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11點，寧波的冬天，戶外氣溫攝氏3度。

    李仕清把軍大衣裹得更緊了一點。提起當年在新疆克拉瑪依，踩在攝氏50多度的黃沙上幹活的情形，恍若隔世。

    兩年前，他和16名四川老鄉一起，在全國第一個以農民工會小組的形式，集體來到寧波務工。在黨委、政府的支持下，從輸出地到輸入地，民工勞動關係的建立、履行、終止都納入了工會的全程關懷。

    他們，也成為寧波人最關注的一群民工。寧波市委市政府多次要求各級工會組織、勞動保障等部門，盡職盡責地做好外來務工人員的維權服務工作，讓他們真正享受當“新寧波人”的幸福。

    坐著飛機回老家去作報告， 對著200多號人談在寧波的務工生活。11月29日，在成都市總工會召開的“城際間工會維權聯動研討會”上，剛剛成為中共預備黨員的寧波銀億物業公司保安李仕清，成為實踐了兩年多的寧波做法受益者的最好樣本。

    “沙漠遇險”事件之後 

    成都、寧波兩地以民事協議的方式，增加了對民工就業援助的項目，打通了兩地間民工的維權互動服務。

    12月10日晚，第二屆寧波“十大外來務工明星”頒獎儀式在寧波大劇院隆重舉行，“十大外來務工明星”和32位“優秀外來務工者”走上了寧波人民為他們鋪就的“星光大道”。全國首個農民工打工團的川籍民工，也被邀請到頒獎晚會現場，再次成為公眾矚目的人物。

    如果沒有出來打工，44歲的李仕清應該還是四川省彭州市丹景山鎮鳳鳴村二組的一名農民。他的老家，在距離成都30公里外的地方。

    他早早地離開了土地謀生計，開過屠宰場殺過豬，辦過貿易公司跑過運輸，也到過建築工地扛過鋼筋水泥。年輕氣盛的時候，李仕清曾經把欠薪的老闆拽進出租車，拉到勞動局裏談判，最後不僅討到了工錢，還跟老闆成了朋友。

    現在李仕清知道，這只能稱得上是一次自發性的“維權”，而過往的經驗是，這種帶有冒險性質的單打獨鬥，極少數能成功，更多的時候要付出代價。2004年，因為拿不到工資，與包工頭産生衝突後，他們18名四川民工集體從新疆克拉瑪依的一個建築工地出逃，在沙漠中迷路，最後有1名民工死在了那裏。

    親眼見證了這一死亡的李仕清，自己也在生死邊緣走了一遭。“沙漠遇險”這一當年在四川、新疆兩地轟動一時的事件平息之後，他們17名倖存下來的兄弟也因為這次經歷，被聯結在了一起。

    這之後的軌跡幾乎是別人幫助他們設定的，先是成都市總工會法律部部長李永惠找到他們，讓他們集體加入當地的丹景山鎮工會，這是當時四川省建立的第一個外出務工人員的工會。然後組織他們在全國第一個以農民工會小組的形式，集體到寧波工作。

    這也是當時任寧波市總工會法律部部長的勞建蘭心裏萌生的念頭。寧波市總工會一直希望，將服務和維權的對象範圍拓寬。她的想法是，“農民既然成為工人，應該屬於工會管”。

    等到這17名民工抵達寧波那天，成都、寧波兩地工會又以民事協議的方式，簽訂了《城際間工會務工人員維權合作協議書》。除了法律援助合作，協議裏特別增加了提供就業信息、接轉會員關係、指導簽訂勞動合同，辦理社會保險等就業援助項目。李永惠稱，這成了打通兩地間民工維權互動服務的開端。

    至於工會關係的接轉，勞建蘭想到了總工會下屬的那家剛剛成立不到半年的“天信勞務服務有限公司”。她期望，“天信”會成為一個可以借力的平臺，“把以前無從著手或被忽略的農民工的就業、維權，都納入進來”。

    “想在寧波再幹15年” 

    3個響炮，2000響鞭炮，村裏人用當地最高的禮遇迎接浙江來的貴賓。越來越多贏得認同的“李仕清”們，正在“改變中國産業工人的結構”。

    在寧波市馬園路166號楊翠菊辦公室的對面，是兩間專門的心理諮詢室，李仕清曾經在那裏接受過心理疏導。疏導的主要內容是，怎麼樣化解適應新環境中的隔閡。

    在法律援助、就業援助以外，“民工工會”還將服務延伸到精神援助的領域。“如何認同城市的生活習慣，是他們最先碰到的問題。”寧波總工會的心理諮詢師分析，民工早期在鄉土社會所遵循的規範，與城市企業文明時常會有衝突。諮詢師跟李仕清舉例，打架就是不講妥協和協商，是一種對規則的反叛意識。而企業的規章制度，是考驗一種團隊合作精神。

    “許多觀念，民工們在慢慢地扭轉。”勞建蘭説。

    “他們是寧波不可缺少的建設者，”寧波市政府有關負責人説，廣大外來務工人員以強烈的主人翁意識，視寧波為第二故鄉，立足崗位、勤懇工作、埋頭苦幹、無私奉獻，為全市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

    張雲福已經把他的老婆叫到了寧波，工會幫她在慈城衛生院找了一份工作，他説“想在寧波再幹15年”。民工王李現在一個月最多一次能賺到2000元，他把朋友也帶過來了，把妹妹也帶到了寧波。按照張國成教授的説法，越來越多的張雲福、李仕清、王李，正在“改變中國産業工人的結構”。

    這一次在成都的時候，勞建蘭專程去了一趟李仕清、張雲福的老家。她一到，村裏人就點燃了3個響炮，2000響鞭炮，用當地最高的禮遇迎接她。

    “有人説，寧波的成功只是十幾個民工小範圍的成功，但我們有信心，讓這种經驗惠及更多的人，1700名，甚至17000名。”

    彌補市場空缺的新嘗試

    這一被稱為農民工“定單式輸出”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比作“勞動力的水池”，民工勞力能在其間自由流動，不斷補充，有效地彌補了勞動力市場的空缺。

    拉渣工張雲福，在寧波長豐熱電有限公司上班。他每個月的工資，卻是從寧波天信勞務服務有限公司拿的。張雲福先成為“天信”的員工，再被安排到熱電廠工作。

    天信公司總經理楊翠菊説，簡單地説，天信是這樣一家公司，它和企業簽訂勞務合作協議，按照企業的用工需求進行勞務派遣。同時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農民工在企業工作，從“天信”拿薪水，並由其代辦各類社會保險。

    寧波天信勞務服務有限公司是2004年9月成立的，最初的啟動資金，來自一家寧波民營企業的資助。成立後，一直下屬於寧波市總工會。楊翠菊本人，先前也供職于海曙區工會。目前，這家公司已有員工和工會會員近千人，除了少數本市的下崗職工外，農民工佔了2/3。

    楊翠菊總是覺得自己很忙，一部分原因在於，“天信”的運作，是一種沒有經驗可循的新鮮嘗試。

    像“天信”這樣，面對農民工個人，把他們“招進來，聘出去”，期間對其就業進行全程服務的模式，與通常意義上勞動部門面向企業的勞務代理、人才中心面對專業技術人才的人事代理不同，已經被一些從事勞動保障研究的專家們認為是一種“彌補市場空缺的新嘗試”。

    這種嘗試又正好契合了企業的需求，“天信”做過初步崗前培訓的員工，寧波的一些服裝紡織企業很需要。企業遇到急需用工的旺季，馬上向“天信”下達招人訂單。“天信”則借助總工會的資源，利用工會之間的城際聯盟，向外地招收工人。工人與“天信”簽訂勞動合同後，派遣到企業。在淡季，企業還可以把工人退還“天信”，由“天信”給他們重新安排工作。

    “工會有著龐大的組織網絡，可以成為一個信息載體。”成都市“城際間工會維權聯動課題組”主筆人張國成教授稱，民工有組織的輸送，可以逐步糾正以前的無序流動。

    現任寧波市總工會直屬基層工作委員會主任的勞建蘭，將這一方式稱為農民工的“定單式輸出”。在某種程度上，“天信”被比作“勞動力的水池”，讓民工勞力也能在其間自由流動，不斷補充，有效地彌補了勞動力市場的空缺。

    城際維權的市場化路徑 

    農民工在轉移過程中的工資收入、安全生産，都得到了切實的保障，異地維權的成本也被節省了下來。一些寧波企業有深切感受的，是勞資糾紛減少了。

    “在浙江的感覺，比回家還要溫暖。”今年初，這些民工作為農民工代表參加了“新寧波人春節團拜會”，寧波市領導親自向他們敬酒。

    張雲福在長豐熱電有限公司的工友當中，有幾十名是“天信”派出的“勞務工”。廠方只負責對他們的日常考核，一旦發生勞資問題，“天信”當仁不讓地作為民工代表出面與廠方溝通。

    以前，寧波市總工會直屬工會曾組建過勞務工聯合工會，但是很多企業本身沒有工會組織，即使有工會的，也因為分散在各個企業裏，沒法統一開展活動。後來他們想到，不如建立一個統一的平臺。

    寧波總工會更想實現的，是為城際間維權的聯動搭建一種支撐。這一點的努力，他們更希望能在李仕清、張雲福這批四川民工身上獲得驗證。在日前成都舉行的研討會上，寧波的做法引起了許多專家學者的關注。民工從輸出地到輸入地勞動關係的建立、履行、終止都納入工會的關懷之中。

    “我們的口號是，先成為工會會員，再成為企業職工。”寧波市總工會負責人説。輸出地工會先將尚未正式簽訂勞動合同的民工吸收為工會會員，按輸入地總工會提供的協議就業崗位組織培訓，繼而定向有序輸出。

    據了解，早在2004年1月，成都就與石家莊、溫州、福州三地的總工會簽訂了協議，實現在全國首次跨地區的工會維權聯動。一直以來，民工維權的呼聲很強烈，而真正像寧波市總工會這樣，組建一家勞務公司，並依託其介入協調勞動關係的做法並不多見。到目前，“天信”已為民工追討工資和加班工資3萬多元，進行法律援助的案例11例。

    聯動網絡中的工會，每年不定期舉行會議，對重大侵權案件“集體會診”或“邀請會診”。“概念上的城際間工會維權聯動，已經現出雛形”，成都市相當肯定寧波的做法。

    與李仕清同在銀億物業當保安的文仕清去年遭到搶劫，又被打傷。市裏不僅為他解決了醫療費用，還申請了法律援助，提起民事訴訟。得知來寧波之前，四川方面曾給這些民工購買了每人2萬元的意外傷害險，工會馬上積極準備證明材料，與成都方面協作，為文仕清爭取到了賠款。

    農民工在轉移過程中的工資收入、安全生産，得到了切實保障。西南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章群説，對於輸出地和輸入地工會來説，他們有著共同的組織管理體系和組織理念，異地維權的成本被節省了下來。

    楊翠菊證實，對於農民工的服務，“天信”全部實行免費。公司的利潤來源，主要是向用人企業收取的服務費。

    在成都介紹經驗的時候，有專家提出這樣的設想，輸出地工會也成立相應的勞務公司，雙方均由有獨立法人資格的經濟實體來操作。簽訂了城際維權聯動協議的工會組織，對按照這一機制輸出的農民工，全部免費介紹，對企業則適當收費，費用進行分成，使得兩地達到雙贏。

    大家的共識是，要把民工組織輸出的事情做下去，用市場的行為來解決問題，是一種有益的嘗試。（記者 蔣蘊 張品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