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９月２２日電（記者 李詩佳、熊爭艷、廖雷）美國東部時間２２日，世界目光聚焦美國紐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即將在聯合國的講壇上，全面闡述構建和諧世界的最新主張。

    然而，６０年前的今天，在共和國的年輕生命即將誕生前夕，面臨的卻是冷戰鑄成的國家間壁壘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的封鎖……中國以創始會員國的身份重返聯合國還在２２年之後。

    從“一邊倒”到“建設和諧世界”，中國不斷調整外交戰略，服務於國家發展大局。巨變中，中國外交始終堅定奉行這樣的信念：獨立自主，和平發展。

    調整和適應——中國逐漸成為國際舞臺上一支公認的獨立力量

    “蘇聯和中國永久是兄弟，這兩大民族永遠團結……”這首傳唱至今的《北京－莫斯科》，是一位蘇聯飛行員６０年前為迎接新中國領袖毛澤東訪蘇創作的。

    １９４９年年底，新中國領袖毛澤東首次出訪的目的地就是莫斯科。與他同時抵達的還有兩車皮禮物——一車江西蜜橘和一車山東大蔥。

    這是當時中蘇特殊兄弟關係的生動寫照，更是新中國成立初期“一邊倒”外交格局的具體體現。

    “一邊倒”、“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是毛澤東為鞏固新生政權、爭取有利國際環境而提出的三條方針，構成了新中國外交政策的框架。新中國不僅同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迅速建交，還與埃及等民族獨立國家，及瑞典、挪威等資本主義國家建交。

    從起步之時起，中國就主動提出自己對國際關係的主張。１９５４年，周恩來訪問印度和緬甸時，正式提出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次年的亞非會議上，這一原則得到與會各國廣泛認可。

    中國開始以嶄新形象出現在國際舞臺。１９５４年，中國與蘇聯、美國、英國、法國一道，參加了日內瓦會議，這是新中國首次參加政府間多邊國際外交會議。

    ２０世紀５０年代後期，面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都與中國對抗的不利局面，中國提出“兩個中間地帶”思想。中國一方面支持亞非拉等國家的反帝反殖民主義，同非洲很多國家加強政治經濟合作；另一方面積極發展同西歐和日本的關係。１９６４年，中國與法國建交，從而打開了中國與西方大國關係的一個缺口。

    這一時期，中國的國際影響不斷擴大，有２２個亞非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訪華，並迎來一個建交高潮，到１９６９年同中國建交的國家已達５０個。

    時間進入７０年代，世界冷戰正酣，國際關係進一步分化組合。這期間影響國際格局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中美從敵對到緩和乃至最終建交。

    １９７２年２月，尼克松訪華的一週，被歷史學家稱為“改變世界的一週”。中美簽署《上海公報》，中美關係正常化正式啟動。

    在尼克松訪華的帶動下，西方國家紛紛與中國建交，先是中英關係由代辦級升格為大使級，而後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中國還與荷蘭、希臘、聯邦德國、澳大利亞等建交。１９７２年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同外國建交最多的一年。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５日，第２６屆聯大通過２７５８號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

    １９７４年４月，時任副總理的鄧小平出席聯大特別會議，闡述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很大程度上團結了亞、非、拉的發展中國家，得到第三世界國家的熱烈支持。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認為，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中國外交格局經歷了“一邊倒”、“反兩霸”和“一條線”三階段。中國正是以這樣的方式在美蘇對立的兩極世界中逐漸成為國際舞臺上一支公認的獨立力量。

    開放與合作——以合作為基礎的新思維應對過時的冷戰思維

    １９７９年２月，鄧小平訪問美國，這是新中國領導人首次訪美。當他在休斯敦的小鎮競技場欣然接受一名女騎手送上來的一頂牛仔帽，並向觀眾揮舞致意時，中國向世界亮出了自己的新形象——開放、合作。

    事實上，此前剛閉幕的中國共産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規劃藍圖。

    “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兩個口號，一個是改革，一個是開放。改革是對內而言，開放是説要和國際接軌，對外開放。這是最重要的一個變化。”前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前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楊成緒大使回顧道。

    中國領導人高瞻遠矚地看到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潮流，中國外交也實現了“兩個重要轉變”：改變了原來認為戰爭危險很迫近的看法，改變了“一條線”戰略。以１９８２年９月召開的中共１２大為標誌，中國外交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進行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戰略調整。

    中國外交以大國關係為突破口，先後同美國和蘇聯建交或實現關係正常化。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中美正式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１０年後，戈爾巴喬夫訪華，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與大國關係的改善，不僅為中國的改革開放營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也為世界和平與穩定作出了積極貢獻。

    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面臨冷戰結束、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等複雜多變的國際局勢，按照鄧小平提出的“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方針，中國成功度過國際體系轉型衝擊的危機，鞏固了國家穩定和安全，贏得了發展機遇。

    “在我擔任外長１０年期間，中國外交所經歷的最艱難的時期，莫過於上世紀８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初的那段時間。”錢其琛在其回憶錄《外交十記》中感慨地寫道。

    在新的國際形勢下，中國外交在繼續發展與周邊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關係的同時，中國更積極地在多邊舞臺廣交“新朋友”，不僅融入國際社會，而且在其中發揮了建設性作用。

    “在９０年代，中國沉著應對冷戰後國際力量對比嚴重失衡的形勢，提出以合作為基礎的新思維應對過時的冷戰思維。”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楊潔勉説。

    亞太經合作組織、“上海５國”、亞歐會議、“入關”、中國－東盟自貿區……一個個新鮮詞彙不斷躍入中國百姓的視野。在多邊舞臺上，中國以活躍的姿態展現自己的開放與合作。

    香港和澳門的先後回歸，標誌著中國人民在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道路上邁出了重大步伐；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力挽狂瀾的表現，更讓世界看到一個負責任的大國風範。

    “車無轅不行，人無信則不立。”世紀之交，中國正以“負責任大國”的嶄新形象邁向新千年。

    互動和促和——提出中國對世界發展前途的構想和主張

    “老師們犯了大錯。”到訪亞洲的任何人都會意識到，西方在金融和經濟方面已經名聲掃地，而中國正聲名鵲起。——《金融時報》這樣評價中國一年來應對金融危機的表現。

    新世紀一開始，大國、周邊、發展中國家……一幅更多中國元素、更廣合作維度、更深互動與融合的壯麗圖景開始浮現，中國逐步成為國際體系的重要參與者、維護者和建設者。

    中美關係從“競爭者”到“利益攸關方”，中日從“破冰”、“融冰”、“迎春”、到“暖春”，中歐關係“處在歷史上最活躍、最富有成果的時期”，中俄戰略協作關係“正處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最長陸地邊界——中俄邊界走向全部確定。

    中國這個世界上鄰國最多的東方大國真正實現了“與鄰為善、以鄰為伴”：中國已經與其１４個鄰邦中的１２個簽訂了邊界協定或條約，２．２萬多公里的陸地邊界已有９０％以上得到劃界。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２０１０年將全面建成。

    中國成功舉辦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的對非８項承諾正在落實。中阿合作論壇成立，中國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務實合作不斷推進。

    中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廣度融入世界。中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化解危機，派出了中東、蘇丹、朝鮮半島問題、氣候變化問題等特使，設置邊界與海洋事務司、領事保護中心，直接服務於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經濟外交、公共外交、民間交往等領域外交的內涵不斷延伸，煥發出新的生命力。

    中國前駐法國大使吳建民説：“中國外交已經由小外交走向大外交，由小合作走向大合作，由小舞臺走向大舞臺。”

    在這一時期，中國開始嘗試著在國際體系轉型的過程中，提出具有深厚中國文化背景的理念、觀念和發展模式。２００５年９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聯合國成立６０週年首腦會議上提出建設和諧世界的理念。

    楊潔勉説：“和諧世界理念強調國與國之間的和平、人與人之間的和睦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闡明了中國對世界發展前途的構想和主張，為國際規範的發展注入了更多的中國元素。”

    回首６０年來，與中國的建交國從１８個發展到１７１個。中國共參加了１３０個多個政府間國際組織，締結了３００多項多邊條約，累計派出參加聯合國維和官兵１．２７萬多人次。

    “新中國幾代領導人的外交決策順應歷史潮流和民心民意，把握國家核心利益的底線，堅持長遠的國家利益，使中國總能抓住時機，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為經濟建設服務，同時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也日益提升。”外交學院國際問題專家周啟朋説。

    當今世界正處在大變革大調整之中，而中國發展正處於戰略機遇期。中國領導人已經清醒地看到了這一點，並未雨綢繆，為未來的中國形象勾畫出藍圖——政治上更有影響力，經濟上更有競爭力，形象上更有親和力，道義上更有感召力。

    正如胡錦濤主席在十七大報告中所指出，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繁榮穩定也離不開中國。中國人民將繼續同各國人民一道，為實現人類的美好理想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