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宜瑜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任。主要從事淡水魚類分類和系統進化的研究，是淡水和海洋水域生態系統聯網研究的主要學術帶頭人。《鯉形目魚類系統發育的研究》等9項成果曾獲國家或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獎和科技進步獎。

    投入不足影響整體提升

    記者：不久前，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條例(草案)》向社會公佈廣泛徵求意見，這表明基礎研究正日益受到國家的重視。近年來，您在不少場合大力呼籲重視基礎研究工作。您認為，對我國基礎研究影響最大的因素是什麼？

    陳宜瑜：有一位美國同行曾對我説，“為什麼我能夠做出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生命科學研究工作？因為給了我足夠的經費，使我能夠做我感興趣的探索性研究。”如他所説，基礎研究這種探索性很強的工作，需要大量的投入作為保障。發達國家之所以不惜投入，是因為他們很清楚，基礎研究是創新最根本的源頭。

    研究發現，不少發達國家在剛起步階段，都會特別多地增加對基礎研究的投入比例。比如日本，在從引進技術到自主創新的轉型過程中，基礎研究所佔的份額一度達到整個研發經費的35%。我們現在也處於轉型時期，基礎研究經費僅僅佔研發的5%至6%，這是不夠的。

    投入不足造成我國基礎研究的整體水平難以提升。比如按照論文的人均數來説，我們並不落在發達國家後面，但是按照論文的承認率即被引用率來説，我們離國際水平的差距還相當大。我呼籲重視基礎研究，並不僅僅是為了基礎研究本身。沒有足夠的基礎研究，要談創新，談自主知識産權，都是不現實的。所以，轉型階段，我們不能吝惜對基礎研究的投入。

    基礎研究步入“雙力驅動”

    記者：有些人認為，基礎研究就是如哥德巴赫猜想般的純數理化研究，不能當“飯”吃。在這種認識下，基礎研究投入不足的狀況當然不足為奇。

    陳宜瑜：的確，基礎研究之所以得不到應有的重視，這種認識上的偏差是一個重要原因。目前，社會上存在一種誤解，覺得基礎研究全憑科學家的個人興趣。事實上，牛頓、哥白尼時代那種研究方式早已過去，從上世紀開始，基礎研究已經步入“雙力驅動”時代，從單純的科學家興趣為第一驅動力，轉向更加注重服務於人類社會發展和國力競爭的需要。這方面的認識如果跟不上，我們的發展就免不了走彎路。

    這方面發人深省的例子有不少。比如西部大開發時，我們開始提出要“退耕還林”，但後來發現，黃土高原的特殊地貌，很難長出樹來，所以又加上了“退耕還草”。為什麼只能以草為主而不能以林為主？中國科學院做了許多基礎研究才得出結論。接下來，還什麼林，還什麼草？同樣也需要做大量的基礎研究來決定。現在河西走廊有些地方種植了大面積的楊樹，但研究表明，楊樹根本不適合在乾旱少雨的西部種植。楊樹要“喝”掉許多水，種得越多，水資源反而越匱乏。而楊樹吸幹土壤裏的水分後，自己也長不大。所以，類似西部大開發這種大的發展戰略，離不開深入細緻的基礎研究。

    事實上，國家戰略需求如今已成為基礎研究最主要驅動力。比如國家花這麼大力氣探索人類基因組，目的是什麼？是跟人類疾病作鬥爭。然後企業馬上會想到，這後面有錢賺，於是就跟上去投入藥物篩選了。這種情況下，很難分清什麼是純粹基礎研究，什麼是應用基礎研究。可以明確的是，基礎研究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一環。

    一些誤區需要時刻警惕

    記者：基礎研究確實應儘快獲得應有的重視。那麼，您對我國今後的基礎研究工作有何建議？

    陳宜瑜：我們應該深刻認識基礎研究工作發展的規律，避免走入幾個誤區。除了剛才談到的基礎研究已經進入“雙力驅動”時代，不應再區分為純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外，還有其他三大誤區值得警惕。

    首先，我們鼓勵自由探索，但應克服將自由探索視同自由選題的誤區。前者是科學家發揮敏感性和探索精神的科學研究過程，後者是一種自下而上的選題方式。在國家戰略需求已成為基礎研究主要導向的今天，必須將二者區分開來。

    其二，應克服對“有所為有所不為”方針的片面理解。在重大科研項目的遴選時一定要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但當代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學科間交叉融合、相互滲透的趨勢日益明顯，如果各學科不能均衡發展，個別落後學科就可能制約科技的整體發展，出現所謂的“木桶效應”。

    最後，要營造寬鬆環境，走出“科學研究只能成功不能失敗”的認識誤區。在科技管理工作中，有的地方片面追求簡單量化的科研“政績”，而忽視營造有利於科學家潛心研究的寬鬆環境。這些做法會加劇學風浮躁的蔓延，導致科研資源的浪費和自主創新能力的下降。基礎研究具有厚積薄發、進展難以預測等特點，必須寬容失敗、防止急功近利。(鄭　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