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是我國新一輪對外開放的重要內容。黨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十八屆三中、五中全會進一步要求以周邊為基礎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

2015年12月，國務院出臺《國務院關於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的若干意見》(國發〔2015〕69號)(下稱《意見》)，對進一步優化自由貿易區建設佈局、加快建設高水平自由貿易區、健全保障體系、完善支持機制、加強組織實施等方面做出了全面部署。

《意見》稱，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外貿發展機遇和挑戰並存，“引進來”、“走出去”正面臨新的發展形勢。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是我國適應經濟全球化新趨勢的客觀要求，是全面深化改革、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必然選擇。

近日，中國政府網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在京聯合舉辦了第二十次文津圓桌研討會，主題是“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推進開放型經濟發展”。相關領域的多位專家學者圍繞當前自貿區建設現狀，面臨的主要問題，如何加快自貿區建設、構建更高水平的自貿區網絡，借此推進開放型經濟發展和新體制不斷完善等主要議題，提出了具有針對性和建設性的對策和建議。

部分發言嘉賓：

趙晉平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部長

劉唐 海關總署原産地辦公室副主任

屠新泉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中國WTO研究院院長

袁波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主任

劉英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合作研究部主任

自由貿易試驗區同自由貿易區戰略密切相關​

趙晉平：我們目前在推進的自由貿易試驗區是和自由貿易區戰略密切相關的。感到在中央的統一部署下，一方面在“一帶一路”背景下加快和相關國家之間商簽自貿協定;另一方面，我們也知道面臨不少困難，要通過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方式來先行先試。設立這幾個自由貿易試驗區也是為了適應高水平自貿區網絡建設的需要。

下面圍繞自由貿易區《關於加快自由貿易區戰略若干意見》發佈以來的最新動態、影響，以及我們的應對策略和建議來談一談我個人的兩點個人的看法。

首先，這個意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政策文件。從2001年開始，中日韓三國聯合開展建立中日韓三國自由貿易區的可能性研究。這是在三國政府的主導下，分別指定了各自的政策研究機構，聯合組成一個工作組，每一年要分別召開幾次的討論會，同時，最後形成的共同政策建議報告要提交三國領導人會議。從當時到2009年持續的進展情況來看，在推動中日韓三國的經濟合作，特別是推動中日韓三國自貿區的進展方面還是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很多建議也被採用，直接促成了三國自貿區談判的起步。從那個時候開始研究自由貿易區，而且結合我們國家推進自貿區戰略的需要。

這次若干意見發佈之後，我們有了一個公開發佈的政策文件。這可以説是在深化我們自貿區戰略方面取得了的一個重要進展。

第二，這個政策文件無論是對當前我們面臨的形勢、挑戰，以及今後推進自貿區戰略的基本思路和路徑都做了全面、系統的闡述。

我們現在自貿區戰略的格局已經非常清晰了，希望通過RCEP、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中國東盟貿易協定升級版促進我國的區域合作。從RCEP也好，未來可能的中日韓也好，應該是自由化水平高出我們以往貿易安排自由化水平。我們在中韓的自由貿易協定，通過我們目前提出的商品關稅減讓的方案等來看，還很難説是一個高水平的自由貿易協定。但和過去相比是水平提高了。但是和國際高水平的協議相比差別還是比較大。這意味著我們的RCEP希望它通過一個廣泛的相對高水平的自貿協定，實現我們自貿區戰略的轉型升級，但是目前實際進展來看難度也是比較大的。

第三，和我們的外交戰略也是密切相關的，大國還是關鍵，特別是中美之間，我們短期內不具備去申請加入TPP的條件，按照目前的情況，美國也不會輕易同意中國加入TPP，因為它要重起爐灶搞TPP一定意義上就是要甩開WTO，要重新書寫一套規則。就像奧巴馬説的，美國要重新引領規則，不能讓中國來書寫規則。他的規則已經形成、制訂完了，你這個時候加入，他會按照他的規則來要求你。這個時候談判就會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而且在政治上短期內不可能達成妥協。所以從這些因素看，中短期內我們不具備加入TPP的可能性。可是怎麼化解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所處的相對被動的局勢?就是通過中美BIT，中美BIT追求的是資本層面的融合，奧巴馬訪華以來，在推進中美BIT談判方面和中方達成了共識。但是實際進展距離我們的要求還是有很遠。如果我們解決了這個，至少在一定意義上解決了加入TPP所需要的20%、30%左右的事情。當然對其他的一些主要經濟體，如歐盟我覺得也要採取積極主動的策略推進，另外“一帶一路”的佈局亦可作為重要的切入點。

原産地貿易的談判是關鍵之一

劉唐：海關是進出口貨物的監督管理機構，我們所有的工作都集中在貨物貿易領域。我們現在自貿區單位主要是兩塊內容，一塊是原産地，我們負責跟大家介紹海關在自貿區戰略中起到的職責。

首先我們牽頭原産地貿易的談判，負責海關程序的實施問題，負責知識産權保護、電子商務方面的一些磋商。在實施內容方面我們負責原産地和貿易自由化規則的實施。我先介紹一下總的實施情況，自貿區實施來看，我們把MFN政策和其他政策加在一起，我們統計2015年有八個協定的進口利率，扣除了MFN和百分制稅率為零的商品以後，我們有8個自貿協定利潤率超過了80%，中國和新西蘭的超過了90%。

大家可能對原産地不是特別了解，假如説自貿協定的貨物貿易協定是一列火車，火車需要有軌道跑，原産地就是一個軌道，他保證了自貿協定貨物貿易正常實施的重要手段。原産地是貨物貿易協定的必要手段。當時在SIPA實施的時候，就説SIPA實施的好不好，關鍵在於原産地實施。

海關在自貿區實施管理中的幾個進展：第一，全面推進電子聯網建設，2014年同中國台北在AIKO(音)項下實現了我們所有從台灣進口的AIKO的貨物，台灣都會把他的數據給大陸海關，大陸海關通關的時候非常有效的避免了原産地輸出上的瞞騙。我們已經全面的實施了便利措施。這是在我們加強監管的過程中提高通關便利的重要舉措。目前我們在中韓、中國和巴西斯坦和中國和新西蘭都在全面的推進電子通關系統，希望在2016年能夠上線試運行。

去年海關簡化了直接運輸的要求，為了確保有關貨物能夠享受減免稅，我們要求他經過第三方中轉的時候不能進行複雜的加工。經過多年的實踐，我們把它做了大幅度的簡化。現在收到了企業的良好反響。去年我們基本保證了中澳、中韓自貿協定的實施，我們做了強有力的宣傳，保障了實施過程。

我們對於進口貨物原産地規則的管理上，海關在自貿區實施的力量，多年來保障了自貿區政策順利的實施。隨著自貿協定越來越多，自貿協定在商簽過程中是多個層面參與的。但是實施的時候是海關主導實施，實施的時候就在於我們的能力資源保障上，隨著自貿協定逐漸增多，我們日常開展的工作越來越多，同時還有對不發達國家的免關稅配額，還有農産品關稅政策，還有亞太項下的實施。海關面臨的實施工作的任務是日益繁重的。另一方面，我們在實施中發現原産地瞞騙的風險日益增強。越來越多的産品在MMN和協定稅率之間的稅差是很高的，企業就會鋌而走險開展一些瞞騙的行為，如何實施的好，既保障便利又保證我們的稅源不流失，是我們面臨的主要問題。

另外，從我們貿易政策制訂，相關部委制訂政策以後要實施，這些涉及貨物貿易的實施都在海關，海關就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機構保證這些政策能夠切實的落實到位，因此，下一步我們希望能夠進一步加強海關在貿易實施上的管理力量。

建議加快實施多層次高水平自貿區網絡

劉英：上海自貿區嚴格講叫做上海自由貿易園區(FTZ)，商務部也有這樣稱呼，帶有實驗的性質，與自貿區(FTA)不一樣的概念。上海自貿園區現在已經總結出28個成功經驗要向全國推廣，要在半年內落實。這是自由貿易園區(FTZ)的概念。而我們今天討論的是自由貿易區(FTA)戰略，是自由貿易區的概念。2015年5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若干意見》中，提出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總體要求，文件中有一條要加快實施“一帶一路”。“一帶一路”與自貿區戰略怎麼結合，是不是自貿區戰略是“一帶一路”的抓手，它們之間的關係要搞清楚。

回應一下TPP之所以形成就是在多邊情況下比較難以推行所以才整出TPP，當然它有一定的好處，客觀上針對我們發展中國家來説是怎樣的還要結合國情來看。之前美國為主的發達國家倡導WTO，包括多哈談判，2015年12月底有一個內羅畢宣言，談了十多年才達成一個初步的農産品減免關稅協定。之所以把自貿區提到戰略層面，是不是能夠在這裡面也提到覆蓋周邊、全球的多層次和高標準?可不可以形成一個“一帶一路”自貿區網絡?因為“一帶一路”沿線不少國家根本沒有入世，沒有加入WTO，有的國家産業非常單一，出口就是一種産品，WTO對其根本不適合，是不是對最不發達國家要有一個免稅的規定。

由此引出在我國實施自貿區戰略的重大意義，不僅是為了應對TPP，更關鍵的是推進我國改革開放，實施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第一，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重要性和緊迫性突出，不僅是因為這是十八大及其後續會議中不斷強調的重點，更因為自貿區戰略是我國擴大對外開放的重要途徑，是以開放促改革的重要方式，因此，我們需要加快自貿區網絡建設。

第二，構築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是在經濟新常態下統籌利用好國內國外兩個市場，提高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第三，實施自貿區戰略是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重要保障，進一步發揮我國作為100多個國家最大貿易合作夥伴的重要作用，增加國際貿易，促進國際産能合作。日前全球自貿區有220多個，在區域貿易安排當中佔比超過88%，因此加快自貿區網絡建設是客觀需要和重要保障。

第四，加快推進自貿區戰略是提升我國在國際貿易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的重要舉措，是推進全球經濟治理改革，推進引領多邊、區域和雙邊國際貿易規則制定的重要戰略步驟，是積極參與全球價值鏈合作，加強貿易增加值核算體系建設，推進全球價值鏈規則制定及其利益分享機制的重要內容。

第五，實施自貿區戰略是主動開放，維護國家安全，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方略。為此應當加快推進包括中國-斯裏蘭卡、中國-以色列等自貿區談判，加快建設多層次“一帶一路”自貿區網絡，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中國方案和中國聲音及更多的公共品。

目前自貿區網絡建設方面可能還存在層次不夠，在貿易投資便利化和自由化方面尚待提高等問題。

針對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我有五點建議：

一是加快實施多層次的高水平自貿區網絡，以“一帶一路”為主線，加快自貿區建設，針對“一帶一路”沿線的發展中國家，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可以考慮對最不發達國家的免稅措施，加快推進自貿區建設。

二是加快推進規則談判與規制合作。按照國際通行規則，結合我國的實際對規則議題的要求，加快包括電子商務、環境保護、競爭政策、政府採購及知識産權等新議題的談判，掌握主動權。加強同各國的規制合作，監管一體化，提高效率。

三是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需要配套的軟硬體設施，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切實提高貿易便利化和貿易自由化水平。拓展經濟發展空間，統合國內外兩個市場，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更好對接起來，將更多“一帶一路”貿易納入到自由貿易區中來。

四是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需要統籌考慮，重點突破，分類施策。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需要頂層設計和整體規劃，從周邊國家做起，加快輻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建立面向全球的自貿區網絡。

五是擴大服務業開放、加強經濟技術合作以及投資準入放寬。穩步推進包括教育、金融、醫療等有序開放，逐步推進負面清單談判方式。將産業合作、全球價值鏈等經濟技術合作議題納入進來。實質改善雙向投資準入，推動貿易投資便利化，務實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

建議以開放換開放、以開放促改革

屠新泉：從自貿區戰略的必要性來説，沒有疑問。但是現在確實面臨國內國外兩方面的困難，國外的困難包括TPP、日本影響、印度影響。但是更關鍵的還是國內的障礙更大。

我個人感覺自貿區戰略的核心是兩個問題：一是選擇對象，跟誰搞自貿區;第二，內容，FTA應該包括哪些內容，達到什麼樣的標準。這兩個問題要考慮我們實施自貿區戰略或者跟這些國家商談FTA的目的是什麼。現在到底我們為什麼要去推動自貿區戰略，沒有太多深入的思考。我的看法應該有三個方面的目的：

第一，以開放換開放。這是貿易談判最基本的目標，相互開放市場，形成所謂的互惠，這是過去貿易談判最基本的目的。以開放換開放，如何通過FTA實現這個目標，或者跟哪些國家談能夠實現這個目標?我國目前處在比較尷尬的位置，一方面中國的市場規模很大，從工業品的角度來説，出口競爭力很強，誰願意跟中國談判?誰願意跟中國有一個比較對等的交換?真正實現以開放換開放的FTA其實不太多。韓國、澳大利亞有一定交換的意思，但是水平也不高。問題是什麼?就是因為對方的規模不夠、籌碼不夠。我國入世的時候為什麼開放?是因為跟美國談、跟歐盟談。從對方國家來説，現在跟發展中國家談FTA，他們都不敢跟中國談，最好是你開放，我不開放，那我們可以簽約，沒有問題。為什麼不敢?因為中國太大，競爭力太強。應該説中國以開放換開放的主要談判對象應該是巴西、印度、南非這樣的新興大國，因為一方面他們的保護水平高，另一方面他們的市場大。現在印度勉強加入了RCEP，但是也是最難啃的骨頭。但是從以開放換開放的目標來説，並沒有真正實現這樣的目標，這是我們在談FTA的時候面臨的問題。

第二個目標是以開放促改革。多數國家都有這樣的目標，對美國來説，是以開放促別人的改革，對我們來説是以開放促自己的改革。跟誰談才能促進中國的改革?首先還是對象的問題，跟澳大利亞談，澳大利亞的經濟開放水平還可以，包括韓國，也比我們自由化水平要高一些。但還是有問題，對方給的壓力不夠，他們沒有這個籌碼、沒有這個能力來推動中國改革。我國入世的時候為什麼能夠實現以開放促開放?因為主要跟美國、歐盟談，他們才有能力來推動中國改革，一方面水平足夠高，可以提要求;第二，實力足夠強，能夠迫使我們開放。以開放促改革另外一個方面的因素是國內的因素，關鍵問題是自身對外開放的意願不夠高。

最後再説對TPP的看法，中國應該加入TPP，我覺得現在是可能不可能的問題。從目前來説，不可能，這是我的看法。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説，TPP目前已經確立了亞太經濟一體化的方向。不管政治上還是經濟上的影響力，美國仍處在核心地位。事實上，現在一些RCEP成員包括印尼、菲律賓、泰國、韓國等都已經表示加入TPP的興趣。這一點還很難去動搖，即使美國在亞太價值鏈的地位比中國還要低一點點，但是這個是可以變化的。從目前來説，亞太地區的生産網絡，美國還是處於引領地位，美國以領導地位建立了TPP，其實已經確立了框架。從這個角度來説，應該加入TPP，但現實難度很大。

將自貿區戰略與“一帶一路”全面對接

袁波：一、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自貿區建設情況

我國自加入世貿組織以來，在積極推進多邊貿易自由化的同時，也在努力推動區域自由貿易安排。截至2015年12月底，中國共簽署了14個自由貿易協定，涉及22個國家和地區。當前，我國自貿區建設雖然取得了較大成績，但與“一帶一路”國家建成的自貿區還不多，正在談判和研究之中的自貿區雖較多，但還面臨一些困難與障礙。一方面，“一帶一路”沿線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因為擔心我國産業競爭力與經濟實力過於強大，如果在世貿組織承諾基礎上對我國進一步開放市場，將難以承受競爭壓力與市場衝擊，因而對與我國商談自貿區存在抵觸心理，且最不發達國家已經享受我國給予的97%稅目産品零關稅待遇;另一方面，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國內法律體系還不健全，制度化水平較低，對國際規則的了解程度不足，自貿協定談判能力較弱，因而也不願與我國商談自貿區。

二、推動自貿區戰略與“一帶一路”戰略有機銜接的建議

《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明確提出，投資貿易合作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點內容，要積極同沿線國家和地區共同商建自由貿易區。《關於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的若干意見》也要求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逐步構築起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因此，我們需要將自貿區戰略與“一帶一路”戰略全面對接，使之形成合力，共同服務於國家的總體對外戰略。在此，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是需要充分認識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設自貿區的重要意義。目前，“一帶一路”沿線大多為發展中國家，有些國家還不是世貿組織成員國，總體關稅水平較高，市場開放水平較低。西亞、中亞和沿線歐洲國家的最惠國關稅稅率大都在5-10%之間，而南亞和非洲國家關稅水平大多在10%以上，有些甚至超過20%。在關稅壁壘之外，區域各國還不同程度存在著形式多樣的非關稅壁壘。在“一帶一路”沿線推動自貿區建設，促進貿易投資自由化與便利化，不僅有利於我國與沿線國家的友好往來，還有利於提升雙邊經貿合作水平，更好地保障企業在這些國家的貿易投資安全。

二是應以更大的包容性靈活推進與“一帶一路”發展中國家的自貿區建設。歐盟與發展中國家建設自由貿易區也經歷了由低水平、窄領域、非互惠的優惠貿易安排逐步過渡到較高水平、寬領域、互惠的自由貿易協定的過程。當前，許多“一帶一路”沿線中小發展中國家對於與我國商談自由貿易區還存在顧慮，我國推動建設的自貿區與TPP最大的不同在於其更加具有包容性，尊重各個國家的發展實際，因此，在與這些中小型發展中經濟體建設自貿區時，應考慮靈活推動自貿區建設進程，給予更多優惠待遇，形成更加穩固的經濟紐帶，促進我國自貿區網絡的延伸。

三是探索與“一帶一路”國家打造具有發展中國家特色的自貿協定範本。充分利用“一帶一路”建設的戰略機遇，與沿線國家建立包含全面經濟夥伴關係、經濟合作協定等各種形式在內的自貿區，將符合我國及沿線國家發展需求的互聯互通和基礎設施建設、電子商務，以及産業、園區和地區合作等新議題納入其中，形成具有發展中國家特色的自貿協定範本。

四是加強對“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援助，提高其談判能力。“一帶一路”沿線主要是發展中國家，還有一些最不發達國家，其中部分國家對國際經貿規則的掌握程度較差，談判能力也較弱。我國應加強對這些國家的技術援助，幫助其提升談判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