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隨遷子女學校“冰火兩重天”
——來自基層的中國民生見聞
新華社北京１２月３０日電（記者丁靜、張麗娜、詹奕嘉、廖君）隨著我國城鎮化快速推進，越來越多的農民工隨遷子女來到城市。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要積極推動農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讓每個孩子都能成為有用之才。
記者近日走訪北京、內蒙古、陜西、湖北、廣東等地發現，農民工子弟在城市入學面臨“公辦校”難進、“民辦校”兩極分化等問題。未經審批的“非法校”和遠近聞名的“明星校”同時存在，是什麼讓民辦農民工子弟校“冰火兩重天”？
“屋頂小學”１２載為何仍有市場？
農民工子弟校——武漢市江漢區淩智小學曾經“名噪一時”，因為活動空間有限，只能在屋頂上升旗，淩智小學被媒體稱為“屋頂小學”。辦學１２年後，由於存在安全隱患，教學質量不符合要求等，２０１１年底淩智小學被停辦。
今年２月，武漢市江漢區教育局將淩智小學４２３名學生分流到轄區內的兩所公辦小學，並耗資百萬元，安排十幾輛校車每天免費接送學生往來于住地和學校。
隨後，幾十名學生“回流”到９月份恢復招生但無“合法身份”的淩智小學。校長孫紅楓告訴記者，兩所分流的公辦學校距學生住地較遠，家長覺得不方便；很多隨遷子女家長因為工作時間限制，希望孩子放學後在學校吃晚飯、寫作業，分流的公辦學校無法實現。
一方面，死而復生的“屋頂小學”生源不斷。另一方面，這所學校位於武漢市拆遷規劃範圍內，政府無法安排新校址。
記者走訪北京、內蒙古、陜西、湖北、廣東多地發現，在大城市的流動人口聚居地，民辦農民工子弟學校並不少。但多數位於偏遠地區或者城市拆遷區，不少學校也因為缺乏固定辦學地點等原因得不到審批，有的學校淪為四處搬遷的“非法流動校”。
北京市農民工子弟學校——行知實驗學校雖然獲得了審批，但隨著北京市城中村改造拆遷速度加快，學校十多年來不斷搬遷。每一次找新校址都考驗著校長易本耀的“能力”，他甚至將搬遷歷程繪成了一張“十年漂泊圖”。
農民工子弟校也能辦成“明星校”
與四處漂泊的流動學校不同，記者在各地也看到一些民辦農民工子弟學校辦成“明星校”的例子。這些學校多數享受政府的政策支持、資金投入，同時得到社會的幫扶、關注，並擁有一位強有力的校長和一套個性化的辦學思路。
北京市星河雙語學校是一所打工子弟小學。創建６年來，堅持“雙語教學”“習慣養成教育”兩大辦學特色，從最初的２９８名學生發展到１５００余名學生，成為北京市農民工隨遷子女的“明星校”。
７１歲的校長李守義做了５４年教育工作。在他看來，辦好打工子弟學校的“突破點”是特色辦學。“我們抓懂禮貌、勤洗手、衝廁所的行為習慣；更抓愛學習、勤思考的學習習慣，很快贏得了家長和社會的認可。”
李守義告訴記者，因為成長環境的限制，農民工隨遷子女在見識、基本能力、心理素質等方面與城市孩子存在一定差距；一些隨遷子女父母因為工作等原因，不能常常關照孩子的學習；此外，隨遷子女的流動性也比較大。這些特點，使農民工子弟校和普通學校辦學存在差異。
在大部分生源是隨遷子女的陜西省榆林市榆林高專附中，該校副校長王聖祥發現，很多隨遷子女初次來到城市，沒見過電影院、網吧、ＫＴＶ，對此充滿了好奇。為了“疏而導之”，學校每年開學組織學生看電影、參觀網吧等。對流動性大的隨遷子女，學校實行學習成績的“動態管理”，發現哪個學生成績弱，就個別了解情況，區別制定教學方案。２０１２年畢業生中，考取二本以上學校的有６００多人。
兩極分化 隨遷子女如何“有學上”？
記者採訪發現，一些農民工子弟校可以辦成“明星校”，而另一些卻處於“非法校”或“漂泊校”的狀態，兩極分化嚴重。
對此，北京師範大學首都基礎教育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梁威認為，個別“明星校”的成就，與校長個人的“辦學力”關係很大。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副教授賀立平則擔心，政府由於財力、資源的限制，不能普遍支持民辦農民工隨遷子女學校；如果集中精力扶持幾所，雖然可以很快看到成績，但結果會導致“馬太效應”，好的越好，差的越差，難以實現教育公平。
梁威認為，僅靠個別校長的能力不足以解決農民工隨遷子女義務教育階段的入學問題，應該由政府主導，主要通過公辦學校來安排。一些辦學條件允許或者不能馬上消失的民辦學校可以作為補充，不能讓農民工隨遷子女因為“沒學上”，錯失教育的最佳時期。
記者了解到，按照我國目前的政策，各地義務教育經費和投入主要依據戶籍人口數量來確定，這就在人口流入地造成了“僧多粥少”的局面。如何用有限的城市教育資源，滿足逐年增加的隨遷子女入學需求，對各地教育部門都是挑戰。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李漢林認為，將義務教育經費跟著流動人口、而不是按照戶籍人口下撥，會有助於各地財政安排流動人口子女就學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