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　　杜　鷹

    2005年8月，馬凱同志在第28期發展和改革工作研究班上作了重要講話，對全國發展改革系統的工作提出了兩點要求：一是要立足當前，繼續做好宏觀調控工作；再一個是謀劃長遠，把“十一五”規劃做深做實。前一段，我委和各地發展改革委在編制“十一五”農村經濟發展規劃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做了大量調研、數據分析和情況匯總工作，提出了全國和本省(區、市)的農業農村經濟發展“十一五”規劃框架和思路，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但要強調的是，這項工作還沒有完，離馬凱同志提出的要舉全委之力，把“十一五”規劃做深做實的要求還有很大差距，任務還相當艱巨。把“十一五”規劃做深做實，就是要研究落實三個“重大”：一是進一步研究重大工程和項目，二是進一步研究分析重大矛盾和問題，三是進一步研究重大的改革和政策。下面，我就“十一五”農村經濟發展規劃編制工作講幾點意見：

    一、關於編制“十一五”農村經濟發展規劃的總體要求

    “十一五”規劃如何反映時代的背景，如何把握現階段的主要矛盾，這是我們編好規劃的思想基礎、出發點和前提。回顧前兩個五年計劃，都有明確的主題。“八五”計劃執行後期，中國一度出現糧食緊張，美國的萊思特·布朗講“誰來養活中國人”。編制“九五”規劃的時候，我們把注意力放在提高糧食的綜合生産能力上，這是“九五”農村經濟規劃編制的一大中心任務，就是要把糧食總量搞上去，當時提出1995－2000年，全國糧食産量從9000億斤的水平提高到1萬億斤。最後我們實現了這個目標，辦成了這件大事，中國農業生産能力實實在在上了一個大臺階。“十五”計劃我們又幹了兩件大事。1998年大洪水以後，利用增發國債的有利時機，重點加強生態環境建設和重大水利工程建設。水利建設上實施了長江幹堤加固，現在又在治理淮河，都取得了重大進展。長江幹堤工程給當地老百姓造了福，保障程度大為提高。空前規模的生態建設也對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發揮了重大作用。一個階段總有一個階段的突出問題和矛盾，“十一五”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是什麼?這個階段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歷史定位是什麼?這是需要認真研究的。

    我認為，新時期農業和農村工作的主題，就是貫徹統籌城鄉發展方略，在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同時，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十一五”時期，要貫徹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兩個普遍趨向”的根本要求，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逐步加大支農力度，切實解決農業基礎薄弱、農村面貌落後，農民收入不高的問題，在解決“三農”問題上、在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問題上，要有實質性的突破。

    所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都是二元經濟結構，即先進的工業和現代的城市與落後的農業和傳統的農村並存。中國有自身的特殊國情，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是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建國以後，為了儘快建成工業化體系，不得不採取工農業産品“價格剪刀差”的交換方式，農民承擔了工業化原始資金積累的任務，為中國工業化進程做出了莫大的貢獻。但是長期以來，他們卻被排斥在工業化進程之外，不能充分分享工業化帶來的成果。這是一個歷史階段的産物，這種格局應該改變。現在，我們的認識上去了，也有了改變二元結構的基本條件和國力。“十一五”期間，要在統籌城鄉發展，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真正讓億萬農民分享工業化、城鎮化成果方面有實質性的變化，取得突破性的進展。這可以不可以作為我們編制“十一五”農業和農村規劃的基本立足點，請大家考慮研究。總之，“十一五”規劃是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後的第一個規劃，是本世紀頭20年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承前啟後的規劃，必須在解決“三農”問題上有大的動作，取得新的突破。

    二、關於“十一五”農村經濟發展規劃編制的具體要求

    (一)遵循五個原則。第一，要體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整體戰略部署。第二，要體現科學發展觀和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第三，要體現“兩個趨向”重要論斷的要求。第四，要體現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新階段、新特點、新變化提出的要求。第五，要體現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要求。

    (二)指標的設定要滿足三個要求。一是指標的有限性。“十一五”規劃不是年度計劃，指標要有，但不能搞那麼多，要精挑細選。二是指標要有導向性，既要給人民以希望，凝聚民心民力，又要實事求是，切實可行。三是指標要量化。(1)糧食綜合生産能力方面的指標。(2)農民收入和就業轉移方面的指標。(3)改善農民生産生活條件方面的指標。(4)節約資源使用方面的指標。(5)生態建設和可持續發展方面的指標。(6)社會發展方面的指標。

    三、關於“十一五”需要解決的若干重大問題

    “十一五”規劃，要前瞻性地考慮一些重大問題。主要有五方面：

    (一)關於正確理解胡錦濤總書記在十六屆四中全會講話中提出的“兩個趨向”的重要論斷

    胡錦濤總書記“兩個趨向”的論斷，對於正確處理工業化階段的城鄉關係和工農關係具有極為重要的指導意義。

    第一、總書記的重要論斷符合各個國家工業化階段的實際。“兩個趨向”講的，實際是工業和農業兩大産業的關係，是國民收入在兩大産業之間再分配的關係。在工業革命以前，農業是國民財富的主要來源。自17世紀英國工業革命以後，在工業化進程中，由於工業的收益率遠遠高於農業，資源和要素往收益高的産業流動，農業與工業的平衡被打破了，工業成為國民財富的主要來源，成為一個國家財富和實力強盛的標誌。加上推進工業化成為政府的目標，政府採取很多政策和體制安排，來促進要素從農業領域向工業領域轉移，進一步強化了農業要素向工業轉移的趨勢。比較典型的如英國的圈地運動、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對地主課以高額稅收，以及前蘇聯和我國採取的工農業産品交換價格“剪刀差”等，就是通常所講的農業支持工業的具體體現。到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為什麼又要求工業反過來支持農業?這是由農業受自然力影響的産業性質決定的，農業勞動生産率不會在市場調配資源的情況下自然地提升到與工業收益率趨同的狀態。農業是一個安天下的産業，任何國家都不敢把農業看輕。再加上在工業化的進程中，農民和城市人口的收入差距呈擴大趨勢，也需要國家給予特別的關注。所以在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很多國家反過來，或為加強農業這個基礎，或為平衡城鄉收入差距，把工業所創造的財富切出一塊來支持農業。縱觀歷史，無論是英國、美國、早先的歐共體現在的歐盟，戰後的日本、韓國、我國的台灣省，在工業化進程中都有這樣兩個鮮明的階段。

    第二，需要我們澄清的問題是，中國是否到了從農業支持工業向工業反哺農業轉變的階段?對這個問題是有不同看法的。有人把各國工業化階段的經驗數據加以處理，構建了一組指標體系，以此來匡算中國到沒到工業反哺農業的階段，結果怎麼匡算對中國都不適用。原因在於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産物，是不能簡單地用一般規律來套用的。因此中國到沒到工業反哺農業的階段，既要參考國際經驗，但更要具體分析我國的實際情況。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基本判斷是：中國的國民經濟開始進入工業反哺農業階段，或者説，中國的國民經濟正處在從農業支持工業向工業反哺農業轉折的關鍵時期。為什麼這麼説?首先從必要性看，一是，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農業發展進入新階段後，農業發展的制約因素從單純的資源約束轉變為資源約束與需求約束並存，農業一旦進入需求約束階段，收益率、勞動生産率進一步提高的空間就縮小了。為此，必須加大政府對農業的支持力度。二是，中國農業正處在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進程中，有兩個規律開始起作用，一個是要素投入的邊際報酬遞減規律，導致了農業物質成本抬升；另一個是資本替代勞動規律，農業要素投入結構變化，資本替代勞動的趨向越來越明顯，也導致農産品的物質成本加速上升，弱化了農業的競爭力。三是，加入世貿以後，受衝擊最大的應該是農業。與國外大生産相比，我們的小生産處於劣勢地位，也需要強化國內支持政策。四是，工農産業的勞動生産率差距在不斷擴大。1990年，我國工業和農業産業勞動生産率差距是3.9倍，到2003年擴大到5.3倍，這表明，必須要調整農業和非農産業的關係了。五是，本世紀頭20年，我國國民經濟會保持一個相當高的增長速度，工業化、城鎮化會比較快地向前推進，在此過程中，弱勢人群不能不關注。構建和諧社會要求必須讓農民更多地分享工業化、城鎮化帶來的好處。其次，從可能性看，一是綜合國力增強了，工業不再需要農業去哺育，而且有條件來反哺農業；二是黨中央、國務院已經做出了明確的判斷，要求把“三農”問題擺在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上。事實上，近兩年，我們已經逐步加大了工業反哺農業的力度。

    第三，要充分認識工業反哺農業過程的長期性。這個過程分兩個階段，在農業存在大量剩餘勞動力情況下，工業反哺農業與農業支持工業兩大政策傾向會交織在一起、並存一段時間，表現為農業支持工業的趨向由強變弱、工業反哺農業的趨向由弱變強的過程。

    現在是否還存在對農業、農村和農民的剝奪?仍然存在。一是低價徵用農民的土地，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沒有充分考慮農民的權利和收益。二是低價使用農民工，不僅表現為同工不同酬上，更多地表現在社會待遇上，包括就業機會、勞動保障和社會保障待遇不同。三是雖然取消了糧食統購統銷，但工農業産品貿易條件仍然對農産品不利。這表明，工業和農業兩大産業的利益關係的調整，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一個與深化改革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相伴而行的過程。另一方面，國家確實開啟了工業反哺農業的歷史進程，最突出表現在，一是取消農業特産稅、農業稅，二是給農民良種補貼、農機補貼，將流通環節補貼改為直接補貼，還有退耕還林的生態補貼。農民講，這是開天闢地以來沒有的。三是公共財政開始惠及農村，如國家支持農村“六小工程”建設，每年財政新增教育、衛生、文化支出的主要部分用於農村等。

    説明未來一段時期兩大政策取向是並存、交織在一起的，是必要的。只有真正認識到阻礙工業反哺農業的問題所在，我們才能切實地承擔起歷史的重任，那就是要通過深化改革和有效的工作，儘量縮短交替時間，加快工業反哺農業的進程。

    第四。工業反哺農業的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側重點。大體分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在農村還存在較多剩餘勞動力的情況下，工業反哺農業的重點還不是拉平城鄉收入差距，不是對農民直接的收入補貼，而是産業支持和改善農村生産生活條件的支持。所謂産業支持，就是打牢農業的基礎地位。為什麼是這樣?因為在勞動剩餘的情況下，經濟的增長主要靠勞動力從低生産率的農業部門向高生産率的工業部門轉移，而一定的收入差，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前提，也因此才有我們20年的戰略機遇期，才有國民經濟增長源源不斷的內在動力。現階段，經濟工作的主線仍然是加快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就業轉移。與此同時，要進一步加大對“三農”的財政支持，而支持的重點主要是圍繞提升農業綜合生産能力和改善農村生産生活條件，防止出現“産業不協調”和“社會不協調”。第二階段，當我國農村剩餘勞動力問題基本解決的時候，就要適時提出均衡城鄉收人目標了，那時候工業反哺農業就可以拓展到對農民的收入支持了。

    之所以要區別這兩個階段的重點，不僅是因為國家財政的承受能力有一個逐步增強的過程，而且還特別要注意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係。反哺資源的使用，發達國家有很多的負面教訓，很多補貼最後是無效的，既沒有處理好效率問題，也沒有處理好公平問題。工業反哺農業主要是公平問題，經濟發展是效率問題，産業結構調整、勞動力轉移也是效率問題。兩者關係要處理好，應該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公平裏面，也有把錢用好、花好的問題。

    這些思想和認識，能不能在“十一五”規劃裏有所體現，關係到是否全面地、準確地理解和貫徹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兩個趨向”重要論斷，大家應再深入研究。

    (二)關於農業增長方式的轉型問題

    中國是人多地少、人均農業資源匱乏的國家，人均耕地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0%，人均淡水資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同時還要養活13億人口。另一方面，在現代化進程中解決眾多人口的吃飯問題，我們只能利用國際市場，而不能立足於國際市場。我們的基本方針是立足國內、基本自給，即便是加入了世貿組織，我們的這個基本方針也不會改變的。將來國內的食物自給率，有可能從現在平均98%下降到95%，但不能再下降了。

    中國的邊界約束條件是清楚的，立足於這麼多地和水，養活13億人，怎麼辦?過去解決矛盾，讓資源和環境付出了很大的代價，破壞了資源、環境，現在也仍然存在這樣的問題。我國的荒漠化和沙漠化土地分別佔國土面積的28%和18%，水土流失面積佔國土面積的37%，可利用草場中90%以上不同程度的退化、沙化和鹽鹼化，湖泊面積縮小，水旱災害頻繁。我國單位面積化肥施用量，25年來增加了4倍，是西方發達國家1.5--3倍，農藥施用量是美國的2.5倍。現在全國重要河流相當部分被污染，其中農業面源污染是重要因素。過度墾殖和投入的不合理使用，導致了對環境的污染和生態破壞。農業的這種外延擴張型的生産方式，固然能得到更高産量，但會使農業效益下降，環境付出越來越大的代價，已難以為繼。

    溫家寶總理、曾培炎副總理多次強調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理解，不光是工業有這個問題，農業同樣有這個問題。怎樣合理地利用水土資源，合理地使用工業投入品，取得農業産量增加與農業效益、生態環境保護和改善共贏的局面，這是“十一五”期間農業發展必須要面對和解決的一大問題。

    在資源約束條件下，産量要增加，又要提高效益、保持生態平衡，根本的出路是推進農業科技進步。農業技術進步有幾個重點：一是良種推廣。我們在這方面有潛力，也有基礎。二是大力推廣農業先進適用技術。三是節水灌溉技術。農業用水總的趨勢是要減少，要讓位給城市用水、工業用水，而農産品的總量又要增加，只有通過節水提高農業用水的有效利用率，從目前的0.45提高到“十一五”規劃期末的0.5。四是注重高科技發展。要力爭在基因重組技術方面有大的突破。

    推進農業增長方式轉型，還要靠深化改革和制度創新。

    首先是要推進農業要素價格的改革，讓土地和水資源價格真實地反映它的稀缺程度，這樣才能鼓勵人們保護耕地、節約用水。為此，要改革現行的徵地制度，低價徵地不利於保護耕地。把徵佔地的公益性用途和商業性用途分開，公益性用地要提高徵地標準，商業用地要進入市場，通過招拍挂形成價格。這樣，耕地的真實價格才能反映出來，人們才會愛惜耕地、保護耕地。破解農業節約用水的難題，也要啟動水價杠桿。要提高農民節水意識，方向是啟動終端水價機制，實現計量收費。為此，應在國家的支持下，推進灌區渠係末端改造，為實現終端水價機制創造條件。

    其次，是在有條件的地方推進規模經營，提高規模效益。現在全國2.4億農戶，平均每戶擁有耕地面積半公頃多一點，限制了現代技術的應用。要轉變農業增長方式，建設現代農業，就要在有條件的地方推進適度規模經營。推進土地適度規模，一是要堅持家庭承包經營不動搖，要在家庭承包經營的基礎上，隨著農業勞動方的就業轉移，促進土地的流轉和集中，擴大務農農戶的經營規模。二是推進農業産業化，通過龍頭企業帶動基地，基地連接千家萬戶，來實現跨農戶的規模經營。基地實行統一種植，分戶管理，就可以實現小群體、大規模。而且，由於有了龍頭企業的帶動，就可以打破農業生産難以標準化的難題。技術標準和操作規範可以通過龍頭企業灌輸到農戶生産中去。

    總之，破解農業資源約束，促進農業增長方式轉型，要從技術進步人手，從要素價格改革、經營體制的完善人手。“十一五”期間，要在這方面破題，有針對性地採取相應的對策和措施。

    (三)關於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問題

    建國以來，在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講話和文件裏，提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有20多處，但多是作為宏偉目標提出的，而這次提出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在新的歷史背景下，把它作為推進現代化建設的一個重大歷史任務提出的。

    未來20年，是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重要的戰略機遇期，同時也是矛盾凸顯期。從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教訓看，在推進現代化建設中，有兩個問題和矛盾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一個是産業關係的不協調，即農業作為弱勢産業被忽視，高度弱化，難以支持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另一個是社會關繫上的不協調，即城鄉差別、農工差別過度放大，廣大農村人口不能分享工業化、城市化的好處，處在被邊緣化的位置。這兩個關係集中起來就是“三農”問題。“三農”問題的重要性，從來沒有像現代化加速階段這麼重要，“三農”問題解決不好，就會打斷現代化進程。

    黨中央、國務院歷來高度重視“三農”問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解決“三農”問題要堅持統籌城鄉發展戰略，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略，堅持對農民“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把“三農”的事情辦好。在基本思路上，除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向“三農”傾斜以外，還有兩件重要的事情要辦好。一件是加快農村勞動力的就業轉移，不減少農民，就不能富裕農民；另一件就是把農業、農村的事情辦好，包括穩定提高農業綜合生産能力，加強農村生産生活設施建設，加快農村教育、衛生、文化等社會事業的發展。而這些要辦的事情概括起來，就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些年來，城市面貌有很大的變化，但是農村面貌依舊，城鄉之間收入、消費、基礎設施、社會事業和公共服務的差距十分明顯，而且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城鄉每百戶家庭擁有的耐用消費品的數量差距很大。有人計算，城鄉的消費差距在15年以上。農村道路、飲水、用電等問題非常突出。農村教育非常滯後，義務教育搞不好，就談不上機會的公平、平等。農村衛生、文化事業的發展，也同城市形成強烈的反差。城鄉差距擴大，會影響農業基礎的穩固，影響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影響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和保持國民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影響政治的穩定和社會的和諧。因此，中央高瞻遠矚，提出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一件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的大事。

    要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內涵和外延搞清楚。完整地説，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應該包括“三個文明”，“四大建設”。三個文明是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其中，物質文明是基礎，還是要把促進生産力發展放在首位；四大建設是經濟建設、文化建設、政治建設和和諧社會建設，還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幾大建設與經濟建設同步推進。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全面實現小康是什麼關係?我理解，全面建設小康是目標，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路徑和手段。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要從農村的實際出發，從廣大農民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出發，統籌規劃，突出重點，扎紮實實地辦幾件實事。一是加強農業綜合生産能力建設，打牢農業的基礎地位，提升農業結構和效益，增強農業的市場競爭力。二是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重點是農村道路、安全飲水、農村沼氣、農村用電等，切實改善農村的生産生活條件。三是加強農村社會事業建設，重點是農村教育、衛生、文化基礎設施建設，為培育新農民創造條件。四是擴大公共財政和公共服務的覆蓋面，逐步增加對農村公共品的投入。

    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要堅持群眾自願、群眾受益的原則，不要搞政績工程和下硬指標。要堅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的原則，不要搞“一刀切”和不切實際的形象工程，不要加重農民負擔。要堅持統籌規劃，整合資源的原則，不要打亂仗，不要撒胡椒面。操作方式也要有所變化。要改變過去自上而下發號施令，層層壓任務的操作方式，新農村建設的主體是農民，要調動老百姓的積極性，使他們感覺到國家在支持他們，由要我幹變為我要幹，激發農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還要廣泛贏得社會和輿論的支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一靠農民自力更生，二靠國家適當補助，三要贏得全社會支持。城市支持農村，要有具體措施。

    (四)關於深化農村改革問題

    破解農業發展新階段面臨的問題，出路在改革。我們對農村改革形勢的基本判斷是：現在仍然處在新舊體制交替的階段，新體制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舊體制還沒有完全消亡，因此，改革的任務沒有完成。下一步改革的重點是，推進以稅費改革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綜合配套改革，涉及到鄉鎮機構改革、農村教育體制改革、省以下的縣鄉財政體制改革。近期和明年要著重研究鄉鎮及以下的機構設置、政權運轉、鄉村組織變化等方面的情況。

    這次稅費改革意義深遠，不僅減輕了農村負擔，而且也會對我們政權的基層運作方式帶來一些根本性的變化。目前，這方面還存在矛盾，鄉鎮幹部氣還不順，首先要把鄉鎮幹部的氣理順。農業和農村工作，歷來講兩個積極性。首先是農民的積極性，這是根本，任何時候得罪農民，就是得罪生産力；同時，也要講基層幹部的積極性，沒有基層幹部辛辛苦苦的勞作，我們的社會難得安寧，政權難得穩固。農村稅費改革後，鄉鎮幹部這一級，一是心裏空空蕩蕩的，不知道該幹什麼，二是過去可以搭農業稅集資籌款，現在想攤派都不行了，有的地方發工資都困難。這些問題要靠深化機構改革和加大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力度來解決，同時也要認識到新形勢下轉變政府職能的重要性。農村基層幹部不是沒有事情可幹了，而是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了，過去那些催糧派款等一應事不要幹了，而如何謀劃發展，帶動農民致富，協調鄉里鄉間的各種矛盾，建設和諧社會，舉辦公益性事項，提供公共服務等，有大量的工作。

    深化改革還涉及其他方面，如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棉花流通體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改革、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等等，我們要會同有關部門做好調查研究、方案制定、出臺實施工作。此外，還要深入研究農業補貼問題。為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中央出臺了良種補貼、由流通環節補貼改為對種糧農民直接補貼，以及對糧食品種實行最低收購價的政策，效果是好的。同時，要進一步研究這三者之間的關係，進一步完善補貼辦法。還要研究化肥價格放開後，給予種糧農民化肥、燃料等農資價格直補的辦法。

    (五)關於農業投資問題

    1998年增發國債後，有一個農業固定資産投入的高潮，其投入強度，歷史空前。現在需要為農業農村辦的事越來越多，農業的投資需求剛性上升，恰在此時國債開始減發，農業投入正面臨著階段性變化。2005年的農口投資規模，國債新增部分是320多億元，加上結轉超過380億元，再加上預算內，共計500多億元。我委初步匯總2006年的農林水氣項目，投資將有一個很大的缺口，近兩年可能是農口投資矛盾比較突出和較集中的一段時間。怎樣舒緩矛盾，提高投資效率，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非常現實和迫切需要解決的任務。

    第一，關於增加總量。從中央財政層面上講，在國債減發的同時，要增加預算資金供給，同時逐步建立基本建設投資穩定增長的渠道和機制，並將財政支農投入逐步規範化、法制化。從地方層面來講，各級政府都有加大“三農”支持力度的責任，要主動增加地方財政對農業基本建設的投入。地方財政收入每年以10－20%的速度增長，農業基本建設投資也應該同步增長，還是有潛力的。三是，從社會層面來講，要處理好中央、地方投入和社會資金的關係。要以較少的政府資金投入帶動更多社會資金投入，這就有一個投資方式調整問題。比如説，現在是100%的撥款，將來能不能改成有的貼息，有的“以投代補”，或者“以獎代補”，用更少的錢帶動更多的社會投資，這也是增加總量的辦法。如果發展改革委掌握的農林水氣資金能夠和政策性貸款資金有一個很好地銜接，就能夠拓寬和放大農業投資渠道。

    第二，關於整合投資，提高投資效益。整合支農投資的切入點有兩個，一是中央一級搞個聯席會議制度，互相通氣，各自知道對方是往哪投了，投資規模是多少，避免重復投資，共享不均；二是真正整合要從縣級著手去做，現在要安排試點，在有代表性的地區選擇一些縣市作為試點，通過試點，探索辦法，明確思路。

    第三，明確投入重點，加強投資管理。大家要意識到，可能要過一段時間緊日子，各省發展改革委安排項目和申請中央投資補助時，要分輕重緩急，確保重點，優先解決突出問題，防止出現半拉子工程。要加強項目和資金管理，精打細算，防止大手大腳花錢。要進一步完善項目籌資和管理制度，深化管理體制改革，向改革要效益。(根據杜鷹同志在全國發展改革系統農村經濟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摘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