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4月3日電  清明時節雨紛紛，灑落在曾經被抗戰英烈鮮血浸染的大地上。

    從1931年“九一八”開始，長達14年的抗戰中，中國軍民犧牲、死難者高達3500萬人。

    英勇的吶喊已經沉寂，壯烈的犧牲也已遠去。回望歷史，面對未來，一種激越而凝重的血液仍在我們心中流淌。

    2015年，偉大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七十週年。我們為先烈默哀，向歷史致敬！

    追尋

    “父親，我回來看您了……”

    清明的雨水打在臉上，與淚水一起流淌。浙江泰順縣雅陽鎮國嶺村，有一個“維亮亭”，亭畔有一棵四人抱的大楓樹，83歲的王美蕉每次用手輕撫樹榦，都感覺它是父親王維亮用血肉浸潤生長起來的。

    1937年11月19日，大雨。中共地下黨員、代理嘉興縣政務的王維亮率同志轉移途中遭遇日軍，一行13人全部被俘。日寇先是巧言誘降，繼而用盡酷刑。嘉興新塍鎮人至今還傳頌著王維亮就義前的慷慨陳詞：“我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鬼。賣國求榮我做不到。要殺要剮，悉聽尊便。”

    王維亮犧牲得十分慘烈：日寇先用大刀斷其雙臂，再挖心剖腹，然後把軀體斬成三段……

    父親犧牲時，王美蕉只有2歲。自記事起，她就開始“尋找”父親。1943年，紀念王維亮等13位愛國義士的塔墓被漢奸蓄意摧毀，烈士屍骨至今無處尋覓。

    “一定要給父親正名！”從少女到老嫗，這個決心始終支撐著王美蕉。多年來，她不斷寫報告、查資料、尋證人，希望復原父親當年犧牲的經過。她告訴丈夫：“我一定要有一個兒子姓王，把我父親的血脈延續下去！”

    2001年冬天，王美蕉終於從泰順縣民政局拿到了父親的烈士證。父親，終於可以安息了。他犧牲時，也是冬天。

    在那烽火遍地、山河破碎的歲月，每一個昂首走向死亡的抗戰英烈，都留下了一個破碎的家庭。他們走得如此匆忙，甚至來不及親吻一下剛剛會叫爸爸媽媽的兒女，一齣家門，就成永別。歷經劫難的大好河山，也見證著數十年的綿綿哀慟與苦苦追尋。

    這是一個七旬老人尋父的故事－－

    1937年王家發離開湖南大庸縣投軍時，兒子王章貴只有3歲。他與父親的聯絡，只有父親從戰場上寄回的家書。戰地來信的地址，從長沙到廣東韶關、英德，再到廣西、雲南。

    父親一直沒有回來，如果陣亡了，那犧牲在什麼地方呢？王貴章退休後，幾乎把全部精力用來尋找父親的下落。他不斷蒐集資料，研究父親當年行軍路線，最後，他把目光對準了雲南騰衝。

    他踏上三千里尋父長路時，已年過七旬。穿過怒江，翻越高黎貢山，來到騰衝抗戰烈士陵園－－國殤墓園。萋萋芳草中，一方方石頭墓碑依山勢整齊排列。王家發生前部隊番號在五十四軍一九八師。王章貴爬上斜坡，花兩個小時，看遍了五十四軍48方“王姓”石碑，卻沒有找到父親的名字。

    他悵然下坡，又不甘心，在門口買了騰衝抗戰和國殤墓園的專著，在一片黑壓壓的名字中，找到了“下士班長□□發”，不知何種原因亡佚了完整姓名，但部隊番號又對不上。他轉身又上了山坡。

    終於，一塊墓碑出現在眼前，上有“下士班長王家”6個字，最後一個字已被泥土掩埋。王章貴雙膝跪地，雙手顫抖著插進土裏，去刨，去挖……最後他抱住墓碑，老淚縱橫，哭訴著：“父親啊，母親在1996年夏天去世，她老人家一生都在對你的想念中度過，她的墓碑上還刻著你的牌位……”

    在雲南國殤墓園，在四川建川博物館，在北京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記者都聽到這樣蒼涼而執著的故事。時光靜流，等待兒子回家的父母早已離世，而當年的孩子也垂垂老矣，卻仍然在努力尋找中拼湊著父輩的面容……

    1945年，著名作家鬱達夫被日軍憲兵殺害在蘇門答臘島後四年，鬱嘉玲出生。她沒見過爺爺一面，“但從家人講述和留存的實物中，已經與爺爺相遇相識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鬱嘉玲的父親全力投入研究鬱達夫，她幫父親謄抄文稿。父親去世後，鬱嘉玲繼承父業，先後在海內外發表了多篇研究文章，出版了專著《我的爺爺鬱達夫》。

    對她而言，爺爺是一個既遙遠又親近的形象，“他身上流淌著中國文人對民族的赤心和靈性，並浸潤于後代的血脈之中。”

    無名

    馬寶玉、葛振林、宋學義、胡德林、胡福才－－“狼牙山五壯士”的英名深深鐫刻在中華民族抗戰記憶中。鮮為人知的是，就在距離狼牙山不到50公里的北京房山區十渡鎮，還有“老帽山六壯士”，而他們沒有一個人留下姓名。

    1943年春，日寇掃蕩平西抗日根據地。八路軍某部一個排奉命到老帽山阻擊敵人，山坡上留下一片敵人的屍體。子彈打光了，戰士們就用石頭砸。只剩下6名戰士時，大批敵人又蜂擁而來。被逼到懸崖邊的戰士們，抱槍縱身跳下……

    後來當地老百姓找到了烈士遺體，安葬在老帽山上。1984年，又修建了“六壯士永垂不朽”紀念碑亭。但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名字、年齡、來自何方，不知道他們還有沒有親人……

    1931年至1945年，抗擊日本侵略者的許多英烈都沒有留下姓名。

    “七七事變”翌日，中共中央發出通電：“全中國的同胞們！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抗擊侵略、救亡圖存成為中國各黨派、各民族、各階層、各團體以及海外華僑華人的共同意志。在中國共産黨倡導建立的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全國人民義無反顧投身到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之中。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回望抗戰歷史，在民族大義面前，無數沒有留下名字的中國人，爆發出來的堅韌、勇猛與無私，為這段歷史鋪上了壯烈的底色。

    騰衝有座無名婦女雕塑，記載著一個真實的故事：1944年，中國遠征軍反攻，十萬民工運送軍糧，一位小腳婦女翻山越嶺背軍糧，缺衣少食，她餓死在途中，而袋中的軍糧，卻顆粒未少……

    滇緬公路，20萬各族勞工血寫的傳奇。鮮為人知的是，從滇緬公路向東，還有一條同樣的“血路”－－樂西公路。當年，國際援華物資只有靠滇緬公路進入雲南，但從雲南到重慶，交通不便，要繞道千里。從樂山到西昌的樂西公路建成後，大大縮短了川滇距離。

    自1939年5月的路勘至1941年底，長達525公里的樂西公路全線正式竣工通車，共徵集了川康地區彝漢等各族築路民工24萬餘人。這一路岩石陡峻，工程極其艱難，身為總指揮的著名道路工程專家趙祖康累得咳血倒下。而由於缺糧、疲勞、疾病、工傷等原因，傷亡人數竟多達3萬人，樂西公路也因此被稱為“血肉築成的長路”。

    在工程最艱難的蓑衣嶺上，至今還有趙祖康親筆題寫的石碑“襤褸開疆”。趙祖康的兒子趙國通，在清明前夕向記者回憶了自己重走父輩路，站在蓑衣嶺手撫石碑的感受：“一寸山河一寸血，每米公路埋忠魂！要向無數無名的烈士鞠躬：他們是中國的英雄，他們是中國最終獲得這場偉大勝利的脊梁！”

    戰友

    額頭寬闊，雙唇緊抿，眼神英武……

    在四川省檔案局檔案資料中，有一組極為珍貴的黑白照片，靜靜地躺在特藏室中。照片中人名叫格裏戈利·庫裏申科，前蘇聯空軍上校，1937年受前蘇聯政府委派到中國援助抗戰，任蘇聯空軍志願隊轟炸機大隊長，兩年後血灑長空時，只有36歲。

    庫裏申科1940年葬于四川萬縣市郊區太白岩，1958年7月1日，浩浩蕩蕩的送葬隊伍護送庫裏申科的靈柩，遷葬至西山公園新墓園，白色墓墻正面鐫刻著“中蘇兩國人民以鮮血凝成的友誼萬歲”。整個墓園與巍峨的山巒渾然一體，表達了中國人民對國際戰友的思念之情。

    四川省檔案局的珍貴照片，留下了感人一幕：1958年10月8日下午，專程來華的庫裏申科遺孀和女兒，含淚站在親人墓前。她們欣慰的是，中國政府和人民把庫裏申科的陵墓修建得這樣好。

    英雄的故事還在繼續：當地一對母子，雖與英雄從未謀面，卻在陪英雄度過了54個春秋：從1959年到1977年，母親譚忠惠，一直為庫裏申科守墓。她退休之後，又把守墓的工作交給了兒子魏映祥，這一守，又是30多年。2011年，魏映祥還與庫裏申科的外孫謝爾蓋視頻連線對話。這份情誼，一直延續至今。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長期牽制和抗擊了日本軍國主義的主要兵力，對日本侵略者的徹底覆滅起到了決定性作用，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重大貢獻。同時，在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抗戰進程中，蘇聯、美國、英國等反法西斯盟國為中國人民提供了寶貴的人力物力支持。從白求恩、柯棣華到拉貝，從前蘇聯空軍到美國飛虎隊……中國人民永遠銘記。

    在二戰中國戰區，曾經有不少外國軍人和中國軍人一道抗擊日本侵略，而被稱為“飛虎隊”的美國援華志願航空隊最為著名。

    日軍對援華飛行員恨之入骨。在建川博物館，陳列著抗戰期間美軍希爾少校捐獻的文物，其中有一起毛骨悚然的日軍虐殺美軍飛行員事件——

    1944年12月16日，日軍在湖北應城俘獲三名剛執行完轟炸東京任務的美軍飛行員，嚴刑逼供後，日軍讓遍體鱗傷的美軍飛行員僅穿內衣冒著寒風在漢口城區遊街示眾4英里。翌日，日軍將他們押至火葬場，又折磨了半個多小時，將他們推進焚屍爐，包括一名當時還活著的美軍飛行員。

    “滴水之恩，涌泉相報”。時至今日，記者在不少地方都聽到了中國軍民冒死營救美軍飛行員的真實故事。1944年8月20日，蘇北，新四軍獨立團以犧牲戰士4人的代價，營救了5名美軍飛行員……

    清明前夕，美國飛虎隊桂林遺址公園在廣西桂林臨桂新區正式開園，一直為此努力的美國飛虎隊歷史委員會副總裁馬寬池説：“飛虎隊見證了中美友好歷史最重要的一個環節，我們至今難以忘懷。希望中美兩國的青少年，更多了解這段歷史。”

    銘記

    1942年9月1日，一個名叫鐘國勝的騰衝農民趕集時參加了抗日遊擊隊。後來，他乾脆去掉金字旁，改名“中國勝”。

    中國勝個子高大，作戰勇猛。1943年6月，黃泥坎阻擊戰，中國勝吼聲如雷，用集束手榴彈炸癱一輛日軍裝甲車後，壯烈犧牲。

    中國勝沒能等到兩年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而抗戰勝利70年後的今天，人們仍記得他的名字。

    清明前夕，在平型關，在臺兒莊，在宛平城，在太行山，在華北平原，在東北大地，在上海、南京、武漢、南昌、長沙、常德、衡陽、桂林、騰衝、龍陵……在所有曾經爆發過激烈戰鬥、灑滿烈士鮮血的中國大地上，或繁花生樹，或綠染柳梢，處處已是春的氣息。

    英烈已融入大地，但歷史，始終醒目地存在：密林中的戰壕，城墻上的彈孔，親人無盡的思念，老兵一生的回憶，還有政府和民間對歷史的尋找、研究和尊重。

    黃殿軍，今年93歲，東北抗聯第二軍唯一倖存老兵，家住吉林省靖宇縣龍泉鎮。他最遺憾的是，年事已高，臥床不起，今年清明不能換上抗聯舊軍裝到東北抗聯主要領導人之一楊靖宇殉國地祭奠了。

    老人清楚記得楊靖宇的模樣：大個子，寬肩膀，特別魁梧，説話嗓門也大，“楊司令一點官架子都沒有，常摸著我的腦袋説：‘哎，這小黃孩子！’”他同樣清楚記得楊司令犧牲的情景：1940年2月底，日本飛機撒下小報，揀起來一看是楊靖宇的頭像，大意是：你們司令叫我們打死了，你們沒有出路了，趕緊投降吧。

    回憶至此，老人開始哽咽：“在我們心裏，楊司令是打不死的。”可是幾天后，他和戰友們進城時，親眼看到了楊司令的頭顱被挂在城墻上，大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回到藏身地，戰友們抱在一起失聲痛哭……

    從那以後，黃殿軍再也沒有走出過這大山一步，他離不開和楊司令一起戰鬥過的土地，他要為戰友們守候著。他常常告訴自己的子女，父輩受過的苦、遭過的罪，後人無法想象，但後人不能忘記，“和那些犧牲的戰友們比起來，我很幸運，這麼好的日子我享受到了……”

    一個人的記憶，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記憶，是一樣的。有自己的記憶，才能不斷成長；有民族的記憶，才會牢記歷史不再挨打。

    “為了和平收藏戰爭，為了未來收藏教訓”－－這是銘刻在建川博物館的兩句話。館長樊建川兼任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副秘書長，這些年來傾盡所有，收集了兩百餘萬件抗戰文物，其中國家一級文物上百件。他説：“在收藏抗戰文物的過程中，我接觸到它們僵硬外殼下活躍的生命，聽到它們用不同的方言講述的故事，我被它們牽引著在抗戰的風雲中飄蕩著，激動、悲憤、哀嘆的情緒時時纏繞著我……我們要尊重每一個為民族解放而做出犧牲的先輩！”

    記者採訪時，一群參加清明節活動的中學生，正在建川博物館“壯士廣場”宣誓。16歲的常思危，來自成都七中八一學校，他的父親是一名軍人，長年在西藏，父子見面很少，他有些怨恨父親，但這一次，壯士廣場鐵骨錚錚的雕像，卻讓他對父親多了一些理解，“一個為國家守衛邊疆的軍人，是很榮耀的！”

    這個清明節，我們為先烈默哀，向歷史致敬！

    銘記歷史，銘記先烈，這是我們這個民族共同的記憶，是我們這個民族前行途中的坐標和紀念碑。（新華社記者肖春飛、童方、李亞紅、俞菀、李萌、張穎、黃浩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