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當前投資增長過快？

    今年以來，我國國民經濟保持了平穩較快的發展，總體形勢較好。但運行中也出現了一些突出問題，其中投資增速過快已經成為影響發展全局的問題。日前，記者就如何看待投資增長過快問題採訪了國家統計局有關負責人。

    問：我們知道，自2003年下半年開始，國家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抑制投資的過快增長，也取得了較大成效，但今年年初以來，固定資産投資再次加速，您認為主要原因是什麼？

    答：確實，今年上半年固定資産投資呈現出快速增長的態勢，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同比增長29.8%，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4.4個百分點；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28.8%，加快5.5個百分點，這個速度比歷史上投資明顯過熱的1993年全年27.8%的實際增速還高出1個百分點。由於投資快速增長，投資佔GDP的比重持續上升。根據經濟普查數據計算，2002年至2005年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佔GDP的比重分別為36.1%、40.9%、44.1%和48.6%，呈逐年上升態勢，今年上半年為46.3%，比2005年上半年又提高5.2個百分點。

    投資過快增長既有合理因素，也有不合理因素，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一是與我國目前所處的特定發展階段密切相關。我國正處於城鎮化、新型工業化階段。從國際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看，這個階段需要固定資産投資較多。2001－2005年我國固定資産投資近30萬億元，比前20年固定資産投資的總和還多，反映了這一階段性特徵。

    二是市場的推動作用明顯。目前國際國內市場原材料價格居高不下，推動了採礦、原材料製造等産業部門投資的快速增長，如今年上半年採礦業投資增長45.6%。國際貿易增長迅速，我國的進出口貿易增長更快，2005年達23.1%，今年上半年達23.4%。出口的快速增長帶動了以國外市場為導向的紡織、服裝、皮革、傢具等輕紡工業投資的快速增長。

    三是投資週期性增長的慣性作用。投資的增長具有一定週期性。從2003年開始的這一輪投資快速增長，需要一個過程才能逐漸穩定下來。這一過程一般都需要延續幾年，現在還處於高增長慣性作用的延續之中。

    四是企業效益良好，自有資金充足。2003－2005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分別增長42.7%、38.1%、22.6%；2006年上半年又增長28%，同比上升8.9個百分點。企業效益好，利潤增加多，企業有更多的資金用於進一步擴大投資。

    五是新的區域建設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為投資增長開闢了新領域。國家近年實施的西部大開發戰略、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中部地區崛起戰略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戰略，為固定資産投資活動開闢了廣闊的新領域。今年1-6月，中部地區投資明顯加快，6個省份中有5個省的投資增速超過32.0%。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力度也在不斷加大，3個省的投資增速都超過32.0%。隨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不斷推進，中央和地方不斷加強對農村和農業的投資力度。1-6月，農村投資同比增長21.8%，加快5.5個百分點。

    六是各類體制性因素是推動當前投資增長的重要原因。當前，各級地方政府大多采用投資帶動經濟增長的策略，投資積極性很高，很多地區高度重視投資工作，普遍採用績效考核方法，成為投資增長的強大推力。換屆效應也刺激了投資的增長。

    七是信貸投放過快，是投資快速增長的直接誘因。今年前6個月新增貸款佔了全年預期目標的近86%。由於貸款增長快，使今年投資貸款增長加快。1-6月，城鎮投資資金來源中的國內貸款增長29.8%，比上年同期加快了18.0個百分點。貸款的加速投放刺激了投資的過快增長。

    由此可見，對合理的投資因素，如發展階段性、政策性方面的因素，應當肯定；對不合理的投資因素，如盲目攀比速度，過度依賴投資拉動等因素，則應當及時加以糾正和消除。

    問：投資增長過快對經濟運行的危害是什麼？

    答：投資過快增長對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帶來了一定的風險。

    一是導致生産資料價格上漲。投資過快增長，必然加大對原材料的需求，引發生産資料價格上漲，最終必然傳導到消費價格的上漲。上半年，我國鋼鐵、水泥、有色金屬等原材料價格明顯上漲。上半年，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同比上漲6.1%，其中，燃料動力類價格上漲15.1%，有色金屬和電線類價格上漲24.8%。

    二是加大了對資源和環境的壓力。近幾年，我國投資快速增長，使得能源需求進一步擴大，能源消費量持續快速增長。上半年，我國能源消耗的增長速度超過了經濟增長速度。同時，投資的過快增長也加大了環境的壓力。儘管一直在關停並轉污染企業，但許多污染項目有向中西部轉移的趨勢，部分地區的環境污染仍在加劇。

    三是影響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從長期看，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消費，而不是單純的投資，投資增長過快，勢必進一步扭曲投資消費關係，既影響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和持續性，也不利於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當前，不少投資項目主要依靠銀行貸款特別是國有銀行貸款，投資效益偏低，一旦經濟形勢有變，可能導致大量不良貸款，對經濟的穩定增長和金融安全構成威脅。

    問：您認為應採取哪些措施控制投資的過快增長？

    答：對於當前的投資形勢，既要高度重視，充分估計任其發展下去的危害性，切實加強監測，及時出臺相應的調控政策措施，防止其進一步加快，但也不能驚慌失措，要看到，黨中央、國務院以及相應的調控部門對此早就洞若觀火，並已經採取了措施，隨著政策措施的到位，整體投資形勢可望運行在比較正常的軌道上。

    具體説來，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首先要統一思想，把各部門、各地區的思想切實統一到黨中央和國務院對形勢的判斷上來，統一到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上來。既要認識到，當前的投資形勢是複雜的，在一定時期內，中國的經濟增長仍必須依靠投資的增長，不能因為投資增長偏快就否定一切，要堅定不移地維護好、發展好投資增長中的積極和合理因素；也要認識到，當前的投資增長速度確實偏快，對於其持續過快增長的危害必須高度警惕。要充分利用近幾年來積累起來的宏觀調控經驗，以科學發展觀統一各級政府的思想，加強對投資運行及其相關領域的監測，適時適度出臺相應的調控措施，優化投資結構，有效發揮投資對促進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防止投資增長進一步加快。

    其次，加快影響投資增長體制性因素的改革。一是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通過加快改革，規範政府行為，讓政府的功能回歸到創造經濟社會發展環境、維護經濟社會發展秩序、提供必要的公共産品和服務等屬於政府本身的功能上來，逐步減少、最終取消政府對非公共産品直接投資的功能。眼下要特別制止政府變相為企業投資擔保的問題，消除投資膨脹的制度基礎。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控制好土地和信貸兩個“閘門”，使投資走上健康增長的軌道。二是加快金融體制改革。要通過改革促使商業銀行的行為更加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既考慮盈利也考慮風險，既考慮短期也考慮長遠。三是切實改變幹部的政績考核方式，改變以GDP論英雄的現象。建立充分體現科學發展觀和建立和諧社會要求的、全面的幹部政績考核體系。

如何正確理解我國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最近，國內一些公眾及少數經濟學家對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簡稱CPI）提出質疑，認為由於涵蓋範圍的局限和統計權重的偏差，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相對偏低。例如，住房消費所佔權重與實際情況不符，尤其是近幾年上漲很快的購房消費，在計算CPI時不包括在內；衛生醫藥用品、教育、電信等消費所佔權重，與實際情況不符等。日前，記者就如何理解我國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採訪了國家統計局有關負責人。

    問：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與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活緊密相關，大家都很關心這個指標是怎麼編制的，您能否簡單給大家介紹一下？

    答：按照國際上通行的做法，我國CPI的調查內容包括食品、煙酒及用品、衣著、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醫療保健及個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娛樂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務、居住等八大類263個基本分類約700個規格品種的商品和服務項目。編制CPI所用權數是依據全國12萬戶城鄉居民家庭調查資料中的消費支出構成確定的。目前，CPI調查範圍涉及全國31個省（區、市）500多個市縣50000多個調查網點。國家統計局直屬的全國調查系統採取定人、定時、定點的直接調查方式，由近3000名專職物價調查員到不同類型、不同規模的農貿市場和商店現場採集價格資料。對於與居民生活密切相關、價格變動比較頻繁的商品，至少每五天調查一次價格，保證了CPI的及時性和準確性。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國居民消費結構也在不斷變化。因此，我國的CPI權數每年都做一些小調整，每五年做一次大調整。

    我國CPI編制工作已經進行了20多年，其方法制度經過幾次重大改革後，在數據採集、指數計算和權數獲取等方面已經基本與國際上CPI編制水平較高的國家處於同一水平。為了保持我國CPI編制方法與國際接軌，我們每年都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國際組織和一些國家的同行進行廣泛的討論與交流，並將數據和調查方法按照IMF數據公佈通用系統的要求公佈在IMF網站上。

    應該説，經過20多年實踐的檢驗，我國CPI的統計結果反映了居民消費價格的實際變動情況，為價格體制改革、宏觀調控、國民經濟核算等提供了科學可靠的依據。儘管我國的CPI統計在某些方面有待改進，但總的來看，無論是從方法上、技術上，還是從組織上都是與國際接軌的。現行的CPI統計是科學的，結果也是可信的。

    問：經常聽到居民議論説身邊的物價上漲得很快，但國家統計局發佈的CPI漲幅並不高，這是什麼原因？

    答：不少人都覺得公佈的CPI與自己的感受不一致。其實這是個別感受與總體平均狀況差異在現實中客觀的必然反映。因為國家統計局公佈的CPI是對全國各地、各類商品和服務價格的整體情況的反映，是通過對成百上千種不同的代表性商品或服務項目的價格變動進行加權平均計算出來的，反映了成千上萬個商品或服務項目的總體價格的平均變動情況。其中，既有高檔的商品或服務，也有低檔的商品或服務，更多的是中檔的商品或服務。所以CPI常常會與某個地方、某個人對某種商品價格的具體感受不一致。

    問：近些年房價上漲很快，給一些居民帶來了比較大的支出壓力，但目前CPI中居住分項不包括房價，上漲幅度也較小。有些人認為應該將房價計入CPI，否則就不能真正反映物價對居民生活的影響。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答：目前我國的CPI主要反映了居民消費價格的變動，在分類上也包含了居民居住類價格的變動。在CPI的居住類調查項目中，包括了建房及裝修材料、房租、自有住房以及水、電、燃氣等與居住有關的項目。對租房的人來説，其居住價格變動是通過實際租金來體現的。對擁有自己住房的人來説，其居住價格變動是通過虛擬租金，即一定時期居民租用住房可能要付出的租金來體現的。

    但無論是按照國際慣例，還是從實際情況考慮，商品房價格是不應該直接計入CPI的。一是出於國民經濟核算的需要。CPI的統計口徑必須與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的消費分類保持一致。從統計核算角度看，對購房的人來説，更多的是將自己的流動資産轉為固定資産，因而購買商品房通常屬於投資範疇，而不屬於消費行為。二是商品房購買與當期消費不同步，購買支出與當期實際住房消費不對等。商品房購房行為實質上是一種在短期內大量金額的集中投放，但商品房卻要用於今後幾十年的消費。換句話説，當期的實際住房消費對應的只是整個住房的一部分（國際上通常用虛擬租金來代替），而不是整個住房的價格。

    舉例來説，假設100戶居民，在某年有一戶居民買了商品房，花費了100萬元，而其他居民這一年用於住房的日常消費，每戶花了2000元。如果在這一年裏，日常居住消費（水、電、煤氣、物業費等等）價格上漲了2%，而商品房價格上漲了15%，那麼包括商品房在內的住房價格漲幅應高達10%以上，而事實上這年的住房日常消費價格只上漲了2%。因此，將商品房價格變動直接納入CPI統計並不合理，國際上通常也都不這樣做。

    而且，我國CPI中，居住權重隨著消費結構的變化正在逐漸上升。當前居住類在CPI中的權重是13.2%，比2000年提高了3.5個百分點。

    當然，應當指出，對無房居民或雖有房住但條件不理想希望調整住房的家庭來説，這些年房價的上升，確實增加了他們在居住方面的經濟壓力。因此，國務院適時出臺調控房地産市場、穩定房價的措施是完全必要的。

    問：經常聽到居民反映看病難，上學難，電信收費高，汽油價格也不斷上調，但從CPI中醫療、教育、通信、交通等分項的漲幅來看，似乎並不高，CPI中這些項目的權重是不是有些偏低？

    答：我國各類消費支出在CPI中的構成權重是根據對全國12萬戶城鄉居民家庭調查的實際消費支出綜合確定的，反映的是總體水平、平均水平。由於各個居民家庭的消費結構及其支付模式不盡相同，每個家庭用於某類支出的比重也不同，因而對不同商品及服務價格變動的承受能力和實際感受就會有一定差異，使得同樣的價格變動對不同居民家庭的實際影響是不一樣的。

    汽油價格上漲雖在CPI中有體現，但對CPI的整體影響有限。例如，對於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的有車族來説，汽油漲價確實較大幅度地增加了這些居民的消費支出。但公共交通費價格的漲幅並沒有那麼大，對於大部分中低收入的市民來説，日常交通還是公共交通（公共汽車、地鐵等等），因此汽油價格高漲對大多數無車族的影響相對有限。又比如，一些較高收入者經常或定期更換手機，這肯定增加通信方面的支出，但支出費用的增加並不代表此類用品價格上升。事實上，手機等通信工具剛上市價格奇高，隨後就一直是在下降的。

    根據2005年的城鎮住戶調查資料看消費結構，對於高、低收入者來説，交通及通信的支出比重相差了12.4個百分點，即不同收入的家庭中交通及通信的支出比重肯定不同。而高、低收入者用於教育文化娛樂的支出（包括家教費、贊助費等）比重也相差了近4個百分點。

    此外，CPI與個體感覺之間在某些領域存在差異還受到具體的消費環境的影響。

    例如，當前CPI數據反映出的藥品價格是下降的，因為政府一直在採取各種措施降低藥品價格。但如果大夫開藥方時，增加了用藥種類或提高了用藥檔次，或開大處方、用進口設施診斷和治療，特別是有些降價藥品從醫生處方上消失等等因素，都會給患者帶來巨大的、不斷上升的醫療支出。而患者支出的增加，只是反映了醫療費用的增加，並不反映藥品價格的上漲。

    再如，在教育支出方面，如果學雜費、課本費等價格變化很小，對CPI影響也有限。目前，義務教育支出方面的價格受到政府的嚴格控制，然而對普通家庭來説，確實存在“擇校費”以及名目繁多的輔導班等方面的支出，對此國家統計局早就給予了關注，並開始了這方面的研究，但這些收費大多不太規範，難以通過正常採價渠道取得價格，目前還沒有納入CPI的計算，這是需要加快改進的。當然，相信隨著改革的深化，這些不規範的收費將會逐步減少。事實上，各級政府也在這方面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正在收到初步成效。

    毋庸諱言，我國的物價統計工作，包括CPI統計在內，在如何更貼近居民日常生活，反映不同層次居民的感受，如何更及時反映商品質量、品種的變化等方面，都必須繼續進行改革，這是統計部門應有的職責，我們誠懇歡迎社會各界加強對統計的監督和批評。

經濟高增長為什麼沒有帶來高就業？

    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勞動力資源十分豐富，勞動力供大於求的矛盾長期存在，就業總量矛盾和結構性矛盾又相互交織，就業問題一直是影響社會經濟發展全局的大問題。近幾年，我國經濟高速增長，而就業似乎沒有同步增長，各方面議論頗多。日前，記者專門就此採訪了國家統計局有關負責人。

    問：我們看到，長期以來，國家在發展經濟、擴大就業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但不少人仍覺得就業越來越難。您怎樣評價我們目前的就業狀況？

    答：確實，黨中央、國務院歷來高度重視就業工作，並通過大力發展經濟有效地拉動就業增長。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對就業的促進作用是很明顯的。在GDP總量從1978年的3645億元增加到2005年的182321億元的同時，我國就業人數也由1978年的4.01億人增加到了2005年的7.58億人，增加了3.57億人。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近幾年，黨中央、國務院更是把就業問題放在“民生之本”的優先位置加以考慮，根據經濟社會不同時期的發展狀況和就業形勢，及時提出就業再就業的政策和舉措，探索並初步建立起市場經濟條件下促進就業的長效機制，下大力氣重點解決了由於體制轉軌遺留的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問題，成效顯著。2004年，全國累計新增就業人員980萬人，完成了全年目標的108.9%。2005年，全國累計新增就業人員970萬人，完成了全年目標的107.8%。今年上半年，全國已累計實現城鎮新增就業人員608萬人，完成了全年任務（900萬人）的67%；城鎮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236萬人，完成全年任務（500萬人）的47%；其中，“4050”等就業困難人員再就業65萬人，完成全年任務（100萬人）的65%。6月底，全國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2%，控制在計劃目標（4.6%）以內。在農村勞動力不斷轉移和經濟體制轉軌對就業形成巨大壓力的困難情況下，半年就完成全年預期目標的2/3，是來之不易的。

    這既是經濟增長拉動的結果，也是黨中央、國務院實施的積極就業政策發揮效應的結果。城鎮登記失業率雖沒有降低，但改變了上世紀90年代以來逐步上升的勢頭，近兩年穩定在4.2%左右，在目前勞動力總量供過於求和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時期，能做到這一點已屬不易，某種程度上説也是難以避免的。

    問：一般來説，經濟增長快，就業應該擴大。近幾年我國經濟增速高達10%左右，但高增長似乎並沒有帶來高就業，您怎麼看？

    答：近年來，我國經濟保持了較快的增長，就業總規模也在不斷擴大，特別是近幾年，城鎮每年新增就業人數都超過900萬人，來之不易。但就業增長速度卻有所減緩。從數據上看，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的確在下降。“九五”期間GDP年均增長8.6%，年均增加就業人數804萬人；“十五”期間GDP年均增長9.5%，年均增加就業人數只有748萬人，年均增加的就業人數比“九五”時期少56萬人。就業彈性系數也處於下降狀態。“九五”時期平均就業彈性系數為0.13，即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可帶動就業增長0.13個百分點。但到“十五”時期，平均就業彈性系數下降到0.11。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帶動的就業增加量，由“九五”時期的94萬人，減少到“十五”時期的80萬人。其中，2005年的就業彈性系數僅為0.08，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帶動的就業增加量只有63萬人。

    問：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答：高經濟增長之所以沒有帶來高就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城鄉二元結構變化、經濟結構調整、經濟體制改革和就業結構變動造成的。

    一是城鄉二元結構影響了就業總規模的擴大。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對就業總規模的影響是明顯的。對農民來説，只要進行了一定時間的勞動，就算是就業了，儘管這種就業是不充分的。所以，農村中絕大部分勞動力被統計到就業人員中。隨著農村勞動力大規模向城鎮轉移，經濟增長創造的相當一部分就業崗位都是由農村轉移勞動力佔有的，而這些農村勞動力是帶著“已就業”的身份實現轉移的。目前，在城裏的農民工已超過1億人。這種“平移”的就業方式並不完全納入城鎮就業規模統計。但由於廣大進城農民工從生産效率相對較低的農業領域進入效率相對較高的非農領域，卻帶來了整體經濟的更快增長。

    二是經濟結構的升級和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使得經濟增長吸納勞動力的作用減弱。近年來，我國正處於經濟結構大幅調整時期，資金密集型産業發展較快，相同資金帶來的就業增長自然就比過去減少了。我國目前經濟增長的推動因素中，投資和出口的效應較大。由於投資的構成主要是基礎設施、基礎工業建設、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等，隨著技術進步和資本含量的提高，資本有機構成也不斷提高，也會相應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

    三是第一産業就業人員逐年減少是總就業彈性下降的直接原因。經濟增長帶動就業增長的作用受限，很大程度上是第一産業就業彈性下降造成的。分産業看，第一産業的平均就業彈性系數，由“九五”時期的0.16變為“十五”時期的-0.16。而二、三産業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仍較明顯，就業彈性系數仍保持在較高水平。二産的就業彈性系數由“九五”時期的平均0.05，提高到“十五”時期的0.19；三産的就業彈性系數由“九五”時期的0.35，提高到“十五”時期的0.37。這説明，二、三産業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仍較明顯，由此可見，農業就業人員逐年減少導致第一産業就業彈性系數下降是總就業彈性系數下降的直接原因。

    四是企業改制、關閉破産使就業崗位減少。在經濟增長創造就業崗位的同時，國有經濟進行改制重組、關閉破産等經濟體制改革因素也在減少一部分就業崗位。據統計，國有單位從1996年開始，就業崗位一直在減少。國有單位從業人員最多的1995年達11261萬人，到2005年只有6488萬人，減少了4773萬人，下降了42.3%。集體單位從業人數也從1991年的3628萬人減少到2005年的810萬人，減少了2818萬人，下降了77.7%。

    五是人才素質與市場需求的結構性矛盾也影響了就業規模的擴大。我國就業壓力不僅體現在總量上，也反映在結構上。在一些人找不到工作的同時，有些崗位卻沒有人去做。就業的地域性和專業性矛盾更為突出，基層和西部人才緊缺，高端和低端人才不足。這種狀況也使得經濟增長創造的就業崗位處於“虛位”狀態。

    問：有這麼多的因素和困難，您認為怎麼才能在高增長的同時真正實現高就業？

    答：我認為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不同步只是特定時期的特定現象，也是可調節的。

    在我國現階段，農業存在大量剩餘勞動力並不斷向外轉移，經濟結構調整和體制改革仍須積極向前推進，從這個意義上看，出現經濟增長對就業拉動作用不明顯的情況有一定的客觀因素。但就業彈性是可調節的。近幾年來，各級黨委和政府對關係群眾切身利益的就業問題高度重視，在注重經濟增長速度和質量的同時，實行積極的就業政策，把增加就業崗位放在了更加優先的位置去考慮。

    一是進一步完善和落實再就業政策，多渠道開發就業崗位。把體制轉軌時期遺留下來的國有、集體企業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以及部分地區、行業就業困難群體安置和高校畢業生等新成長勞動力的就業問題作為重點。同時，改進就業服務，強化職業培訓，下大力氣解決勞動者技能水平與提高産業競爭力要求不相適應的問題。

    二是在發展技術密集型産業的同時，更加注重發展新型的勞動密集型産業，進一步擴大就業。一方面，注重用高技術將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産業改造為新型勞動密集型産業，促進勞動密集型産業的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注重從政策上適時引導勞動密集型産業向勞動力成本更低的中西部地區轉移，以發揮我國勞動力成本低的比較優勢。

    三是積極支持發展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消除在市場準入、資金融通等方面對中小企業和非公有制企業的歧視，為他們提供真正意義上公平競爭的環境，使他們逐步享受真正的國民待遇。近幾年來，中小企業和非公有制企業發展很快，為緩解就業矛盾、擴大就業産生了積極的作用。

    四是大力發展服務業，認真落實促進服務業擴大就業的各項政策。積極發展多種所有制的服務業，取消了對非國有經濟在經營範圍、從業條件、資金融通、稅費徵收等方面的不合理限制。支持、鼓勵和引導私營、個體企業興辦服務業，充分發揮他們在活躍市場、增加就業方面的作用。把發展小城鎮服務業作為轉移農村勞動力的重要載體，把加快發展服務業與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結合起來，健全小城鎮居住服務、公共服務和社區服務功能。

    五是加大就業技能培訓，增強勞動者的就業能力。各級政府都十分注意發展職業教育，加強下崗職工再就業培訓工作，發展就業仲介組織，幫助適齡勞動者增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擴大就業的選擇餘地。

    總之，我們相信，黨中央、國務院出臺的擴大就業的政策措施將會進一步發揮作用，就業情況將會逐步改善。從長期看，隨著經濟結構的逐步合理和改革的深度推進，經濟增長必將帶來一個更大規模的就業增加。當然，由於我國人口眾多，勞動就業壓力大將始終是一個突出的問題，我們也應當看到解決這個問題的長期性和艱巨性，必須堅持不懈地把解決就業問題放在突出位置，使人民群眾能夠安居樂業。（中國信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