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理論的政策性應用很難被民眾所理解，現代經濟決策的不確定性也呈現爆炸性增長。“當今世界唯一確定的就是不確定性”已漸成共識。而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伯南克（Ben Shalom Bernanke）也明確指出：“用現代經濟學分析經濟現象常常‘捉襟見肘’，一般只能起到‘事後諸葛亮式’解釋作用，而不能進行預測”。

史實表明，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後，我國台灣地區城鎮化、工業化同步進入中後期，政府決策部門和經濟界對産業如何升級轉型分歧很大。

曾任聯合國亞洲暨遠東經濟會工業研究組組長並因撰寫《台灣經濟發展之路》而蜚聲學界的王作榮和時任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曾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名的蔣碩傑①，通過報刊投書與社論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經濟辯論，當時業界形容這是一場“李斯特（政府干預）大戰史密斯（自由市場）”的辯論，並影響了台灣日後的經濟結構調整走向。

王作榮與其他在當時被認為是自由市場派經濟學家蔣碩傑之間的根本分歧，與其説是政府主導還是市場主導，毋寧説是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職能邊界究竟何在。在這一點上，王作榮深信政府不僅可以清楚的認定“關鍵性的戰略産業”何在，而且可以通過政府積極干預、甚至公營為主的辦法，來推動其更好更快的建立；蔣碩傑則傾向，政府不僅不能干預，而且連對“關鍵性的戰略産業”都並無真正有能力認定，反而可能陷入積重難返的尋租腐敗和裙帶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方向的認定問題，必須交由市場自主選擇。

台灣政府決策部門及時從這場大辯論成果中汲取了政策建議，有效避免了重大的經濟決策失誤，以致于三十年之後，國際經濟學界普遍認為，台灣當局的經濟結構調整政策可以得“高分”。

當前，我國“保增長、抗通縮”和經濟的整體“升級提效”與當年台灣相比，無論是外部環境或內部的規模和差異性等方面都要複雜許多，尤其是當前熱點之一“供應側改革”都與裏根時代的美國的國情、全球化、信息化程度截然不同，更需要學界公開、持久、有序的學術公開辯論來為國家高層經濟決策服務。

除此之外，為了超越國際上所謂中國經濟前景的悲觀論者和樂觀論者各自片面的角度，也應儘快在主流媒體上設立“經濟政策”辯論頻道，使國際學術界和實業家們就我國體制改革方案與重大政策開展討論，這不僅有助於吸收他們的真知灼見為我國高層決策所用，更為重要的是可以有針對性及時地消除偏見，讓能影響各國領導人意見的經濟學大咖們接受中肯的批評，約束那些對我國經濟前景和決策極端不負責任的指責。

：蔣碩傑受多元文化的熏陶，師從哈耶克，又有在IMF工作的經驗和在美國大學與同行交流的條件，在可貸資金問題等金融理論領域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和創造。從20世界40年代起，他就對凱恩斯的流動性偏好理論和存量分析方法提出批評，他關於“瓦爾拉定律”及其誤用的分析，不僅動搖了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基礎，而且揭示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局限，他認為資産組合平衡不宜作為貨幣理論的基礎，存量分析方法不能代替流量分析方法成為貨幣市場分析的主要方法，並將其應用於國際經濟學，提出了遠期匯率決定理論，並建立了外匯投機與國際資金流動的理論框架。蔣碩傑把他的理論應用於中國台灣的經濟發展，從而主導了20世紀後半葉台灣的經濟政策。台灣經濟發展的成功既是對蔣碩傑理論的經驗實證，也豐富了他的理論。

仇保興

簡歷：

男，1953年11月生，浙江樂清人。中共黨員。研究生學歷，經濟學博士、工學博士。高級規劃師。曾任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黨組成員，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委員。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2015年2月被聘任為國務院參事。（簡歷來源：國務院參事室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