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４月４日電(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宋振遠 陳曄華 熊潤頻)“生活上缺人照應、行為上缺人管教、學習上缺人輔導”，河北省張北縣一位“留守兒童”在作文中寫道，“上小學是奶奶撫養，上初中是姨家撫養，只有到銀行領取父母寄來的學費、生活費時，才能感到父母的存在。”

    農業部“留守兒童”課題組負責人説，近年來，隨務工父母進城的“流動兒童”問題，已引起政府重視。但近千萬農村“留守兒童”普遍處於“三缺”狀態，由此帶來的心理衝突以及一系列社會問題，同樣需要全社會關注。

    四大問題困擾“留守兒童”

    目前全國流動人口超過１．３億人，因為城市生活成本高等原因，大部分進城農民工讓其子女留守農村。有關部門的統計顯示，全國１６歲以下“留守兒童”已有１０００萬人。

    在北京海淀區金五星建材市場，一位安徽農民工講述了留守女兒成為“小霸王花”的遭遇：“我們夫妻在京打工８年，留下３歲的喜兒在老家由奶奶撫養。因為覺得虧欠孩子，凡事都寵著她，結果孩子經常打架，老師批評她，她不僅罵老師，還向老師吐口水！老師去家訪，心疼孩子的奶奶竟勸老師多遷就喜兒，老師生氣地走了。我們真悔啊，打工本來是為給孩子提供好的教育條件，沒想到反而誤了孩子！”

    在北京朝陽區打工的四川農民講述了一個悲劇故事。他説：“有個老鄉在北京西壩河賣菜，他的兩個孩子都留給爺爺、奶奶帶。兩個老人為兩個兒子帶了５個孩子，根本照看不過來。去年夏天，一個６歲的孫子跑到河邊玩水，掉到河裏淹死了。奶奶覺得對不起兒孫，也跳河自殺了。”

    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留守兒童”課題組負責人呂紹青説，近年來我們在北京、河北等地調查了１５０個“留守兒童”個案，發現這一群體普遍存在四大問題：一是日常生活質量下降，家務負擔加重；二是學業隱憂增多；三是性格孤僻、自閉、自卑者多，有的甚至違法犯罪；四是安全隱憂增加，傷亡事故時有發生。

    課題組曾在河北訪談過一位６０歲的老人，自半年前老伴因病去世後，老人既難過又孤獨，他經常把正在讀小學五年級的孫子留在家做伴。當訪談人員提醒老人不能耽誤孫子上學時，回答竟是：“咱莊稼人有幾個能讀出來的！我就不識幾個字，孩子他爸也就讀到小學，可他挺能掙錢，我老伴治病的錢一大半是他出的。”

    “一個母親，能勝過１００個教師；一個父親，能勝過１００個校長。”這是國際基礎教育界的一句名言。有關專家大聲疾呼，決不能讓農民工群體出現“富了一代人，垮了下一代”的現象。

    “留守兒童”問題挑戰農村義務教育

    在不久前農業部召開的“留守兒童”問題研討會上，來自河北省張北縣白廟灘小學的教師蔡淑芳對記者説：因為父母關愛的缺失，“留守兒童”的宣泄方式呈兩極分化，有的孩子是“窮人的孩子早當家”，自律性強。但更多的孩子容易養成抽煙、喝酒、泡網吧等不良習氣，對農村義務教育提出了新挑戰。

    一些農村學校反映，部分“留守兒童”完不成義務教育即輟學。特別從初二開始，“流動兒童”身份的學生就大量流失。一位農村教師坦言：“由於學校自身財力和人力所限，我們與逃學或輟學孩子的打工父母聯絡形成空當。”

    與此同時，“留守兒童”升入高中的比例下降。農業部課題組在河北一所農村學校調研時發現，該校有２４３名學生參加初中畢業考試，其中參加升高中考試的為７６人，只有４人被錄取，沒有一個是“留守兒童”。

    一些學校還反映，“留守兒童”中留級生比例不斷增加。在北京西城區搞家庭裝修的一位江蘇籍農民工説，造成這種現象有兩個原因，一是部分農民工子女在城市就讀的不是公辦學校，而是打工子弟學校，成績差，回流家鄉後跟不上本地學習進度，只能變成留級生。二是北京的教材和學制與家鄉不統一，造成孩子回家後只能留級。

    河北省張北縣教育局幹部張恩説，進城務工的農民大多文化水平相對較高，但他們留在農村的孩子，卻因為父母監護的缺失等原因，其受教育水平大打折扣。

    山東臨沂市教育局局長盧立海認為，“流動兒童”問題折射農村教育管理體制已落後於社會需求。這就需要地方教育部門探索建立“留守兒童”監測制度，培訓專業教師隊伍。有關專家建議，農村學校應儘快作出適應性調整，一是要建立“留守兒童”學生檔案；二是開設生活指導課，增加人格教育、性格教育內容；三是放寬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寄宿條件，使寄宿學校變成更多“留守兒童”暫時的“家”。

    讓“三缺”孩子早日結束“留守”生活

    當“留守兒童”生活、學習和心理健康成為社會問題，安徽省涇縣退休幹部王直勇敢地站出來，２００２年，他個人組建了“留守兒童助教中心”，讓附近５個鄉鎮４２８名“留守兒童”找回了“缺失的愛”。

    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員王開玉説，安徽“留守兒童”達２５０萬人，僅涇縣就超過１萬名。在政府力量不足的情況下，充分發揮社會力量的作用，培育社工和志願者隊伍，是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的一條有效途徑。

    在教育部組織的一次“留守兒童”問題座談會上，一些學者提出，農村“留守兒童”是一個社會問題，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建立制度化的系統解決辦法。與會專家建議政府成立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的組織協調機構，整合政府部門、社會組織和民間力量等各種資源。

    農業部相關課題組認為，“留守兒童”問題表現在農村，但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的關鍵還在城市。呂紹青説，從長遠看，如同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是減少農民一樣，解決“留守兒童”的根本目標也是結束留守。為此，改善流動農民在城市的就業環境和生活環境，特別改善流動兒童在城市學校就學的社會政策環境，是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的治本之策。

    目前，國家對農民進城務工的政策越來越寬鬆，國務院已明確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兩為主”政策，即“以流入地政府管理為主、以全日制公辦學校為主”。但農業部課題組調查表明，許多城市學校在政策落實過程中明顯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問題，一些公辦學校表面上門檻降低了，但暗中收取高額贊助費、借讀費仍是“公開的秘密”。如果不繳，校方就會以招生滿員等藉口，將農民工子女拒之門外。

    北京行知學校校長黃鶴等專家認為，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當務之急是監督落實有關政策，同時改革與戶籍制度挂鉤的高考制度。長效措施則是儘快打破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只有這樣，身陷“三缺”困境的孩子，才能早日結束遠離父母的“留守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