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們、先生們:
上午好!
非常高興參加由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第一財經日報》共同主辦的“亞洲金融危機十週年國際研討會”。我代表中國人民銀行,歡迎參加本次研討會的來自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以及來自日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和地區的嘉賓,歡迎國內各政府部門、相關機構的專家和學者。
今年是亞洲金融危機十週年。十年來,世界經濟發生了巨大變化,在全球經濟失衡、流動性過剩、金融市場更加變幻莫測的今天,重新回顧總結當年危機的經驗、教訓,深入研討中國在金融開放過程中的政策制定和改革方略,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從亞洲金融危機中我們應當汲取的教訓
十年前的七月,隨著國際遊資攻擊泰銖,一場大規模的金融危機開始蔓延。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日本、韓國以及中國台灣和香港地區均受重創,危機使得亞洲國家的經濟、社會秩序陷入混亂。
十年過後,我們反思亞洲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教訓是多方面的。我認為:
一是金融對外開放必須與本國金融體系狀況相適應。健全的國內金融體系和企業經營的健康是抵禦外部衝擊的微觀基礎,因而要把開放的進程與內部改革的進程有效結合。有序的開放有利於國內外金融業相互滲透,相互借鑒,缺乏管理的開放和銀行體系的脆弱會對金融穩定構成威脅。
二是應加強對跨國資本流動的監管,尤其要加強對短期資本流動的監管。短期投機性資本的異常流動有可能構成金融危機的導火索。各國應實行適合本國國情的匯率制度。過於僵化的缺乏靈活性的匯率制度容易受到國際遊資的衝擊。外資大量流入導致的資産價格快速上漲不具有可持續性,資産價格的下跌往往和資本外逃、本幣貶值相關聯,因此對外資過度追逐國內資産應保持警惕。各國應研究加強對對衝基金跨國投資活動監管的方法。
三是適當的危機應急處理機制是防範危機,減少危機損失的保障。各國應建立適合自身金融體系的危機處理機制。同時,加強跨國金融合作對於防範危機的蔓延,減輕危機發生後的損失具有重要意義。國際組織也應改進救助方式,針對救助對象的具體情況採取更加及時的應對措施。
二、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的作用與貢獻
為緩解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支持受到危機衝擊的亞洲國家儘快走出困境,朱鎔基總理代表中國政府向世界承諾,保持人民幣不貶值,並採取了一系列的積極措施和政策。
一是積極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亞洲有關國家的援助。1997年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政府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安排的框架內並通過雙邊渠道,在中國外匯儲備並不充裕的情況下,向泰國等東南亞國家提供了總額超過40億美元的援助,向印尼等國提供了出口信貸和緊急無償藥品援助。
二是積極與有關各方協調配合,參與和推動區域合作。當時的國家主席江澤民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第六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提出了加強區域合作以制止危機蔓延、改革和完善國際金融體制、尊重有關國家和地區為克服金融危機的自主選擇三項主張。當時的國家副主席胡錦濤在1998年12月舉行的第二次東盟--中、日、韓領導人非正式會晤和東盟--中國領導人非正式會晤中,進一步強調東亞國家要積極參與國際金融體制改革與調整,當務之急是加強對短期流動資本的調控和監管,主張東亞國家就金融改革等宏觀問題進行交流,建議在9+3框架內,開展副財長和央行副行長級對話,並根據需要適時成立專家小組,深入研究對短期流動資本進行調控的具體途徑等。中國政府的這些建議,得到大部分受到危機影響國家的積極響應與支持。
三是承諾人民幣不貶值。中國政府本著高度負責的態度,從維護本地區穩定和發展的大局出發,做出人民幣不貶值的決定。中國政府的這一舉措,對亞洲乃至世界經濟金融的穩定,以及此後幾年亞洲地區經濟的復蘇和重新快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是採取擴大內需,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在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同時,中國政府努力採取多種政策措施,擴大內需,刺激經濟增長,保持了國內經濟的健康和穩定增長,對緩解亞洲經濟緊張形勢、帶動亞洲經濟復蘇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國政府採取的這些措施,體現了中國作為一個亞洲國家的全局意識與高度責任感,為制止當時危機的進一步發展與蔓延,併為亞洲經濟的快速恢復和重新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三、加快經濟金融體制改革,增強中國抵禦金融危機能力
亞洲金融危機後,中國非常重視金融穩定和金融安全,我們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強微觀金融主體的健全程度,不斷強化市場機制在配置金融資源中的作用,有步驟地推進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和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加強金融風險的監測和控制,不斷增強防範和抵禦金融危機的能力。
一是加強了審慎的金融監管體系。從拉美債務危機到墨西哥金融危機等多次金融危機的發生,我們從中可以看到,金融監管體系的脆弱性是許多國家爆發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亞洲金融危機以後,我們針對中國金融監管體系不健全的情況,加強了金融監管制度的建設。在已成立證券監督機構的情況下,又先後成立了保險和銀行監管機構,落實分業經營和分業監管,加強了對各類金融機構的監管。
二是對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進行了産權制度的改革。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後,我們認識到,國有商業銀行體系的低效運作已成為影響金融體系穩定的重要因素,而沉澱多年的歷史壞帳和低效率的銀行治理結構則加大了中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針對當時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低、抗風險能力弱的問題,我們採取一系列措施,改革國有商業銀行體系,增強其抵禦危機的能力。1998年,對國有商業銀行注資2700億元、剝離14000億元不良貸款。此後幾年,我們重點推進了對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改造,對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産權結構進行了重大的改革,推動了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銀行的國內外成功上市,將國有商業銀行變為上市公司,增加公司的透明度,並按國際標準的會計準則、外部審計規則等進行監管,使這些銀行的治理結構有了根本性的改善。我們在推進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中,即使在國家外匯儲備大量增長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引入外國的戰略投資者,推動這些商業銀行海外上市,增加資本項目的流入,目的就是為了借助國際經驗和市場的壓力,衝破我們在現有體制下難以衝破的一些約束,推動銀行治理結構的完善。
三是大力發展和培育金融市場。亞洲金融市場不發展不發達導致缺少分散風險的渠道和機制,這也是亞洲國家不能夠很好地應對金融危機的原因,只有金融業更開放,按照國際市場上的遊戲規則,運用國際市場上靈活多樣的金融工具,才是最後對付危機的最好辦法。
十年來,中國已經逐漸形成了一個由貨幣市場、債券市場、股票市場、外匯市場、黃金市場和期貨市場等構成的,具有交易場所多層次、交易品種多樣化和交易機制多元化等特徵的金融市場體系。在此基礎上,我們不斷地推進金融體制改革,進行了股權分置改革,為全面實現資本市場的機制轉換和功能發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同時大力發展債券市場,改善中國資本市場的資産結構,解決資本市場結構單一,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規模不匹配等問題,從而促進上市公司的資本最優化管理和投資者的資産組合管理。
四是推進外匯管理體制的改革。亞洲金融危機以後,我們認識到,一個靈活的匯率體制和外匯管理體制對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是非常重要的。為此,在1996年實現經常項目可兌換的基礎上,我們不斷推進外匯管理體制的改革,不斷簡化經常項目可兌換的手續,不斷放寬資本項下用匯的限制,不斷釋放合理的外匯需求,並在由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匯率形成機制方面採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2005年7月21日宣佈美元兌人民幣匯率調整為1美元兌換8.11元人民幣,同時將原來的釘住美元匯率政策改為釘住一籃子貨幣政策。自2007年5月21日起,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交易價浮動幅度由千分之三擴大至千分之五,即每日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的交易價可在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對外公佈的當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上下千分之五的幅度內浮動。
中國人民銀行將根據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籃子貨幣匯率變動,維護人民幣匯率的正常浮動,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促進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維護宏觀經濟和金融市場的穩定。
五是推進金融法律制度、監管機制和基礎設施建設。中國1998年後,先後出臺或修訂了《證券法》、《公司法》、《企業破産法》、《反洗錢法》、《物權法》等法律及相關法規和規章制度,為規範市場管理、維護市場秩序提供了有力支持。人民銀行、證監會等金融市場監管部門分工合作,加強了金融市場監管的協調合作和風險監測,形成了較為完整的金融市場監管架構。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建設取得較大成果,市場交易、託管和結算系統逐漸完善,各子市場之間的聯通日益增強。
六是加快對經濟結構的調整力度。這是我們在亞洲金融危機後採取的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亞洲金融危機的原因之一就是這些國家的經濟結構不合理,抵禦危機能力弱。當前中國經濟面臨著世界經濟失衡和國內經濟失衡雙重挑戰。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壓力來自於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這正是經濟結構失衡的反映。
如果我們沒有憂患意識,沒有加大結構調整的緊迫感,我們的經濟今後幾年會面對很大的問題。對此,中國政府已有充分的認識,並採取綜合措施調整經濟結構:不斷完善外匯管理,加大匯率形成的靈活性;清理和調整“獎出限入”的外貿政策;提高利用外資水平;完善資源和要素價格形成機制,強化環保標準,強化節能降耗考核;完善財稅政策,促進擴大消費等等。
亞洲金融危機已經過去十週年了,現在回顧它,是為了防範新的危機發生。中國願與有關國家、地區一道,共同努力維護區域金融體系和全球金融體系穩定。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