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９月１０日電（記者董峻、王希）貧困，往往意味著饑餓、疾病……是對人類發展的挑戰。
為驅走窮魔，中國人民進行了６０年艱苦卓絕的努力，成功解決了數億人口的溫飽問題，實現了民族團結、政治穩定、邊疆鞏固和社會和諧，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奇跡。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制度變遷推動中國告別絕對貧困噩夢
１９４９年之前，災難深重的中國大地上到處是饑饉、疾病和貧困。
沒有人民的富裕，就沒有國家的昌盛。共和國的開創者將解決溫飽視為政府和人民同心協力開展和平建設的重要一環。到上世紀７０年代末，國家用於救濟貧困的資金多達４００億元，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貧困的大規模緩解。
但由於計劃經濟體制的低效率以及“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失誤，直到１９７８年，全國近三分之一的農村人口仍處在貧困境地。
就在這一年，中國開始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歷史進程，其中農村改革的成功，對中國大規模持續減貧發揮了重要作用。
上世紀８０年代中期，國家在家庭承包經營的基礎上，通過鼓勵鄉鎮企業發展、農業産業化經營、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等形式，將這一基本制度不斷充實完善。
２００３年，農村經營制度的又一重大突破－——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正式啟動，農地制度的創新和完善從根本上斬斷了中國農民千百年來因無地而産生的貧困根源。
世紀之交，中國向世界宣佈：扶貧攻堅目標基本實現，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基本解決。
對於中國成為最早實現千年發展目標減貧目標的發展中國家，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曾這樣盛讚：“如果沒有中國的進步，整個世界在減貧方面從總體上説是倒退了。”
農村溫飽問題基本解決：扶貧進入以“造血”取代救濟新時代
“苦甲天下”的寧夏西海固地區，昔日生態環境惡劣，曾被世界糧食計劃署列為最不適宜人類生存的地區之一。
１９８２年起，作為全國首批農業區域性扶貧開發建設重點項目，國家每年撥出２億元，用於支持包括西海固地區在內的“三西”農業建設，之後又實行“以工代賑”改善生産條件。
從單一糧食生産到發展多种經營，從“靠天吃飯”到興辦鄉鎮企業，西海固天翻地覆的變化是改革開放後中國農村變化的縮影。這一時期貧困在中國版圖上不斷退縮，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從１９７８年的２．５億下降到１９８５年的１．２５億，平均每年減少１７８６萬人。
１９８６年，專門負責扶貧工作的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成立。在明確開髮式扶貧方針、安排專項資金、制定專門政策、確定國家重點扶持貧困縣、出臺“對口幫扶”等重大措施的基礎上，國務院先後制定並實施了《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這是我國歷史上首次把扶貧開發列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中長期規劃。
一項與千百年來單純救濟迥然不同的造血扶貧工程就此拉開序幕，一條以“政府主導、社會參與、自力更生、開發扶貧、全面發展”為特徵的中國式扶貧道路逐漸清晰：
——１９８６年至２００７年，中央共投入財政扶貧資金（含以工代賑）近１５００億元，並通過財政貼息調動了近２０００億元貸款投入。
——組織東部發達地區省市對口幫扶西部１１個貧困省份，組織２７２個中央黨政機關和大型國有企業定點幫扶４８１個重點縣。
——繼實行“四取消四補貼”等農業支持政策後，２００７年在農村實行９年免費義務教育，建立了新型合作醫療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實施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等區域協調戰略，促進地區間的産業分工格局，為貧困人口發展提供廣闊空間。截至2008年，我國貧困人口減少到1500萬以下，佔農村總人口比重降至1.6%。
“溫飽線”淡出舞臺：消除貧困的新政策框架逐步建立
１９８６年以來，我國確定的貧困線有兩條：一是人均年收入７８６元以下、需解決溫飽的絕對貧困人口；二是人均年收入在７８６元至１０６７元之間的低收入人口。２００９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了我國將對農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實施扶貧政策，使“溫飽線”和“低收入線”兩線合一。
“扶貧標準的提高，使扶貧開發的首要任務不再僅限于解決絕對貧困人口的溫飽，而是儘快穩定解決扶貧對象溫飽並實現脫貧致富。”國務院扶貧辦主任范小建表示。
這意味著我國完整的扶貧戰略將由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貧開發政策兩個部分組成，我國的扶貧事業從此進入開發扶貧與救助扶貧兩輪驅動的新階段。
按照新的扶貧標準，扶貧對象規模擴大至４００７萬人。這相當於一個中等規模國家的總人口數。同時，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進程加快，農村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治理方式發生了深刻變化，新舊因素交織在一起，扶貧開發工作面臨嚴峻挑戰。
為此，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到２０２０年“絕對貧困現象基本消除”的奮鬥目標。今後我國將完善國家扶貧戰略和政策體系，堅持開髮式扶貧方針，實現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貧開發政策有效銜接，以促進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消除貧困，曾經是人類共同的難題。如今，新中國已經在世界面前交出了一份令人滿意的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