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３月５日電（記者霍小光、王飛）３月５日上午，溫家寶總理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坦誠指出，服務業增加值和就業比重、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佔國內生産總值比重沒有完成“十一五”規劃目標。

    總理的坦誠引發了代表委員的掌聲，也引發了熱議。代表委員們認為，這３項指標雖然不是“十一五”規劃中確定的約束性指標，但從一個側面折射出我國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仍然突出。

    過去五年，中國一直在尋找一條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協調持續發展的道路，並出臺了節能減排等多項硬約束措施，結構調整取得了一定的進展，自主創新能力也有提高——

    “十一五”規劃中確定２２項指標，８項約束性指標全部完成，１４項預期性指標完成１１項。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説，儘管“十一五”規劃首次引入約束性指標帶來不可比因素，但指標完成率達到８６．４％，明顯高於“十五”計劃的 ６４．３％和“九五”計劃的７５％。

    服務業增加值比重、服務業就業比重和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佔國內生産總值比重這３項預期性指標，雖然未達到“十一五”規劃的要求，但就其本身數值來看，“十一五”期間仍然實現了年均２．５％、３．５％和０．５％的增長率。

    成績固然可喜，差距更令人警醒。

    服務業增加值比重、服務業就業比重兩項指標未完成，反映出經濟結構中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後，增長主要依賴工業帶動的局面沒有根本扭轉。

    “研發投入比”在“十五”時期就未能達標，説明全社會科技投入仍然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自主創新能力，成為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一個瓶頸，“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的轉變之路依然漫長艱辛。

    “沒有完成的這３項指標，是我國經濟結構不合理的一個縮影。”河南濟源市委書記趙素萍代表説。

    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銅陵市委書記姚玉舟認為，産業結構的形成有其歷史淵源，同一個地區的資源稟賦、市場格局有著密切關係，甚至還會受傳統觀念的限制。“不想轉、不敢轉、不會轉”的問題普遍存在。

    去年下半年，一些地方為了“達標”，不顧百姓正常生活所需，強行“拉閘限電”。

    “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是一項系統工程。”趙素萍代表感慨道，“我們也在思考，也在探索，用什麼辦法保證企業真減排、真節能，促使他們真創新、真轉型。如果沒有長效機制，勢必導致‘調後反彈’的尷尬局面”。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王一鳴教授認為，現代經濟發展方式本質上是結構主導型的發展方式，不合理的結構必然産生不合理的發展方式，要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結構調整尤為重要。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將面臨的環境日益複雜。短期問題和長期問題交織，結構性問題和體制性問題並存，國內問題和國際問題互聯。加快轉變發展方式，推動科學發展，成為更緊迫的任務。

    在提交本次人代會審查批准的“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中，專章提出“推動服務業大發展”，要求把推動服務業大發展作為産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戰略重點，營造有利於服務業發展的政策和體制環境，拓展新領域，發展新業態，培育新熱點，不斷提高服務業比重和水平。

    “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中，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耕地保有量、單位ＧＤＰ能源消耗、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等約束性指標被置於顯著位置。

    “‘十二五’規劃綱要將繼續使用約束性和預期性指標，説明中央考慮到了各地發展的實際，綜合運用限制、引導和激勵的辦法，這將保證各項目標、任務真正落到實處。”安徽蚌埠市委書記陳啟濤代表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