的古代文化何以輝煌數千年而不熄的秘密：每一個偉大王朝都依賴於一個龐大而高效的物質生産體系，一個國家的競爭力實質就是其組織大規模分工協作的廣度、深度和複雜程度。

　　19世紀中葉以來，全球範圍內曾先後出現過三個“全球製造業中心”，無一例外都成為一度主導世界發展方向的發達國家：19世紀70年代的英國，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和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

　　幾乎與此同時，中國GDP佔世界比重，自1820年32.9%的頂峰一路滑落，直至1990年觸底。而後從1.83%的最低點開始陡峭急升，2014年達到13.3%，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成就這一人類史上發展奇觀的原動力，也正是中國大規模先進製造能力自鴉片戰爭之後的淪喪和改革開放之後的重振。

　　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國際理事會成員小理查德·埃爾克斯，因此將一國對先進製造業的追逐，稱之為“為大國的命脈而戰”，“在任何市場中，在爭奪經濟的制高點時，決定勝負的力量通常掌握在控制戰略要素的生産者手中，他們不僅影響到技術創新，還影響到貫徹和實施技術創新的能力，即製造産品的能力。”

“王者歸來”

　　然而，這個“常識”在20世紀80年代到本世紀初遭到了遺棄。

　　伴隨著全球化的迅速擴張，以債券、股票和金融衍生品為主的金融交易指數式膨脹，在封閉的金融領域內部形成了天文數字的金融資産名義數量虛擬增值。沒有實質商品、勞務和投資基礎的虛擬經濟，或者説脫離甚至排擠實體經濟的“以錢生錢”的金融異化，成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最引人注目的全球化現象。

　　1978年以來，世界經濟年均增長3%左右，而國際資本年均增長25%左右。據國際清算銀行和世界銀行數據顯示，1990年全球虛擬資産達到50.04萬億美元，是全球GDP的2.19倍；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2008年，全球虛擬資産“爆炸”到865.03萬億美元，是全球GDP的14.2倍。

　　像禿鷲一樣肆無忌憚地追逐更高利潤的美國華爾街和英國倫敦“金融城”，成為這場“金融大爆炸”的“原爆點”，驅動發達國家競相走向以資本市場為主體的虛擬經濟發展，將製造業作為垃圾産業和夕陽産業轉移到成本低的東亞發展中國家，本土實體經濟呈現“空心化”。美國甚至高達70%的就業人口轉向金融和金融服務業。

　　物極必反，對經濟發展規律的漠視，必然會受到其鐵面無情的懲罰。1970～2011年間，與資本狂歡相伴的是，全球發生了147次銀行危機。其中，1980年至今，世界經歷了6次重要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其頻度和烈度史所罕見。

　　尤其在最近的兩次金融危機——全球金融危機和歐元區金融危機——重創了全球經濟系統的核心國家後，《金融時報》首席評論員馬丁·沃爾夫看到了令其最為恐懼的景象，“隨著時間推移，這些金融危機看起來越來越嚴重，影響範圍越來越遍及全球。”他相信，如果高收入國家在未來10年或者20年再次遭遇這樣一次危機，政府可能因為負債纍纍而束手無策，任由一場“烈火”燒盡一切。

　　正是經歷了超乎想象的災難式經濟潰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形勢出現180度的大逆轉：製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從束之高閣的“供品”，變成了穩定政局與破解危機的“良藥”。

　　“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告訴我們，發達強健的實體經濟是一國應對危機、擺脫困境的關鍵。”工業和信息化部賽迪智庫産業政策研究所所長李燕告訴《瞭望》新聞週刊記者，金融偏離實體經濟而自我循環，很容易生出金融泡沫，“危機爆發後，美歐國家之所以至今難以脫身，重要的原因就是實體經濟的孱弱，包括先進製造能力的退化。”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學界、政界和企業界一致呼籲製造業的本土回歸。2009年上臺伊始，美國總統奧巴馬即以“危機總統”的姿態，高調倡導“重回製造業時代”，相繼頒布實施《重振美國製造業政策框架》《先進製造夥伴計劃》和《先進製造業國家戰略計劃》，從“去工業化”徹底扭轉為“再工業化”。

　　緊跟其後，英國2009年提出“重振製造業戰略”，法國2010年提出工業振興計劃，日本提出發展“領先世界的尖端産業群”，德國提出“工業4.0”的高科技戰略計劃……一時間“再工業化”成為發達國家的政策“流行詞”，以先進製造業為核心的實體經濟，以“王者歸來”的氣勢重新主宰全球大國經濟角逐場。

“逐鹿”先進製造

　　幸運的是，中國躲過了這場史無前例的懲罰的直接衝擊。採訪中，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金碚告訴《瞭望》新聞週刊記者，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多年來中國一直致力於發展實體經濟，中國經濟基礎和發展戰略自始至終沒有脫離以工業製造為核心的實體經濟。

　　這一點，得益於中國領導人對發展實體經濟所保持的一貫冷靜和篤定。

　　早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報告在論述“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時就強調，要“正確處理發展高新技術産業和傳統産業、資金技術密集型産業和勞動密集型産業、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關係。”這是中國決策層首次明確提出正確處理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關係。

　　2012年，中共十八大報告再次提出，“牢牢把握髮展實體經濟這一堅實基礎，實行更加有利於實體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強化需求導向，推動戰略性新興産業、先進製造業健康發展，加快傳統産業轉型升級，推動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發展壯大，合理佈局建設基礎設施和基礎産業。”

　　尤其近兩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多個角度強調實體經濟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性：2013年7月在湖北考察時指出，“工業化很重要，我們這麼一個大國要強大，要靠實體經濟，不能泡沫化。自力更生任何時候都不能少，我們自己的飯碗主要要裝自己生産的糧食”；2015年7月在吉林考察時強調，“‘中國夢’具體到工業戰線就是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把製造業搞上去，創新驅動發展是核心。我們要向全社會發出明確信息：搞好經濟、搞好企業、搞好國有企業，把實體經濟抓上去。”

　　依靠堅定的國家意志，過去20多年來，尤其是本世紀初加入WTO後，中國以製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實現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按照聯合國統計數據顯示，1995年中國工業規模總量不足0.4萬億美元，2013年則超過4萬億美元，中國工業規模增長了10倍。由此計算，中國工業佔全球比重，從1995年的不足4%上升到2013年的20%。短短11年間，中國連續將意大利、法國、英國、德國和日本甩在身後，並在2011年最終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

　　然而，此時此刻全球範圍內實體經濟的突然興起，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提出重振製造業、發展高技術産業搶佔制高點的戰略轉型，引發全球諸大國競相重構經濟發展方式。過去分工明確有序的全球産業鏈正在銹結和斷裂，各自為政相互爭奪的市場分裂已經烽煙四起，世界經濟競爭格局正在形成空前複雜的裂變局面。

　　接受《瞭望》新聞週刊記者採訪中，上海交通大學教授葉連松認為，美歐發達國家再工業化，絕非發展低端製造業，而是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向高端製造發展，通過加大科技創新投入，尤其加大信息技術對新能源、生物技術和新材料等産業發展的滲透融合，重新奪回世界製造業的優勢地位。

　　10月5日，由美國主導，日本、澳大利亞、新加坡和加拿大等12個國家參與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談判，歷經近五年時間達成一致，其貿易合作涵蓋了全球40%的經濟産出。

　　對中國而言，無論如何解讀這一事件，葉連松認為有兩件事是一望而知的：

其一，未來10年將是美歐“再工業化”重建高端製造業的10年，這不但會縮減我國製造業對外出口空間，而且隨著貿易摩擦的日益加劇，強烈衝擊中國工業製成品對世界其他市場的出口規模；

其二，一些世界發達國家對國際貿易的圍堵對象，已從“中國製造”上升為“中國高端製造”領域。

“行百里者半九十”

　　《戰國策·秦策五》曰，“詩云：‘行百里者半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也。”意喻做事愈接近成功愈困難。在金碚看來，以此來形容四面圍堵下的“中國製造”再恰當不過，“中國雖然已經是製造業生産能力世界第一的國家，但不能不清醒認識到，我們離‘製造強國’目標還有相當距離。”

　　目前，中國製造業仍然沒有擺脫“大而不強”的現狀，人均工業增加值不及製造業強國美日德的1/3。而且，總體技術水平落後，自主創新能力弱。2013年我國高端芯片進口額2322億美元，超過當年石油進口額。

　　據高通壟斷案透露，國內每生産一台CDMA手機，要向美國高通公司交10美元專利費，而幾乎所有支持中國新4G標準的高端手機都採用高通芯片。更有工業和信息化部統計顯示，我國優質、低耗的先進工藝普及率不足10%，數控機床、精密設備不足5%，且90%以上的高檔數控機床、100%的光纖製造裝備、85%的集成電路製造設備、80%的石化設備、70%的轎車工業裝備，都依賴進口。

　　同時，産能過剩問題嚴重。近年來，我國工業企業平均産能利用率在72%左右，且呈逐年下降趨勢，而這還是多年大力治理下的結果。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行業，例如鋼鐵、光伏、風力發電等産業，出現了所謂“先進産能”而非“落後産能”的過剩。

　　中國工業資源能源消耗量大、利用效率低仍然有待改善。據測算，2010年，單位GDP能耗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與此相反，在國際産業價值鏈中，中國製造處於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低的“製造-加工-組裝”環節，在消耗大量國內資源和大量排放污染物的同時，所獲利益卻甚少。比如，在iPhone這款産品的價值鏈條中，蘋果公司佔有了全部價值的75%，而中國裝配線上50多萬工人僅分得了2%。

　　即使如此，中國勞動力用工成本在迅速變“貴”。2003～2013年我國製造業勞動力名義工資幾乎翻了兩番。與2005年相比，2012年美國勞動力成本下降了2.4%，而中國增長了41.6%。

　　李燕認為，尤其令人擔憂的是，“近幾年，在外需持續萎縮與內需增勢放緩相互疊加，有效需求不足與産能過剩矛盾相互作用下，我國實體經濟總體上很不景氣，工業發展中面臨諸多困難，多數工業企業經營效益出現下滑，大量資本‘脫實入虛’趨勢明顯，實體經濟異化潛在風險加大。”其中，中小企業“貸款難、融資難”以致牽動最高層親自督導，就是最刺耳的警報。

　　8月下旬，中國企業聯合會發佈的“2015中國企業500強”報告顯示，2014年國有五大銀行以佔500強營業收入的6.39%，創造了35.6%的凈利潤，而266家製造業企業40.1%的營業收入，凈利潤僅佔18.8%，五大行利潤近乎所有製造業企業利潤的兩倍。而此前，2008年時，五大行利潤在500強中佔比僅為26.3%，製造業企業利潤佔比29.6%。

　　這意味著我國製造業與金融業之間的效益“鴻溝”繼續擴大，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嚴重倒挂。統計數據顯示，1999～2002年我國虛擬經濟規模維持在10萬億元左右，與GDP維持著1倍左右的比例。2003年一躍超過20萬億，自此迅速擴大，到2009年已達122.5萬億元，為GDP的3.7倍。

　　中國製造業在“大而未強”時刻，外有強鄰環伺，內有“脫實入虛”隱患，何去何從？在李燕看來，自古華山一條路，唯有向上，她強調，“美國工業發展的經驗教訓，將是砥礪中國製造走向強大的最好‘磨刀石’。”

“當一個國家失去製造能力時，同時也在失去創新能力”

　　8月中旬，美聯儲的修正數據顯示，美國製造業産出仍未恢復到2007年的危機前水平。美國製造業産出增長比2012年和2013年預計的少了2個百分點，比2014年預計少了1個百分點。其中，美國本土製造業主力國防和航空業産量下調幅度更大：比2013年預計的少了4個百分點，比2013年少了7個百分點，比2014年少了2.5個百分點。

　　這意味著，被美國總統稱作事關美國經濟健康和中産階級命運的美國製造業仍然在衰退，所謂的“美國製造的回歸”和“再工業化”還是一個美好的政策願望。

　　“隨著基礎設施建設成本呈指數不斷增加，一個國家要重新進入其已經喪失的基礎技術和基礎設施領域的成本，需付出的代價將令人不堪重負。”小理查德·埃爾克斯出任過多家高科技公司的創始人和董事長，親身經歷了美國過去幾十年“去工業化”進程，他看到的現實是，“如果你退出了，也許就再也進不來了。”

　　近年來，隨著後金融危機陣痛不斷，美國學界和企業界開始掀起了反思實體經濟興衰機制的研究熱潮。許多來自美國製造業第一線的“病理解剖”，正在顛覆西方教科書中關於國家競爭在産業發展領域的政策理論。

　　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加裏·皮薩諾和威利·史在其《製造繁榮：美國為什麼需要製造業復興》一書中，憤怒地將美國製造業規模的下降歸結為一場大型“經濟實驗”的結果：

　　“這場實驗基於以下假設：即使在製造業衰退的情況下，一個發達的經濟體仍然可以保持繁榮發展，因為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業，以及其他以知識為基礎的行業能夠填補製造業衰退留下的空缺，並且促使經濟運行更加出色。”

　　於是，如此理論指導下的政界和企業界，一方面認為“製造業是無足輕重的低附加值的經濟活動，只需要低技能的工人，而這類資源可以輕鬆從世界各地獲得”；一方面自信地將加工製造業務和技術能力大規模轉移和外包。

　　然而，美國數十年的“去工業化”過去了，服務貿易所産生的順差幾乎微不足道，相比貨物貿易逆差卻在迅速持續擴大。更驚人的結果發生在過去十年，貿易逆差開始“吞噬”美國競爭力核心的高技術産品，美國高技術産品出口比重從1992年的33%下降到2009年的23%，相反一直作為外包對象國的中國則從同期的6%飆升到31%。

　　加裏·皮薩諾認為，這完全是美國製造業競爭力下降的結果，“從傳統産業到新興産業，大量必需的專業知識、技術能力和基礎設施已經遷往海外。”比如，美國發明了光伏電池大量的基礎技術，卻在産品製造上止步不前。原因很簡單，與光伏電池産業相關的許多技術早已遷至亞洲，美國成立光伏電池生産工廠缺乏供應商和基礎設施。

　　對此，美國政府試圖通過財政補貼消除障礙。美國長青太陽能公司從馬薩諸塞州獲得了5800萬美元的補貼以在該州生産光伏電池組件。但即使獲得了補貼，長青公司依然缺乏競爭力。2011年年初，該公司宣佈關閉位於馬薩諸塞州的工廠，並將剩餘生産線遷往東亞。

　　於是，一個惡性循環順勢形成，“如果每個企業都選擇將業務外包給國外的工廠，本土供應商生存將會陷入困境，投資于創新、新技術和員工培訓在經濟意義上變得不可行。而技術創新和人力資源方面的投資不足，反過來造成這些供應商競爭力的下降，這又進一步推動企業將供應鏈轉移至海外。”

　　正如加裏·皮薩諾所言，最終的結果就是，“當一個國家失去製造能力時，同時也在失去創新能力。”

　　事實上，這還只是問題的開始。伴隨著製造業的衰退，曾經創造了全球最龐大中産階級群體的美國製造業就業崗位也在大幅度萎縮。有跟蹤研究發現，在iPod創造的全部4.1萬個就業機會中，僅有30個崗位留在了美國。

　　截至2010年底，美國製造業就業人數僅為就業總人數的8.2%，美國真實失業率已接近20%。至於奧巴馬承諾要在第二任期內創造的100萬個製造業就業崗位，從2013年1月至今，還不到這個數字的一半。

　　的確，美國本土的薪酬超過海外的兩倍，但英特爾創始人兼首任董事長安德魯·格羅夫回應説，“像很多人一樣，你或許會説，將就業崗位送到國外不是什麼大事，因為高附加值的工作、當然也是高利潤的工作，依舊留在美國。但是如果一個社會裏只有高收入人群從事著高收入附加值工作，而絕大多數人都在失業，那將是怎樣的一種社會呢？”

“中國製造”何以“後發先至”

　　8月15日，美國《國家利益》雙月刊網站刊出一篇題為“美國應該擔心的中國五種最致命武器”的文章，除了列舉“太空戰”、“水雷”和“特種部隊”這些缺乏想象力的軍事術語外，提出的另兩大“致命武器”則是“製造業基地”和“大學畢業生”。

　　文章稱，中國是世界工廠，産品從烤肉架到iPhone無所不包，“2014年底，中國製造商建立了有20萬名工人的100條生産線的生産規模，每天的iPhone産量達到了令人瞠目的54萬部……一個一天之內能生産50萬部iPhone的國家，在一天之內生産出足夠1萬人的步兵師使用的裝備應該不是什麼難事。”至於大學畢業生，“到2020年，預計中國的勞動力大軍當中將有1.95億名大學畢業生……隨著解放軍日益重視高技術領域，科學和工程等領域的學位將越來越有用，由此幾乎必定會産生一支更加精通技術的人民解放軍。”

　　文章的內容令人忍俊不禁，但也真實透露出“中國製造”30多年積累的雄厚後發優勢，和大國規模所産生的無可替代的工業基礎能力，以及強大的人力資源競爭力。

　　目前，按照工業體系完整度來衡量，中國擁有39個工業大類，191個中類，525個小類，成為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産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這意味著，如果一家製造業廠商在中國打半小時電話就能完成的配套工作，到其他國家可能要半個月甚至半年才能搞定。

　　一位主管部門官員告訴《瞭望》新聞週刊記者，完整的工業體系除了對保障國家安全意義重大，在對外貿易競爭中，更完善的工業體系能夠減少工業配套生産成本，有利於生産質優價廉的産品，加強國內産品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優勢，“包括被人詬病的高精尖産品，中國技術能力大多也排在全世界前幾名。即使一些高端芯片被切斷供給，中國生産的低端芯片仍可使用，儘管良率比較低、功耗高、速度慢，但足以支撐自身工業體系需要。”

　　而且，“由於一國産業完整齊全，外國投資時，很容易就能從本地找到生産廠家，大大降低了産品生産的成本。而進口零件不但需要支付運費，還要支付關稅。”他很自信地説，“這使得中國即便勞動力成本已經明顯高於很多發展中國家，大量的産業還是不得不留在中國。何況中國完善的基礎設施，更加加深了這種依賴。”

　　2011年2月，在矽谷舉行的宴會上，奧巴馬曾質問喬布斯為何不在美國生産“蘋果”産品，“蘋果”教父不吝辭色地告訴美國總統，如果美國本土能給“蘋果”提供3萬名工程師，“我馬上將這60萬個就業崗位帶回美國。”故事的最後，蘋果最終在美國設立了一個製造廠，年産量只有蘋果全球出貨量的1%，也就是中國不足4天的生産額。

　　難能可貴的是，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唯一100%的工業體系並沒有“睡大覺”，而是加緊抓住信息時代開啟的契機，為龐大的身軀插上了強勁而靈活的“互聯網+”的巨翼。

　　9月初，原本想一睹中國尖端技術企業的韓國《中央日報》社中國研究所所長韓友德，不情願地走進青島紅領服飾公司。但令其震驚的是，這家年産80萬套西裝和600萬件襯衣的服裝廠，在每台縫紉機上安裝了小型電腦後，去年利潤實現了150%的增長。

　　紅領公司花費12年時間、投入12.6億元人民幣，研究了國內外約220萬人的體形，提取了1000多萬個設計數據和100多萬個服裝模型，用大數據和“互聯網+”武裝了自己的服裝生産線，一舉從自動化生産躍遷到智慧製造，以從工廠直接到顧客的量身定制，成為全球第一家通過“互聯網+”實現了“大規模個性化定制”的服裝企業。

　　當公司總裁張蘊藍告訴參觀者，“自己沒有賣場，也無須物流網，消費者和工廠直接進行交易。客戶下單定做衣服後，7天內即可送達，當然也包括海外配送”時，這位韓國研究者感慨地説，腳下這片土地已不再是依靠中國廉價勞動力生存的韓國企業所能待的地方了。

　　對此，國務院僑辦副主任何亞非在其新著《選擇：中國與全球治理》一書中作了精要的點評：“移動互聯網在中國發展已十年有餘，正從消費性的移動互聯網向移動互聯網＋工業、農業和軍事等各行業延伸。‘互聯網+工業’就是‘工業4.0’，它將直接影響中國的經濟形態，影響生産和就業，影響所有産品生産、製造、流程、供應鏈，顛覆了傳統工業生産模式……新工業革命時代的來臨，給中國帶來了後發優勢，中國具有科技創新蓬勃發展的難得優勢。”

引領新時代“工業文明”

　　採訪中，李燕告訴瞭望記者，近現代以來，無論是中國自身的探索實踐，還是美歐發達國家的經驗鏡鑒，都充分印證了，“實體經濟是一國經濟的基礎，是最大的就業容納器和最強的創新驅動器。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維持經濟社會穩定中，發揮著中堅作用。”她認為，新一屆中國領導集體對發展實體經濟的戰略意義有著充分而堅定的認識。

　　比如，剛剛頒布的“中國製造2025”國家戰略，2013年初還只是中國工程院聯合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質檢總局牽頭實施的諮詢項目。隨著當年4月德國政府在漢諾威工業博覽會上正式推出“工業4.0”戰略，中國決策層迅速意識到要迎頭趕上第三次工業革命浪潮，責成工信部牽頭編制“中國製造2025規劃”，作為未來10年中國製造業發展的頂層規劃，並上升為國家戰略。

　　因此，“中國製造2025”又被稱為“中國版工業4.0”。何亞非認為，現在，不論是縱向自身發展歷史比較，還是橫向國際間比較，“中國製造2025”都擁有“可遇不可求”的歷史性機遇：

　　其一，巨大的國內市場有利於分攤研發成本、培育巨型企業，為科技創新提供有力需求支撐，吸引全球企業和創新要素聚集。

　　其二，研發人力資源的優勢。中國每年約有700萬大學畢業生，理工科佔的比例高，研發人員成本低於發達國家。儘管中國勞動力價格在不斷上升，但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目前美國勞動力價格仍然是中國的6倍。

　　其三，經過幾十年的奮鬥，形成了強大産業基礎。中國製造業規模居世界之首，産業配套完善。戰略性新興産業已經起步，部分領域居世界前列。如世界十大信息科技企業，美中分別佔6家和4家。

　　其四，創新體制與政策環境正在改善。“中國製造2025”以建設創新型國家為目標，研發投入不斷增加。2014年中國研發投入佔GDP的2.09%，雖與發達國家尚有差距，如北歐國家佔GDP比例是3%～3.5%，但中國研發投入基數大，2014年總額13312億元，居全球第二。同時，出臺了企業登記、創新孵化器、風險投資、融資稅收等方面鼓勵創新的政策和做法，創新型企業和各類“創客”(Geeks)如山花爛漫遍地涌現。

　　此時此刻，金碚認為，一定要借鑒吸取美歐發達國家在製造業發展過程中的經驗教訓，處理好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關係，“金融是一個賺快錢的行業，實業是一個賺慢錢的行業。金融和實業之間，既有互相之間的支援，也有互相之間的競爭。如果大家都認為賺快錢是好的，攜裹資源配置去賺快錢，賺慢錢的實體經濟就沒人幹。只有兩者利潤相當，金融才可能為實體經濟服務。”

　　他對當前中國經濟“脫實入虛”的苗頭深為憂慮，“金融業應該是風險較高的行業，但各種不合理的行政保護政策人為降低了我國金融業的風險，甚至旱澇保收。其結果，不是搞金融的人支援實體，是搞實體的人賺了錢跑到金融這邊來賺快錢，實體經濟融資越來越困難。”

　　“如果我們希望讓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就必須要讓金融像實體經濟一樣辛苦工作才能賺到錢。”他認為，就目前而言，我國金融和實體經濟沒有融為一體，本質上不是一個統一市場體系的有機部分，實際上是兩個板塊。而這正是美國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的源頭。

　　面對未來，這位長期研究中國工業經濟的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認為，“中國成為製造大國是有支撐的，無論是資源還是技術，我們都具備。但是，做到技術高端的時候，我們需要製造業文化和工業文明的洗禮。”

　　在他看來，世界上沒有一個製造強國是在短期內成就的，建設製造強國不僅是技術創新、匠藝積累、財富積累的過程，而且是文化演進的過程，“而所有這些問題的關鍵是，我們究竟有沒有長期堅韌不拔發展製造業，堅持實體經濟為主的耐心和意志？”

　　“這就需要，在制度和政策安排中最大限度減少‘賺快錢’、‘一夜暴富’的誘惑和投機取巧機會，形成建設製造強國的有效激勵機制和崇尚實業的社會氛圍。”金碚最後告訴《瞭望》新聞週刊記者。（記者 王健君 李紹飛 宮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