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７月９日電（新華社記者何宗渝、王希）６月２９日１０時０３分，在遨遊太空３０３小時１６分鐘後，神舟九號安全降落在內蒙古四子王旗主著陸場，標誌著我國成為第三個獨立掌握空間交會對接技術的國家；

    ６月２７日，“蛟龍”號載人潛水器成功下潛至７０６２米深海，創造了世界同類型載人潛水器下潛新紀錄……

    航天科技、航天科工、中船重工、中國電科……在這些重大科技項目的背後，無不鐫刻著國有企業的深刻印記。

    “在抗震救災的一線，在航天航空的一線，在自主創新的一線，在‘走出去’的一線，在高風險、低回報的一線，都能看到國有企業的身影。”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説。

    人們依稀記得，在１９９８年國有企業最困難的時期，全國三分之二以上的國有企業處於虧損狀態。國企難，改革更難，“改革脫困”成為２０世紀末最為沉重的經濟話題之一。

    在經歷艱苦卓絕的“改革脫困”後，黨的十六大決定啟動國有資産監管體制改革，為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和活力。

    從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１１年，國有企業以營業收入年均增長１７．６％、利潤年均增長２２％和稅金年均增長１７．９％的穩定高速發展，為支撐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據統計，２０１１年全國國有企業營業收入達到３６７８５５億元、實現利潤２２５５６．８億元、上繳稅收２９９３４億元；從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１０年，全國國有企業資産總額、營業收入和實現利潤分別增長了３．８倍、３．８倍和７．２倍，國有資産保值增值率和平均資産收益率分別提高了３．８個百分點和４．１個百分點。

    事非經過不知難。瀋陽化工集團總經理王大壯對“改革脫困”時期的一幕幕仍難以忘懷：“一個個知名企業陸續倒閉破産，數以萬計的職工下崗，不時還有人上訪、堵馬路……下崗讓他們很難接受，但如果不改革，企業只會越陷越深，就是死路一條。”

    “我們通過國有中小企業改革把國有經濟集中到了大企業層面，通過政策性關閉破産淘汰了國有大企業中的５０００多家劣勢企業，剩下的都是好企業；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們通過管理體制改革優化了這些好企業的外部管理體系，而且不同程度地解決了其內部機制問題和歷史遺留問題，所以國有企業經營效益的改善是必然的。”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邵寧説。

    “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我國經濟率先企穩回升，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有經濟帶頭響應中央宏觀調控政策，為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提供強有力物質支撐的同時，在保障市場供應、穩定物價、抗擊嚴重自然災害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劉瑞説。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王晉斌表示，和國企比起來，民營企業相對小而零散。如果説國有企業承擔的是關鍵領域和重點行業的重擔，那麼民營企業發揮的最大作用就是提供就業崗位和滿足人民生活的多樣化需求。

    “但這並不是説國企和民企之間沒有競爭，兩者之間的競爭還非常激烈。”邵寧説，比如紡織行業中的華誠集團雖然是中央企業，但因為競爭不過民企最終不得不整體破産。“但這樣的競爭是積極的，有利於國企民企共同發展和産業長遠發展。”

    恰恰食品股份公司副總裁李振武告訴記者，２００１年企業成立時，每天生産７００箱炒貨，現在每天産量達到了１０萬箱，銷售收入也從最初的１．３億元增長到２０１１年的２７億元，帶動了幾十萬人就業。“很多民營企業都像我們一樣，在小行業裏幹出了一番大事業。”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認為，國有經濟從“大而全”向“強而精”發展，在關乎國計民生的基礎性、戰略産業做強、做精，充分發揮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集中資源發展戰略産業的優勢；通過在不同行業的産業鏈中與非國有經濟形成良性的互動，實現了在競爭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贏。

    在外資企業發展方面，從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１１年，我國共計批准設立外商投資企業３１．４萬家，實際使用外資金額７１９２．２億美元。２０１１年與２００３年相比，實際利用外資增長了１１６.８％。截至２０１１年底，中國累計設立外商投資企業超過７３.８萬家，實際利用外資１.２萬億美元，已２０年居發展中國家首位。

    目前，外商在華設立的地區總部、研發中心等功能性機構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其中外資研發中心已達１６００多家，從事先進技術研究的近５０％，６０％以上的研發中心將全球市場作為其主要服務目標。

    阿爾卡特·朗訊執行副總裁辛睿傑説，近年來中國的市場環境和法治環境在不斷完善，中國巨大的內需潛力和廣闊的市場空間將是對外資企業巨大的“誘惑”。“我們將一如既往發展在華業務。”